由张健雄著的《情感风景线》是一本由14篇文章组成的随笔集。主要内容是中国与西方情感文化的比较，涉及恋爱、婚俗、离异、跨文化婚姻、同性恋、政治联姻、近亲婚姻、涉婚语境、躶体风俗等话题。作者曾在广西右江河谷农村插队，后来又作为访问学者在欧美十来个国家工作过，对中西方社会风俗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个人在农村和国外的经历和见闻也作为基本素材出现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些文章的素材取自于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故事。

由张健雄著的《情感风景线》用类小说体随笔向您展示东西方的情感文化。书中的故事有的是作者身边发生的事情，有的是作者身边人的身边发生的事情，还有的是从历史中提炼出来的故事；有青年人的情感故事，有中年人的情感故事；有知识族群的情感故事，也有插队青年的情感故事，也有同性恋族的情感故事，使您感受到东西方情感文化的共性和差异。

嫁妆与聘礼

青春的迷惘

幽怨水库情

大自然的召唤

同志情绵绵

蓝血孽缘

贵族的荣誉

婚生还是私生

承诺的分量

屋檐下的鸿沟

情殇异乡

内战与内乱

黑斗篷的故事

后记

我见识过不少教堂婚礼，不仅在电影小说中也在现实生活中。那神圣、隆重而又华丽的场景是每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孩所渴望的，也是每一对新娘父母所期盼的。婚纱、鲜花、伴娘、伴郎、纱童、悠扬的音乐、欢乐的笑靥、盛装的来宾等，都将长久地留在新娘新郎以及家人的记忆中。新人在上帝面前的铿锵誓言一一无论富贵或贫困，健康或疾病，永远不离不弃一一尽管陈词滥调干篇一律，但在新人和来宾耳里永远悦耳动听。这一天，新娘的父亲尤其光鲜夺目。按照几百年的固定程式，他将挽着身穿洁白婚纱的女儿，踏着婚礼进行曲缓缓走到神父面前，在亲友和来宾的见证下，将女儿的手放在新郎手中。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父亲将抚养和保护女儿的责任正式移交给女婿。这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交接仪式，对独生女儿的父亲更是弥足珍贵。缺失这样一个隆重的宗教仪式，做父亲的约安怎么能不遗憾呢。

我琢磨他省却的是什么样的麻烦。我猜想，最可能的是因宗教原因产生的纠结。约安是荷兰加尔文教派中一个人数很少的支派的信徒。加尔文教派不仅与天主教幽怨极深，其内部的众多支派之间也沟壑纵横，老死不相往来。如果他们的澳大利亚女婿是一个天主教徒，勉强他们一方到另一方的教堂里举行婚礼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他们的女婿也是新教徒，到加尔文教派一个陌生的支派的教堂举行婚礼也会使他感到别扭。受阻于宗教鸿沟的恋人往往走世俗路线一一在市政厅登记结婚。

然而，约安的女儿和女婿连市政厅都没有去。他们走的是裸证路线。今天中国某些都市青年时兴无房无车的“物质裸婚”，而西方青年流行无登记无婚礼的“精神裸婚”。许多夫妻虽已人到中年子女成群，却从未踏过教堂红地毯或进过市政厅，一家人仍然过得安安稳稳甜甜蜜蜜。西方人时兴“精神裸婚”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为省却婚礼的繁重花销，有的是为了逃避过重的家庭赋税，有的是为各人的自由预留空间，也有的是对婚姻前景信心不足随时准备分道扬镳等等，不一而足。

教堂婚礼是西方人生活中划时代的事件。当新郎在教堂里从岳父大人手中接过了终生照料意中人的责任时，现场的亲友和来宾在掌声和祝贺之余会窃窃私语，打听新娘的嫁妆数额。前台温馨动人的亲情表演常常是后台艰难谈判的结果。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女人终身由男人抚养照顾。结婚前抚养的责任由父亲承担，结婚后这个责任转移到丈夫身上。女婿为老丈人抚养女儿，老丈人就必须给女婿一笔财产作为补偿。没有陪嫁将影响女儿的终身大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膝下的六位金枝玉叶中有五位终身未能出阁，竟然是因为老爹在情妇身上耗尽了钱财而无力支付她们的陪嫁所致。可见为女儿筹集陪嫁是丝毫不能马虎的事情。嫁妆的多寡取决于多种因素，诸如双方的家境对比以及双方对这桩婚姻的期望程度。嫁妆无论多寡，一个共识尽在不言中：嫁女的老丈人占了便宜，娶妻的女婿吃了亏。

东西方婚嫁观念迴隔霄壤。

中国式婚嫁中也有嫁妆这个构成要件。富贵人家的女儿出嫁，父母担心嫁出去的女儿会吃苦，赠与女儿一笔财产，甚至还带上陪嫁的丫鬟随身伺候。嫁妆还是女儿地位的支撑，嫁妆数额越大，女儿在婆家的地位就越高，就越不容易受欺负。然而，中国式婚嫁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构件，那就是“聘礼”。

