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季羡林所著的《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图文版)》的内容贯穿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此次再版会配上大约上百张图片，使此书有一番新的面貌。另配有季羡林的原文手迹《三进宫》，这一篇著名的散文是季先生92岁时所写，字迹极为工整清秀，可使读者最大程度地亲近大师。

作者季羡林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作者下生两个月零4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作者常常戏称自己是“清朝遗少”。到了作者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们仍然高居宝座之上。作者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作者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图文版)》收录了近百张照片，全景式展现了季羡林先生的一生。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代序）

一、朦胧的童年岁月

 我的童年

 回忆一师附小

 回忆新育小学

 小姐姐

 彭家四姑娘

 兔子

 红

 老人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

二、难忘的中学时光

 回忆正谊中学

 回忆北园山大附中

 回忆济南高中

 观剧

 遇上日本兵

三、勤奋的大学时代

 北大入学考试

 报考大学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受用终生的两门课

 清华园日记(摘编）

四、短暂的教学实践

 校长

 教员

 上课

 我同学生的关系

 我同校长的关系

 我的苦闷

 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滑稽剧

 天赐良机

五、漫长的留学生涯

 留学热

 天赐良机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满洲车上

 在哈尔滨

 过西伯利亚

 在赤都

 初抵柏林

 哥廷根

 道路终于找到了

 怀念母亲

 两年生活

 章用一家

 汉学研究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

 大轰炸

 在饥饿地狱中

 山中逸趣

 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

 我的老师们

 学习吐火罗文

 我的女房东

 反希特勒的人们

 伯恩克（Boehncke）家

 迈耶(Meyer)一家

 纳粹的末日——美国兵入城

 盟国

 优胜记略

 留在德国的中国人

 别哥廷根

 赴瑞士

 在弗里堡（Fribourg）

 同使馆的斗争

 从瑞士到法国马赛

 船上生活

 西贡二月

 从西贡到香港

 回到祖国的怀抱

六、坎坷的北大经历

 海外归来

 思想斗争

 终于找到了出路

 陷入会议的旋涡中

 批判的狂潮汹涌澎湃

 政治动动（1957——1965）

 我的学术研究

七、痛苦的“文革”记忆

 从社教运动谈起

 1966年6月4日

 对号入座

 快活半年

 自己跳出来

 抄家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千钧一发

 劳改的初级阶段

 大批斗

 太平庄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牛棚生活（一)

 牛棚生活（二)

 牛棚生活（三)

 牛棚转移

 半解放

 完全解放

 余思或反思

八、收获的二十年间

 1978——1993年

 我的学术总结

 我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

 我与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的研究

 我和佛教研究

 我和外国文学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我和北大

九、幸运的老年生活

 八十抒怀

 新年抒怀

 赋得永久的悔

 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

 我的妻子

 三个小女孩

 百年回眸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九十抒怀

 故乡行

 九三抒怀

 辞“国学大师”

 辞“学界（术）泰斗”

 辞“国宝”

 我的座右铭

 九十五岁初度

 笑着走

附录：季羡林年谱

跋：百岁老人的道德文章

后记：超越九五的岁月

1 我的童年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

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就是“朝廷”二字。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乡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肃然起敬。我当然更是如此。总之，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时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3人，最小的一个(大排行是第十一，我们把他叫一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还是被迫弃家(其实已经没了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惹得她大发雌威，两次派人到我老家官庄去调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诉那几个“革命”小将，说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

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了脚。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让我父亲回老家，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供我的父亲过日子。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蜷，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天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难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一些经历没有关系吗？我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子女，也颇不以为然。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花朵当然要爱护；但爱护要得法，否则无异于坑害子女。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学着认字，大概也总在4岁到6岁之间。我的老师是马景功先生。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也记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我那一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见过。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

虽然没有私塾，但是小伙伴是有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现在还活着，一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巴小(意思是哑巴的儿子)，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谁。我们3个天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浑身悬空，围绕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腊月，赤身露体，浇上凉水，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据说他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后来终于被捉杀掉。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竞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

我在故乡只待了6年，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

我6岁那年，是在春节前夕，公历可能已经是1917年，我离开父母，离开故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种地(如果我能活着的话)，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曾有几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呜呼，世事多变，人生易老，真叫作没有法子！

