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默塞特·毛姆著的《人性的枷锁(上下)(精)》为《毛姆文集》之一，分上、下两册，通过叙述主人公菲利普从童年时代起的三十年生活经历，反映了一个青年的痛苦、迷惘、失望、挫折和探索，以及逐步摆脱种种枷锁，寻找生命意义，走向成熟，获得精神解放的历程。

《人性的枷锁(上下)(精)》是萨默塞特·毛姆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于一九一五年。用毛姆自己的话说，这“不是一部自传，而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事实与虚构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小说通过叙述主人公菲利普从童年时代起的三十年生活经历，反映了一个青年努力寻找生命的意义，逐步摆脱种种枷锁，获得心灵解放的过程，其中的种种痛苦、迷惘、失望、探索和感悟，一百年来引起全世界无数读者的共鸣。

正文

3

凯里太太在里面去世的那幢房子坐落在肯辛顿区一条沉寂而体面的大街上，位于诺丁山门和高街之间。马车一到那儿，埃玛就把菲利普领进客厅。他伯父正在给赠送花圈的亲友写信致谢。有个花圈送来的时候太迟了，没有赶上葬礼，这会儿仍装在门厅桌子上的纸板箱里。

“菲利普少爷来了。”埃玛说。

凯里先生慢悠悠地站起身来跟小孩握手，转念一想，又弯腰在孩子的脑门上亲了亲。凯里先生的个儿中等偏下，身体已有发胖的趋势。他头发留得很长，特地让它遮住光秃秃的头顶。他脸刮得光光的，相貌端正，可以想象，年轻的时候一定长得很好看。他的表链上挂着一个金质十字架。

“菲利普，从这会儿起，你就要跟我一起过日子了，”凯里先生说，“你愿不愿意?”

两年前，菲利普出水痘的时候，曾被送到这位教区牧师的宅子里住过一阵子；但如今他只回想起来那儿的一间顶楼和一个大花园，对他的伯父和伯母却没有什么印象。

“愿意。”

“你得把我和你的路易莎伯母看作自己的父母。”

孩子的嘴巴微微颤动了一下，脸唰地变红了，但是他没有说话。

“你亲爱的妈妈把你托付给我来照管。”

凯里先生不善于用言辞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一得到他弟媳病势垂危的消息，他马上动身前来伦敦。他一路上没想什么别的事，只琢磨着假如弟媳亡故，自己只得负起照管她儿子的责任，这样会给他的生活带来的纷扰。他年过五十，结婚已有三十年，妻子没生过一个子女；对家里出现这么一个可能吵吵闹闹、举止粗野的小男孩，他并没有一点儿快乐的期待心情。他对他的弟媳一向就没有多少好感。

“我明天就打算带你去黑马厩镇。”他说。

“埃玛也一起去吗?”

孩子把手伸进埃玛的手掌，埃玛把他的手紧紧握住。

“恐怕埃玛得离开你了。”凯里先生说。

“但是我要埃玛跟我一块儿去。”

菲利普开始哭起来，保姆也忍不住泪水直流。凯里先生无可奈何地望着他们。

“我看最好让我单独跟菲利普少爷待一会儿。”

“很好，先生。”

虽然菲利普紧紧地拉住她，但埃玛仍然温柔地让孩子把手松开。凯里先生把孩子抱到膝头上，用胳膊搂着他。

“别哭了，”凯里先生说，“你现在已经长大了，不该再用保姆了。我们得安排送你去上学。”

“我要埃玛跟我一块儿去。”孩子又说道。  “这样花费太多了，菲利普。你父亲并没有留下多少钱。不知道如今还剩下几个子儿。你对自己花费的每个便士都得好好考虑一下。”