聘礼也叫彩礼，是婚姻中的男方给予女方的一笔财产。男家的保媒到女家提亲，聘礼的数额便是谈判的核心议题。男家要压低这个数额，以降低娶亲的成本，因为这个成本可能吸走男方多年的积蓄，甚至使男家一贫如洗。女家总要抬高这个价码，他们的要求有着不可辩驳的理由：一个大活人送到你家，为你纺织耕作，为你操持家务，为你暖被伴眠，为你生儿育女，你总不能三瓜两枣就应付过去，养大一个女儿容易吗!顺着这个逻辑推进，中式婚嫁常常步入买卖婚姻的歧途。有儿有女的贫困家庭，可以采取置换策略，先把女儿嫁出去，再用女儿的聘礼为儿子娶媳妇。中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没有儿子的家庭，父母老无所依，嫁女的聘礼便具有养老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男方虽然舍了财，但最终还是赢家。

P4-5

我的上一本关于文化思考的随笔《当东方相遇西方一一感受文化的分量》 (社科出版社2011年6月，以下简称为《当东方》)主要聚焦于政治文化。那本书的副标题是在我的坚持下保留的。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个副标题是个败笔，它使书店和读者都误认为那本书是一部理论书籍，北京某大书店甚至把它归入哲学类栏目，不仅如此，还把那本书放置在哲学类书架的最底下一格。可能有人会认为那本书获得哲学类定位是一种殊荣，但这一处置却大大影响了该书的销路。据出版社说，那本书在京城的销售业绩十分惨淡，远不如外地某些城市。一位外地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的主流书店把这本书摆在书店推荐的新书台子上，因此销量很不错。我要感谢那位经理，他一定事先读过或者至少浏览过那本书，因此知道那本书是一部文化随笔而不是哲学理论，而且知道它很有可读性。这样的经理难能可贵。

《情感风景线》也是一本谈论文化的书，也是对中西方文化的思考和比较，但是这回的讨论话题不再是政治文化，而是情感文化。这本书与上一本书一样，力图避免干巴巴的说教，而把所要阐述的文化问题融入到现实生活或历史故事中，体现在活生生的人物身上。故事讲完，所要讨论的文化问题也就阐述完了，结论就印在读者的脑子里了。用实例图解理论的灵感来源于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雅科夫。别莱利曼的作品一一我少年时代最钟情的科普系列读物，其中包括《趣味物理学》《趣味数学》等。他把自然科学理论演绎成妙趣横生的故事，使得千百万青少年从此爱上了科学。自然科学尚能完成如此华丽的转身，人文科学就更应该能实现灿烂的羽化。

在上一本书里我提到文化的定义最早是英国人E。B。泰勒于1871年提出来的。他指出： “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

情感和性爱是人类具有的共同天性。人类的这个天性衍生出了婚姻制度，这一点普天之下的种族概莫能外。然而，东方人与西方人情感的释放和表达以及婚恋习俗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西方青年在青春期的冲动面前普遍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中国青年大多是克制和内敛的。又例如，西方的婚姻重嫁妆而轻聘礼，中国的婚姻重聘礼而轻嫁妆，等等。这一切差异都与各个民族特殊的文化传统相关。各个民族在进化过程产生了自己特殊的哲学观、价值观、神话故事和历史记忆。这些精神遗产培植出不同的信仰、伦理、法律及风俗，人类的情感文化由此变得五光十色、绚丽斑斓。

《情感风景线》由十几篇随笔组成。如果说《当东方》中引述的实例主要是中外历史故事的话， 《情感风景线》呈现的大多是当代的故事，其中许多是笔者身边发生的事件，希望它们更生动并更接地气。  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广西右江河谷生活了五年。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分别在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和美国生活过不同长度的时间。农村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远去，国外的生活又开拓了新的视野。两段特殊的经历使我获得了观察社会文化的不同角度。在国外体验着另一种生活，触摸着另一种文化时，右江河谷的场景和人物面孔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两种民俗辉映交错，凸现出深邃而各异的文化内涵。不把这种感受写下来告诉别人会留下遗憾。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原始的动因。

本书展现的情感话题包括中西方婚恋习俗、非婚生后代的命运、近亲联姻的后果、同性恋情感、感情破裂与离异、感情背弃的伦理思考。文章结构上采取用中西两段实例进行比较，沿袭了《当东方》的个性写法。应该注明的是，本书中并不是全部篇章的素材都来自于当代现实生活，例如《婚生还是私生》一篇中涉及的故事取自于有关的史实，也并不是所有的篇章都采取“中”与“西”对比的两段式结构，譬如《蓝血孽缘》谈的仅是欧洲的事， 《幽怨水库情》讲述的只是笔者在右江河谷目睹的一个故事。这个集子里甚至还有两篇与情感无关的文章《黑斗篷的故事》与《内战与内乱》。这两篇应该属于政治文化话题，我把它们放在这个集子里，希望稍稍冲淡一下这本书的“情感”成分，防止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希望这个安排能够得到理解。