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非有亲身经历者，实难体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就苦咸菜。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人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大约就在同时，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师附小去念书。这个地方在旧城墙里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实际上“官”者“棺”也，整条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时五四运动大概已经起来了。校长是一师校长兼任，他是山东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在一个小学生眼里，他是一个大人物，轻易见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几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到济南高中去教书的时候，我们俩竞成了同事，他是历史教员。我执弟子礼甚恭，他则再三逊谢。我当时觉得，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P30-32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20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日，再有7年，21世纪就来临了。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可以说是与20世纪共始终了，因此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20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20世纪长达90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依赖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生下两个月零4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清朝遗少”。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们仍然高居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3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5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义”施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梁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擗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11个，有6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5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5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终于离开了家，当年我6岁。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绝不会大。我今天的路怎样呢？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概难言矣！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残影。

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我又惊又喜。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只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骡”字，我认识，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作人生！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决心既下，我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我把历年积攒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与我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儿一眼，刚准备出门跳墙逃走，大门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了。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呀！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3个崇拜对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所有这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认，我这几个崇拜对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于我衷心拥护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则另是一码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四人帮”垮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时间并不太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全国人民眼前，全国知识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讲述了解放后四十多年来的遭遇和感受。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里照出来的是运动，运动，运动；照出来的是我个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遭遇；照出来的是我个人由懵懂到清醒的过程；照出来的是全国人民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深渊岸边回头走向富庶的转机。

我在20世纪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过7年，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纪。我心里这一面镜子照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富于变化的，五花八门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见了阳关大道，也照见了独木小桥；它既照见了山重水复，也照见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证我这一面心镜绝对通明锃亮，但是我却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实际的。

我揣着这一面镜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20世纪呢？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的一生呢？呜呼，慨难言矣！慨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

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季羡林

1993年2月17日

2006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编辑、由我编选的季羡林先生散文集《我的人生感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前往301医院为季先生祝寿时，季先生正在翻看此书，大家都很高兴。不久，中青社冈宁先生又和我商议再编选一本季先生自述的自传，我欣然应允。季先生现在已近百岁高龄，正向“相期以茶”的方向努力。作为多年受惠于先生的我来说，仔细体味先生近百年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格外有感触，早想一吐为快，因此二者一拍即合。如果能在阅读这本传记时，有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涌动一种鼓励鞭策、积极向上的激情，当是我们大家最欣慰的。

季羡林先生，字希逋、齐奘，以名行，是中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印度语言文学专家和翻译家。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I临清市)官庄，家境贫寒。1917年6岁时被叔父季嗣诚接到济南生活读书，先后在新育小学、正谊中学就读。历史上的齐鲁大地，地灵人杰，巍峨泰山、至圣孔子，而季先生初生时的山东却是满目疮痍。他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感到：“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直到步入学生时代，才感觉到有“浓绿的境界”。1926年考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1929年转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受到胡也频、董秋芳等恩师的影响，思想坚定、学业精进。曾因“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超过95分，是全校唯一的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使他有了学习好的自豪与努力奋斗的自觉，为他以后励精图治、成为有用之才，从学业和心理上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193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有幸亲耳聆听了国学大师陈寅恪以及吴宓、朱光潜、朱自清、俞平伯、谢冰心、郑振铎诸位先生的教诲，为他日后道德文章的养成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涌泉。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一年后，考取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1935年夏至1945年10月，季先生远渡重洋，赴德国科学名城哥廷根求学。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学习条件很好，但是生活条件却极其艰苦，“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象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不仅如此，还“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但是这个“万里投荒第二人”还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四方，“狂喜不止”，因为他可以学到许多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其中包括主修梵文、巴利文等印度学课程，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还广泛涉猎了多种语言和文化，选修过希腊文、阿拉伯文，系统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印度俗语等印度古代语言，中亚近代语言吐火罗文，以及俄文、法文、德文、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和英文等，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打下了广泛的基础。这种学术传统的熏陶和学理学养的历练，为他日后成为资深学者竖起了一个高耸入云的学术天梯。

