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陈独秀
我的体能和智能都不允许我对陈独秀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了，因我已八十多岁，无能为力了。但20世纪30年代初，尤其在陈独秀于1932年被捕时我看到全国名流的一片抗议与声援之后，才找了陈独秀的书来读，即种下了钦佩陈独秀的种子。那时还不知道苏联的托派及中国的托派都是德、日的“间谍匪帮”，等到1936年苏联第一次公开大审判，平沪宁各大报均有一些报道时，我已经只当作新闻看而有点怀疑其为真事了。因为，这等于说中国的革命党除了孙中山以外连黄兴等人都是日本间谍一样，叫人不可思议。所以，康生1938年3月在延安发表文章，说陈独秀是日本人每月出300元收买的间谍，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是对莫斯科不得不作的表态，也未相信过一丝一厘，且觉300元也太笑话了，这还不及20年前陈独秀在北大当文科学长时的月薪，不知康生是怎么想出来的。我看当时同在延安的同学、同事似乎也不大有人相信此事似的。我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一个研究室的同学马子静（后来改了名，在社科院法学所），是康生的同乡，时常用开玩笑的办法来挖苦康生，他学康生讲话的声音说：“肃清民族公敌日寇汉奸托洛茨基匪徒——康生”，康生是文章的署名，他故意一气念下来，这个罪名就落到康生自己头上了。1980年我见到马子静时，还问他是否故意这么说的。他说，哪敢呢，睡觉前出出洋相罢了。总之，我在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11年3个月，从未听任何一个人重复过康生的这句话，可见大家在心里都是不大相信康生的这么个说法。
我这个漫谈不是学术研究与考证，我无此能力，但不知是否可为专家们在研究陈独秀时提供一些拓宽思路的角度。
前几年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写过一篇《我看陈独秀》的短文，千把字，一点感想而已。大意是说，陈独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稀有伟人，也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上的一个稀有伟人。发表后麻烦不小。其实，我那意见是属于放空炮性质，引经据典的论文非我所能担任。
但该文只是我原稿中的一个问题，现在我就把余下的部分补述出来，因为这两三年情况已大变，尤其是把1927年中共被屠戮的责任通通归在陈独秀身上，有些学者根据无数确切材料，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个多年的说法。既然这个最尖锐的问题都可以重新讨论，那么其他问题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谈错了再反驳就是。我认为，对陈独秀比较彻底的平反，只能提高党的威信，而绝不会降低党的威信。今日对胡耀邦，谈者对之无不极表尊敬者，无他，均首先是佩服其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的感人精神与勇气而已。对陈独秀的平反问题，只要不把苏方的决定看成最后结论才能办到。但历史上有两个大难题是很难下手的。一是要承认北伐战争时期（“大革命时期”），权力全操在苏方大批顾问之手，陈并无什么权力。二是苏方自1927年开始公开镇压托洛茨基之后，中国便已不可能单独给陈平反了。三是陈本人过于激傲，另外成立“共产党”，并大骂中共。凡此，均使陈的问题极难全部翻案。因此，全力致力为陈独秀平反的唐宝林先生等，也特别值得人们尊敬。
一、第一个号召中国人“用头立地”的中国人
大家都比较熟悉，恩格斯晚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有一段著名的、经典性的论述。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①P1－3
前记
特载
吴江：一本有严肃意义的书——读曾彦修《审干杂谈》
漫谈陈独秀
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
张闻天——中共倡导继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第一人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为“61人案”平反急如星火
哀吴晗
九州忍泪读“燕山”——邓拓《燕山夜话》新版代序
平生五记——前记
一 土改记异
二 打虎记零
三 镇反记慎
四 肃反记无
五 “四清”记实
“四清”记实
一 一个似乎明明是盗窃公物的人，是如何被证明是毫无其事的
二 一个自吹参加过欢迎汤恩伯宴会的国民党“地下人员”原来只是一个端咖啡的小工
三 一个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的人仅仅是同名同姓
四 一个“汉奸”，其实是我们指定的两面村长
五 是“兵痞”，还是最底层的受压迫者
六 一个被认为告密罢工的“工贼”，终被证明纯无其事
七 一个“假党员”、“假新四军”如何被弄清楚确曾是真党员、真新四军的
