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弟著朱新伟译的《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精)》是理解20世纪帝国主义和20世纪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转化的重要著作,它不仅明确阐述了日本帝国计划的特殊性,也为现代东亚资本政权的出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谱系视野。开创性的视野和颇具挑衅的观点。首先,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中,本书重点关注权力中心外围的生命和劳动,发掘了新的研究对象:抽鸦片的闯关东苦力、日本慰安妇、商品化社会下的现代男女、江户川乱步的小说、施虐与受虐等等。另一方面,本书跳脱了盎格鲁—印度的主流研究范式,将后殖民研究放置在一段不同的历史叙述和一个不同的帝国结构中。本书是一本真正的跨学科著作,涉及历史、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心理学和哲学等领域的知识,旁征博引,可读性极强。
马克弟著朱新伟译的《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精)》描述的是日本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升为世界强国的,但与主流理论不同,马克弟注意到的是生命与劳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将视线集中于权力中心的外围——中国苦力、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以及穷困的朝鲜佃农,这些身体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能量和劳动剩余价值。他区分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捕获、征用生命与劳动的形式:生命政治,神经政治,死亡政治。
书中,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人物和现象被统一在同一个主题之下:抽鸦片的闯关东苦力、日本慰安妇、商品化社会下的现代男女、江户川乱步的小说、施虐与受虐……其中出现的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上瘾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都是资本主义运作过程中的牺牲品。
1928年春,色情而猎奇的大都市媒体谣言蜂起,传说百货商店橱窗里摆放的服装模特不但有活人,还有被谋杀和制成标本的女体。考现学家(modernologist)今和次郎在他的《新版大东京旅游指南》中冷冷地说,“模特女孩”最先出现在银座,而无政府主义者八木明子(Yagi Akiko—音译)则在女性杂志《女性艺术》中谴责这种现象是女性身体商品化的最新表现(Silverberg 2007,61)。同年,低俗的色情猎奇者看待这个现象的角度则更富想象力。野马次郎的色情猎奇集《变态爱欲研究》(Hentaiteki ero no Kenkyū,1930)一书刊登了一些谣言,称活体橱窗模特是一些被绑架和奴役的女性,她们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自愿”遵从老板的命令,在工作日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颠倒,实际上是生与死的颠倒,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1977,425),这种颠倒的舆论倾向在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更为严重,当时利润率大幅下降,在东京的景观社会,资本需要新的、侵蚀身体的剥削手段。
著名的翻译家、绘画家和散文家酒井洁,在他1930年出版的画册《异国风景》中把模特女孩解释为殖民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先锋女孩”。其他流行的称呼包括“摩登女郎”“潮流女孩”和“恩格斯女郎”,后者用来形容那些新潮的左翼女性(1930,53)。酒井说,消费者很快便厌倦百货商店里的陈旧展示, 他敦促“三越”等百货公司采用更加“生活化”的装饰。酒井开玩笑说,使用真实女体作为服装模特,这将是“有史以来发扬‘女性工作’最理想的一件事情”(3)。不过,最早提及使用活体模特的言论出现在1927年上海发行的月刊《爱欲》,该刊由酒井和著名的色情猎奇活动头目梅原北明合编,杂志文章称,活体模特是亚洲“女阴崇拜”悠久历史的延续。酒井的文章把对女性性器官和身体的迷恋当作是“东亚宗教”的一个关键部分,他还从南方熊楠的著作中获知,这也是印度密教和性仪式的核心步骤(Kamashastra,卷2,1927,116—154)。他文章的结尾是,亚洲古代对女性身体部位的崇拜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拜物教中得到延续,“随着橱窗模特的兴起,女性崇拜的仪式在当代得到延续……虽然女性尸体展示出来有些奇怪,但如果回顾一下对美丽的女尸及其性器官崇拜的悠久历史,我们就不会大惊小怪”(164)。