凯里先生在前一天去拜访了家庭律师。菲利普的父亲是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他在医院担任的各种职务表明他在医疗界获得了相当稳固的地位。因此，当他突然死于败血病，大家看到他留给自己妻子的财产只有一笔人寿保险金，以及将他们在布鲁顿街的那幢房屋出租所能收到的租金时。都感到相当意外。那是六个月前的事；当时凯里太太已经身体虚弱，又发觉自己怀了孩子，于是一有人提出要租那幢房子，就毫无头脑地同意了。她把自己的家具存放起来，另外租了一幢备有家具陈设的房子，为期一年，花费的租金，照那位牧师看来，简直高得惊人。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在孩子出生前不遭受任何烦扰。可是她从来就不习惯管理钱财，无法节省支出，以适应变化的境况。本来为数不多的那点儿钱财，就被她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几乎都从她的指缝里漏掉了。因此现在，等到付清了所有的费用以后，只剩下两千英镑出头一点，在孩子能独立谋生之前，就得靠这笔款子来维持生活。要把所有这一切向菲利普解释清楚是不可能的，而这个孩子仍在呜呜地哭泣。

“你还是找埃玛去吧。”凯里先生说，他觉得埃玛比随便哪个人都更会安慰孩子。

菲利普一声不响地从大伯的膝盖上滑了下来，但凯里先生马上又把他拦住。

“我们明天就得起程，因为星期六我还要准备布道的讲稿。你得让埃玛今天就把行装收拾好。你可以带上所有的玩具，假如想要什么父母的遗物作为纪念，可以各拿一件。其余的东西都要卖掉。”

孩子悄悄地走出客厅。凯里先生素来不习惯书写工作，这时候充满怨气地又去写他的信。书桌的一头放着一沓账单，这些玩意儿使他满腔怒火。其中有一张显得特别荒唐。凯里太太刚合眼，埃玛立刻向花店订购了大批白花，放在死者的房间里。这完全是乱花钱。埃玛太自作主张了。即便家境宽裕，他也要把她辞退。

P9-11

这是一部篇幅很长的小说，而我所写的这篇序言想必会让它变得更加冗长，为此我深感惭愧。一本书的作者也许最不宜于给自己的作品撰写书评。在这方面，法国著名小说家罗歇·马丁·杜·加尔曾经讲过一个有关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富有教益的故事。普鲁斯特想让法国某家期刊发表一篇评介他那部伟大小说的重要文章；在他看来，谁也不能比他自己写得更出色，于是就在桌旁坐下，亲自动笔撰写。接着，他请自己的一个年轻朋友，也是一位文人，给这篇文章署名，然后交给期刊编辑。那个年轻人照他的要求做了。可是几天以后，期刊编辑派人把年轻人找去，对他说：“我实在无法接受你的文章。要是我刊载了一篇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如此草率、如此冷漠的评论，那他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的。”尽管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十分在意，也往往会对那些负面的评论充满怨气，但他们很少感到自满。他们清楚，这样一部花费了自己大量时间和心血的作品与他们最初的构想有多大的差距；每逢想到这一点，他们就很容易为自己没能完整地表达原来的构想而感到恼火，反而不大可能满足于那几段可以让他们带着怡然自得的目光审视的零星文字。他们力求完美浑成，却苦恼地发现自己并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对于这部作品本身，我什么都不打算说，我只想告诉读者，一部迄今为止(就小说的标准而言)已经算是寿命很长的小说，究竟是怎样写成的。如果读者对这一点不感兴趣，那我只好请他原谅。我最初动笔撰写这部小说是在我二十三岁那年，当时经过在圣托马斯医院连续五年的学习，取得了医学学位，我动身前往塞维利亚，决心靠写作谋生。当时的原稿如今依然存在，但自从我把打字稿校正过之后，就始终没有再看过一遍；无疑，那是一部很不成熟的作品。我把它寄给了费希尔·昂温，他曾出版过我的第一部作品(我还是一个医科学生的时候，写过一本名叫《兰贝斯的丽莎》的小说，取得过一点成功)，但我要求的几百英镑的稿酬遭到了他的拒绝，后来我又把稿子寄给其他几个出版商，结果无论我索取的稿酬多么低微，他们都不肯接受。这叫我感到心情沮丧，但现在我知道，当时我真算幸运；因为如果他们当中哪位表示接受的话(最初的书名叫《斯蒂芬·凯里的艺术家气质》)，我就会失去一个因为自己过于年轻而不能好好利用的主题。那会儿，我与自己描述的那些事件还没有拉开足够的距离，让我可以对它们充分加以利用，而且我也不具备自己最终创作此书时用来充实作品的种种经历。另外，我也不明白，写你熟悉的事物，要比写你不熟悉的事物来得容易。比如说，我让我的主人公去鲁昂(我只是偶然游览过这座城市)学习法语，而不是去海德堡(我自己就在那儿待过)学习德语。

