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廷黻著的《中国近代史(精)》，读懂近代中国！

迄今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近代史专著！

与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三足鼎立！

代表百年中国近代史写作的巅峰！

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

铁嘴李敖骂遍民国政坛权要、名流雅士，唯独不骂蒋廷黻，非但不批，还备极推崇。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

蒋廷黻著的《中国近代史(精)》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认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前言

中国近代史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二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三 东西对打

 四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五 不平等条约开始

 六 剿夷派又抬头

 七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一 旧社会走循环套

 二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三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四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一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二 步步向前进

 三 前进遇着阻碍

 四 士大夫轻举妄动

 五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一 李鸿章引狼人室

 二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三 顽固势力总动员

 四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五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六 军阀割据十五年

 七 贯彻总理的遗教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第一篇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二 欧洲人的蚕食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五 康熙帝的外交

 六 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七 马戛尔尼来华

 八 英国输入鸦片

 九 鸦片战争前后

 十 “抚夷”的难题

 十一 “剿夷”外交的代价

 十二 俄罗斯侵吞国土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十四 尾言

第二篇 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一 小序

 二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三 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四 南京的机会

 五 热河失守以后

 六 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

 七 这一次的华府会议

 八 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

 九 “九一八”——两年以后

 十 国际现势的分析

 十一 论“日本和平”

 十二 经过“满洲国”

 十三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十四 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到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源。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1842）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P21-23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2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后又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自1935年怀着书生报国的心愿弃学从政，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中国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著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琦善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蒋廷黻回忆录》等。

《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危急关头的年代，蒋廷黻应陈之迈邀请，为因战争流离失所而对知识渴求并对国家前途关心的民众和青年撰写。全书虽然才5万多字，但正如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沈渭滨所言：“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甫经出版即广为流传。”

蒋廷黻从以史为鉴出发，从外交内政的关系人手，在书中重点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全书共分四章，梳理了四种救国救民方案。第一章讲外患；第二章讲内忧。这是后面救国救民方案产生的背景，说明不学习西方，不进行变革，中国就没有前途了；第三章讲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这也是第一种方案；第四章讲了三种方案，即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此谋篇布局，形成第一、二章为因，第三、四章为果的因果关系，显得叙事脉络清晰，因果关系明确，“以政治上的‘鉴戒’和道德观念上的‘垂训’，对治乱兴衰作出价值判断而为当世社会寻求历史借鉴”(沈渭滨语)，比较好读易懂，引人人胜，让人欲罢不能。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史》和蒋廷黻的史学思想，本书收录了两篇蒋廷黻在民国时期发表的文章，即“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本书以1939年商务印书馆版为底本校订。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尊重原著，保持作品原貌的原则，仅纠正明显讹误，未对民国时期文字语法做任何改动。原书中的观点、提法，一仍照旧，以让读者了解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观点和认识研究历史及时局的水平。诚如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为岳麓书社版所写的“重印前言”中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文存史”，“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个别地方参考了岳麓书社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谨致谢意。但正如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沈渭滨所言：“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甫经出版即广为流传。”

蒋廷黻从以史为鉴出发，从外交内政的关系人手，在书中重点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全书共分四章，梳理了四种救国救民方案。第一章讲外患；第二章讲内忧。这是后面救国救民方案产生的背景，说明不学习西方，不进行变革，中国就没有前途了；第三章讲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这也是第一种方案；第四章讲了三种方案，即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此谋篇布局，形成第一、二章为因，第三、四章为果的因果关系，显得叙事脉络清晰，因果关系明确，“以政治上的‘鉴戒’和道德观念上的‘垂训’，对治乱兴衰作出价值判断而为当世社会寻求历史借鉴”(沈渭滨语)，比较好读易懂，引人人胜，让人欲罢不能。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史》和蒋廷黻的史学思想，本书收录了两篇蒋廷黻在民国时期发表的文章，即“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本书以1939年商务印书馆版为底本校订。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尊重原著，保持作品原貌的原则，仅纠正明显讹误，未对民国时期文字语法做任何改动。原书中的观点、提法，一仍照旧，以让读者了解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观点和认识研究历史及时局的水平。诚如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为岳麓书社版所写的“重印前言”中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文存史”，“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个别地方参考了岳麓书社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谨致谢意。

本书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甫经出版即广为流传。

——复旦大学教授沈渭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