1946年深秋，留德10年归来，以博士学位论文《<大事>中迦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1941)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季羡林先生“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并在年仅35岁时“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积极述作，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真是“滴水之恩，报以涌泉”，果然，他不负众望，在印度古代语言，尤其是混合梵文佛典方面的研究成果，立刻引起印欧地区比较语言学界的轰动，获得有关学者的极高评价。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他用中文佛典中的文本与其他古代语言文字的文本相对照，为欧洲学者解读吐火罗语词汇含义的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和途径。在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方面，对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受到国际梵文学者以及印度文化界的高度好评；研究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对史诗的内容、版本、流传与演变等各方面的论述都具有国际水平。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季先生关于佛教语言问题的深入探讨，解决了原始佛教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匡正了一些西方学者的错误和牵强附会，达到了国际前沿的学术水平。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季先生从文学、典故、童话、寓言到蔗糖、造纸、蚕丝，想前人之所未想，发前人之所未发，将德国学术研究的“彻底性”与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之术”完美结合，不仅形成自己治学的两大特点，而且许多真知灼见都对后学研究者有启迪意义。其他如中西文化差异与共性研究，美学与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文学翻译以及散文与杂文创作等领域的建树也都令人惊叹不已。可以说真正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其实，季先生这个“杂家”是学有专长的大杂家。

纵观季羡林先生的研究领域，其广博、深奥在当今中外学术界几无人能比，但如果振叶寻根、观谰索源的话，不难发现季先生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化在不断地探索、深掘，淘出一个又一个宝物为世人所钦羡，那个匡家就是印度。无论是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与研究、印度历史文化研究、印度民族艺术研究、佛教典籍研究、吐火罗文研究、制糖法与蔗糖史研究、东方文化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等，季先生的研究成果和造诣都是一流的，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季先生紧紧围绕有关印度这一国度所展开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早已达到博大精深的程度，已绝非“杂家”所能到的高难水平，如果我们评论说季先生是国内外印度学的著名专家应该毫不过分，因为那既实事求是，又名副其实。  季先生在担任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之余，以过人的精力和毅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历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以及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以及十余个全国一级学会的会长、理事长等职。为中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佛教研究、中非关系史研究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季先生还主持了中国学术界著名的三大学术工程，即《东方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传世藏书》。《东方文化集成》包括10编500种书，涵括了东方古代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科研军事、宗教民俗、音乐建筑、绘画书法等诸多领域，是一部规模宏富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录、索引卷，共计1200册，现已出齐，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利用。《传世藏书》是一座系统完整的中国古籍书库，它精选了先秦至清末文化典籍1000种3万卷，三亿余字，编为123巨册。这三大学术工程的编纂出版完成是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难以逾越的丰碑，它确立了季先生出入古今、徜徉中外的学术大师地位。

季先生走过成材、成学者、成杂家、成专家、成大师的近百年的人生苦旅。这个经历本身是那么富于传奇色彩，是那么非同寻常，但又绝非个案，而具有普遍意义。这一切出于一个中国人的平凡普通、出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暴风骤雨。他的经历恰恰是许多中国现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出国留学“镀金”，归国教书“谋生”。是残酷的．社会现实成就了这些先知先觉者，使他们走上了博爱之路。正如季先生所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他有着“人生不满百，常怀天下忧”的思想，爱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和生活其中的人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大智大勇者的忧患意识。他以赢弱的身躯勇敢地承受住了那么沉重的负担，还要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于是他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为民请命、舍生取义。他常将李大钊录自宋人张载的名言铭记在心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是宁静致远者的宏志伟愿，激励着人们在平凡中追求伟大，他不愧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和典范。

季先生从一个农村贫穷的孩子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历程。大起大落的50年，他“二战”10年留德求学，“文革”10年牛棚受辱，开放30年发愤著述。大开大合的50年，他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始终引领着学者们顺应时代发展的文化潮流。时代成就了他个人的辉煌成就，他成就了20世纪的中国学术。面对厄运，他纵浪大化，不喜不惧；面对荣誉，他居功不傲，再接再厉。他怀着对世间万物充满爱心，对世界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态，走过了近百年的人生旅程，他还将以“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态走完茶寿余生。

掩卷《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激动，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渴望那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学术境界，追求那种“学贯中外、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向往那种“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淡泊，更仰慕那种“处变不惊、毁誉不动”的大气，我们永远是季先生这种学者风范的追随者，人格魅力的感动者。大师是难望其项背的，更是不可超越的，我们正倾听那未远的足音，加紧了前进的脚步……

孟昭毅

2008年初春于攻玉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