色情猎奇的畅销小说作家江户川乱步1928年至1934年间出版的小说为那些谣言推波助澜。1931年发表的《盲兽》中,一位盲人艺术家跟踪、勾引然后肢解了东京的漂亮摩登女郎们,把她们的尸体做成雕塑。他是一名广受欢迎的按摩师,于是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女性亲密接触(他的按摩生意异常红火,因为他融入了一些口淫、轻微的SM和催眠手法)。他盯上的第一位顾客是浅草的一位歌剧演员,名叫水木兰子,然后勾引了一位咖啡店老板娘和一位想寻求刺激的年轻寡妇。若干次按摩服务以后,他邀请水木去他的雕塑工作室,把她逗弄得神经刺激而麻木,然后引入他的“密室”。这间房间以20世纪20年代末在浅草这个东京的商业地区兴起的游乐宫为模型装修而成,地板可移动和倾斜,整间房间摆满了用石膏、橡胶制作的充水的女性身体部位(47—49)。屋内一片漆黑,这位女演员发觉,房间的触觉感受经过精心设计,用来增强盲兽的“知觉现象学”(Merleau-Ponty 1964,129)。她进入这片内觉空间后,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踩上去、落空、吞咽或游移于神秘的巨大物体之间:一个个乳房、嘴唇和肚脐。不可见的触觉和听觉感受让这位成功的女演员逐渐陷入退化或堕落的叙事之中。这种心理的沦陷感,退回到拉康(1966)所说的无组织的“身体碎片”状态,让她回想起之前接受的催眠按摩,以及主客体分离以前和母体融为一体的状态。
前室中人性冰释的状况有助于水木适应密室中将发生的事情,一座摆满SM器具的地牢。接下来的二十页内容充满千奇百怪的“痛苦的花朵”“温顺的小狗”等日本亚文化语汇,最终,水木半被迫、半自愿地哀求他把她肢解掉,盲兽同意了。盲兽将水木的尸块重新组装起来,“制作完成一桩谋杀”,尸块卖到百货商店当作室内服装模特或橱窗模特,商店经理和顾客都赞叹她们“活生生”的样貌。小说结束时,共有七名女性惨遭盲兽肢解,然后拿去展览,赚来的钱用来投资装饰他的密室。由此女性谋杀案生产出了“现代化效应”(关于商品化进程中的性别暴力,参看Bowlby 1985)。
P160-162
本书描述日本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升为世界强国。当前叙述日本崛起的主流方法是关注权力的中心,这个中心或指现代科技与启蒙理性的发源地——欧美,或指日本的西化宗主城市——东京。主流理论认为,源于欧美和现代城市的先进理念与技术形式是现代发展模式的唯一动力;针对这种看法,贱民/后殖民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本书的两种主要理论路径——则认为,批判的焦点应该转向人的生命和劳动,特别是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区的生命和劳动。由此,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命活力,以及被资本所剥削的剩余劳动,可被视为驱动帝国主义扩张的源动力。本书中,产生于日本边缘地区的朝鲜和中国的边缘生命和边缘劳动力将走出历史叙述的阴影,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生命和劳动的具体存在是身体,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上瘾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本书称这些身体为“先验边缘”(the peripheral a priori),所谓“先验边缘”,是把作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主体的边缘性作为时/空叙述的首要对象,套用菲尔德豪斯(D. K. Fieldhouse)的比喻,边缘殖民地是“摇晃殖民主义小狗的尾巴”(引自Uchida J. 2005,38)。在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研究中,这条摇动帝国主义小狗的尾巴包括:中国苦力、在通商口岸活动的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以及穷困的朝鲜佃农——这些身体输送能量与劳动剩余价值给日本帝国主义。
19世纪末叶的日本政治精英非常清楚边缘殖民地对于帝国的重要性。日本的民族国家制度建设与帝国扩张同时进行,这和德国的现代历史很像。明治时期两度担任首相的政治寡头山县有朋,是最早提出殖民地边缘与帝国中心的互补性的人之一。为抵抗欧美列强对东亚的侵略(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山县设想了两个同心圆,一个是日本本国(“主权线”),一个是抵抗西方侵略的外围警戒线(“利益线”)。日本帝国主义者想方设法说服中国人和朝鲜人,宣扬日本真心诚意保护他们抵抗西方侵略者。然而,仁慈的护佑总敌不过卑劣的贪心,资源掠夺和劳力剥削从未停歇。台湾(从1895年起)、南满(1905年)和朝鲜(1910年)三块殖民地迅速盈利,而当时日本本国还在依赖伦敦金融市场获得资本。这条外圈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缓冲地带,外圈反过来还将利润输送给内圈,这些利润来源于走私毒品、拐卖妇女和榨取中国苦力和朝鲜佃农的血汗。大亚洲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有时候能够稍许降低外圈的劳动剥削和掠夺的残酷程度,但即使是最激烈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日本亚洲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现实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强权政治,比如鼓吹东亚和睦的杉田定一(1884)在中国时说:“我不知道在这场即将来临的飨宴中,日本究竟是西方人的盘中餐还是座上客。当然,做座上客总胜过当盘中餐。”(引自Iriye1980, 331)杉田不是孤例,当时许多人都怀着希望早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取代中国的东亚朝贡体系霸主地位的野心,加入19世纪80年代的大东亚主义和强权政治意识形态。日本数百年来发起的唯一一场大型战争就是为了争夺东亚朝贡体系的领导权,即1592年至1598年的万历朝鲜战争。