遭到这样的挫折后，我把原稿收了起来。我写了另外几本小说，都得到了出版，接着我又写剧本。不久我成了一个十分成功的剧作家，决定把余生都奉献给戏剧艺术。可是我忽略了内心的一股力量，正是这股力量让我的决心完全落空了。那会儿，我心情愉快，诸事顺利，十分忙碌。头脑里充满了我想要写的剧本。我不知道究竟是成功没有给我带来原先期望的一切呢，抑或这是对成功的自然反应。总之我刚刚确定无疑地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脑海里就又老是充满了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回忆，萦绕不去。这些回忆咄咄逼人地不断出现在我的睡梦中，出现在我散步时，也出现在排演和宴会上，最终成了一个极大的精神负担，因此我认定，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摆脱这些回忆，那就是把它们都写到纸上。在经受了多年赶写剧本的紧张工作后，我渴望创作小说时的无拘无束。我知道我头脑中的这本书会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我不想受到打扰，因此没有接受剧院经理们急切地向我提供的合同，暂时退出了舞台。那一年我三十七岁。

在我成为职业作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怎样写作，并且接受了一项令人十分厌烦的训练，力图改进我的文风。但在我开始编写剧本后，就放弃了这样的努力。这次又动笔写作，我的目标已经完全不同。我不再追求光鲜华丽的文字和优美和谐的神韵，这些东西我以前耗费了大量精力，却徒劳无功，仍未获得。相反，我力求写得质朴而简明。我有那么多内容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述说，因而感到自己不能浪费笔墨，我打算只采用可以说明我的意思所需的文字。带着这种想法，我开始写作。我没有点缀修饰的余地。我在编写戏剧方面的经验教会了我简洁的价值。我持续不断地工作了两年。我不知道该给这本书取个什么名字，在大肆搜寻了一番后，我想到了“灰烬当中的美”，这句引自《以赛亚书》的短语①，在我看来十分贴切。但是我得知这个书名最近刚给别人用过，只好另行寻觅。最终我选定了斯宾诺莎②的《伦理学》中某一卷的标题，把我的小说叫做《人性的枷锁》。我有一种感觉，在我发现自己最初想到的那个书名不能使用时，我又一次交了好运。

《人性的枷锁》不是一部自传，而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事实与虚构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那些情感是我自己的，但叙述的事件并不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完全吻合。有些事件，并不是从我本人的生活中，而是从那些与我关系密切的人的生活中，被移用到我的主人公身上。这本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它发行问世时(世界正饱受可怕的战争的煎熬，大家都非常关心自身的苦难和恐惧，根本无暇顾及一个虚构人物的冒险经历)，我感到自己完全摆脱了原来曾经折磨我的那些痛苦和不愉快的回忆。这本书受到了不少好评。西奥多·德莱塞为《新共和》周刊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文章，他在谈论这部作品时富于才思，充满同情，这两点使得他写的所有文字都不同凡响。不过当时看来，这部书很可能会跟绝大多数小说一样，在出版几个月后就被永远遗忘。可是，我不知道究竟是出于什么偶然因素，几年之后，这部小说竟然引起许多美国著名作家的注意，并且由于不断地在报刊上被他们提到，逐渐又受到公众的注意。多亏这些作家，这部小说才获得了新生，同时我也必须为它逐年取得的越来越大的成功向他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