八 箭在弦上的时候解救了一个党员的政治生命
九 一个亲笔留下了“罪证”的女支书还是冤枉
十 一个戴着双重反动帽子的“反革命资本家”，最后证明原来是一个舍命掩护过地下党员的人
反右记幸
一个地下党员被人供出后有无不被捕的可能?——记军宣队一次对我的征询(1971年)
附录
京沪竹枝词
本书中的回忆部分，均为新写。时间虽已过去很久，但一切如在目前，写作十分顺利。其中“四清记实”部分，我以为极其有趣。虽然它的基本内容，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曾以《审干杂谈》之名，在北京群众出版社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小册子，但那书名有点像是在号召加强阶级斗争似的，在社会上也无影响。出人意料的是，老大哥吴江同志竟然看了此书，并写了长文予以多方嘉奖，这给了我最大的激励。于是，一块顽石变成了一片美玉。高山流水，感激无涯。因此，这次我又用心将这些事重新写了一遍，事情由简而难，看起来可能更有趣一些。“四清”弄了两三年，被“清”者何止千万人，可惜未留下多少真实的记录。一次，一位访问者听我讲了一两个此中故事，笑着说，你这怎么有点像侦探案一样？我说，很对，有的地方像福尔摩斯侦探案；不仅如此，有的地方还有点像白本的推理小说呢，不过那时还没有推理小说之名。细致推理精神均可运用。
本人一生写的东西，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本所谓《审干杂谈》了，因为那是拼着我的生命去证明了那30个人都是无任何罪行的——而这却是同“四清”的目标根本相反。我又不是用“一风吹”的办法，而全都是凭真凭实据得出的结论——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能接受的结论。同样的，在我一生中，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我做的也全是一模一样的事，今就此三事新写一点回忆，列入本书中。人的一生不是由文字写成，而是由一个人的终身行动写成的。一切要由实践检验。像“三反”（1952年），至今已过去60年了。事实证明，我单位别人的“打虎”的事是全错的；我这之后立刻“放虎”并没有错。
另外，我因为在“反右”中出了点名，可能有人以为我准是个能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现在，我把这事也简单写出，其实连什么小事都没有。有关“反右”问题的，对我传说很多。虽均认为我是自动报名的，但与真相仍差很远。因此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右派一字。此事除了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等知道外，其余在社会上确无一人知道任何东西。因此我就一直不说，因为说了也无人相信。现在在2012年10月出版的戴文葆先生纪念册《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上，有殷国秀老同志的一篇文章，间接提到了我，而且复查了档案，我就能讲讲此事了。
我论述一些重要人物的，虽然也为一些读者感到有趣，其实内容均单薄，并无保留价值，因此均删去了。有关张闻天的，因为张在文化问题上有些坚持不懈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正确主张，留下了两篇，其余是想留而不可得。
此外，关于议论邓拓的一篇，我在另一本杂文选集中也用过。但我以为此文十分有趣，邓拓又非常人，它实际上带有人物评论的性质，因此就在这里重复用了，我希望读者能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它。 作者
2011年8月中旬
《杂忆》是作者曾彦修的一本杂文集，它汇集了曾彦修多年的杂文作品。书稿涉及面较广，包括古今中外历史、外交、经济及社会问题等方面。由于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对许多问题的感悟是很多人所无法比拟的，从其个人的视角观察社会，无疑会对后人更具启迪意义。书稿的内容涉及一些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姚文元等，还涉及一些历史事件，诸如对《河殇》的看法、对平反冤假错案的看法、对“影射史学”的看法，等等。根据出版纪律建议送有关部门审阅。
《杂忆》是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的杂文和政论集。书中涉及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土改、肃反、反右、“四清”等。作为中共党内的一个“右派”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作者的看法无疑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对一些问题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很值得后人借鉴。作者贬评时弊，谈古喻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