笔者才疏学浅，谬误在所难免，乞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2015年12月6日

这本书里含有一些知青生活的片段。那些生活片段来自于那几年发生在我身边，以及我身边人身边的事情。士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在今天的网络语境中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因此在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时不能不写一个后记来阐述我触碰这个话题的心路历程。

我与其他许多的同龄人一样，文革期间在农村待了几年。在农村插队的岁月是一段非常艰苦的磨砺。早春三月赤脚站在冰冷的泥水中耕耘、插秧，酷暑的“三夏”每天忙至夜间11点才能回到小屋休息，小寐一会后，凌晨三点半又要起床生火做饭，天不亮就要回到田间继续劳作。从小屋走到田间的20分钟是一段梦幻般的历程。我们鱼贯地在月光中前行，因极度困顿而断断续续地做了几个梦，这种“走眠”状态居然没有妨碍我们见沟跨沟，见坎越坎。那个时代的农作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我们承受的体力负荷接近于生理极限，积肥和夏粮入仓的任务必须肩负120斤到150斤的重担，水库工地上的工作常常是在烈日下或暴雨中将8磅重锤挥动几百次。生活上的考验也是严峻的。一年中至少有9个月与荤腥无缘，自己栽种的蔬菜不能满足需求，不足部分只能从农民手中购买或接受他们的接济。

那几年最大的折磨还是心理上的。那是一种对前途感到的渺茫和悲观。因此，我们无时不刻不在期盼着返城，期盼着回到父母的身边。然而，今天当我回顾在农村的那几年，我却找不到一点沮丧悲怨的感觉。这可能是因为，那占据我迄今生命跨度十几分之一的几年对我的后半生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果没有那几年，我很可能至今还是一个“农盲”，对“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无所知。没有那几年，我会与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失之交臂，不了解他们的思想、品行和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没有那几年就没有后来的我，因为我将依然是一个养尊处优、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在困难面前畏首畏尾的城市小资。在农村几年的栉风沐雨叩石垦壤的锻炼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返城后的许多年里，我甚至常常在梦中回到那个绿水环绕竹林婆娑的村庄，我不仅怀念那个白云飘飘清风拂面的天地，甚至怀念那重担压肩汗流浃背的感觉。

长期以来我内心有一个冲动，要把那几年的经历写出来，作为对逝去的青春的一个纪念。由于文学不是我的长项，我的职业任务又占据了我的主要精力，此事也就一拖再拖，而许多知青出身的作家们捷足先登地做了这件事，如王小波、如张抗抗等。在他们的笔下，知识青年不仅忍受着物质的缺乏、灵与肉的折磨、遭受着基层干部的残酷迫害，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近年来，网上出现大量揭示上山下乡运动“真相”的文章，对知青的凄惨遭遇以及争取返城的艰巨过程进行了更多的披露，某些知青“青春无悔”的贸然发声也遭到了愤怒的抨击。一时间困惑笼罩着我的头脑。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他们那样的感觉?是我对苦难的感知麻木不仁，还是我对人性价值的认知还处于蒙昧状态?头脑中的这个问号使我在撰写这本书时踟蹰不前。我与作家韩少功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建议我坚守自己的感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被确认为一个错误的政策。它造成的“三不满意”一一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一一是这个政策最后被取缔并且纠正的原因。我对这个结论是高度认可的。但是，作为当事人应该如何看待我们曾经度过的那个岁月呢?我可以在不赞成它的同时保留对它的怀念吗?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中直至前两年举行的知青返乡大聚会。

那次返乡聚会是右江河谷我插队的那个公社的知青发起和筹备的，并得到县、乡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一一提供场地并为聚会所有的花费买单。那次聚会报名人数是200多人，但是聚会那天却来了400多人，原着他们。

那天的情景不是节日胜似节日。久别重逢的老知青们相互辨认着对方的容貌，然后激动地拥抱、拍打着对方的肩膀，倾诉着离别的思念。聚会的日程排得很紧凑。上午报到后便是茶话会，老知青们嗑着瓜子相继发言，回顾当年的经历，畅谈回访的感想。中午是聚餐，大家推杯换盏，促膝谈心，交换着工作和家庭的信息。酒足饭饱后的节目是回访过去插队的村庄，看望当年照顾过自己的乡亲。晚上，知青们再回到乡政府院子里，观看文艺表演。当年的公社文艺宣传队粉墨登场，老知青和老社员们再次同台表演《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片段，引起台下的观众热烈的怀旧共鸣。

当年的“上山下乡”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因此“悔”与“无悔”无从谈起，但是参加这次聚会的每一张笑脸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两个字——“无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的副产品。“文革”期间，生产停顿、经济凋敝，整个社会的进步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蹉跎岁月”并不只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独有的经历。“文革”结束后，当年的知青中走出了许多杰出的工程师、医生、作家、教授、学者、院士，甚至总理和国家主席。这说明，岁月的蹉跎也并不是“上山下乡”的必然结果。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谨向韩少功先生和俞杰女士致以衷心感谢，感谢韩先生在我写作中给予的鼓励和支持，感谢俞女士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的热心帮助。

作者

2006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