第五章《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现代男女了》,主要关注两位l生学家:田中香涯和中村古峡。力图破除对日本性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解读,两人和其他当时的日本性学家一道,建构了一套反抗欧洲并将欧洲野蛮化的帝国主义学术体系,强调由一整套围绕性的技术生产出一种具有强烈力比多蕴含的日本男性气质。我的论点是,这种被田中和中村自然化为野蛮的、贪婪的、永不满足的“现代原始”的男性气质,在20世纪20年代被加以技术化,反过来施加到外圈发生的暴力行为中,比如1937年12月的南京和1942年2月的新加坡惨剧。
第六章《革命色情与愉悦的衰弱》,关注色欲一奇异现代主义的两位先驱:梅原北明和酒井洁。梅原辗转于数家媒体工作,通过自己翻译薄伽丘的《十日谈》一书,获得巨大成功,并于1925年掌控两家期刊。1927年他经营的出版社遭到警察严密的监控,于是他和酒井前往上海,希望将色欲一奇异的“性学革命”引入中国。本章还将介绍重要的社会学家赤神良让,他敏锐地指出,色欲奇异作为资本主义的媒介渗透进了人的身体感官层面。在他的重要作品《猎奇社会的面相:卜书中,赤神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感官政治的资本主义,它依靠刺激性的图像商品控制身体,损害人的神经。他提出一种理论:商品化的爱欲(ero或erotic)通过引发消费者的兴趣和吸引人的注意力,取代了原来更为本真的欲望运作方式。第二部分以一段互文文本结尾,分析日本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都市中流行开来的吸血鬼文化。我通过分析日本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家江户川乱步的作品,凸显出色欲一奇异商品所灌输的对谋杀和自杀的迷恋想象。
第三部分“死亡政治”,描述的是1932年3月起,处于日本伪满洲国殖民地统治下的贱民身体政治的主体:被绑架的性工作者变成了“慰安妇”;皮条客摇身一变,成为政府顾问;苦力被改造成1000万至1200万名无偿奴隶。第七章《中国人民的鸦片》,描述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占领中国期间对毒品生意的依赖。毒品作为死亡政治资本主义的核心商品,成为日本从中国人民的死亡和基本生存中榨取利益的重要工具。伪满大约50%-55%的利润来源于毒品生意;到1944年为止,伪满统治下的4000万中国人当中,有20%染上了严重的毒瘾。
第八章《日本的课业》聚焦伪满的两位主要内务官:法西斯主义者岸信介和战争贩子兼工业资本家鲇川义介。后者是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的创始人。岸信介于1936年由北日本财务省派往伪满,制订工业发展“五年计划”,为日本之后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和与美国的“最终战争”做准备。他从伪满的毒品和人口生意中攫取大量财富。另外,1937年8月,岸信介制订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个强制劳动政策,授权管理朝鲜和中国的劳工,这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人身迫害之一。1937年12月,鲇川把尼桑从东京发展到伪满洲国,赚取巨额利润,其方法包括直接侵吞土地和强制劳动和间接收取伪满政府的收益金。鲇川的公司为日本军队制造征服中国和东南亚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军械,他所鼓吹的法西斯主义叫作“全体主义”。
本书末章分析日本帝国主义死亡政治下的性奴制。我依靠最新披露的资料,说明大约有15万至40万慰安妇和性工作者受害,先是被死亡政治资本家当作用之即弃的商品,然后惨遭“杀害,成为活死人”。本书以满洲地区最流行的两位中国作家梅娘和李克异小说的简要分析作为结尾,他们的文本典型地反映了死亡政治主权的霸权本质。
一份极具想象力的研究……马克弟以一种英语学界少见的方式将日本帝国造成的惨痛的人类代价放置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并将这些代价与更大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这为日本殖民研究领域的发展做了重大的贡献。——埃里克·埃塞尔斯特朗姆(Erik Esselstrom)《美国历史评论》
一本好书能教你你不知道的东西。一本超级好书不但如此,还能改变你整体的思考方式。马克弟这本《绝对欲望,绝对奇异》审视了日本帝国时期的劳工和社会变化状况,这是一本超级好书。——亚历克西斯·杜登(Alexis Dudden)
一份发人深省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叙述……这本书不只是在概念上思考关于后殖民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而且包含了具体的历史知识。我相信这本书不止会吸引历史领域的读者,还会吸引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心理学和哲学领域的读者。——Sang Mi Park, 《太平洋事务》
论点充满启发,叙述十分生动……一本无畏的书。勇敢、挑衅,挣脱了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论述,让人精神为之一振,马克弟直截了当地将你推进了日本现代性的泥沼里,打破了巨大的殖民地沉寂,这种沉寂已“吸纳了所有行为,不管多肮脏,多兽性”,而且以某种方式让此种经验变得愉悦。我不禁渴望被推到更深的地带,推到1945年之后,追溯战后日本生命/神经/死亡政治的吸血亡灵。或许还有后续可以写。——杰拉尔德·菲加尔(Gerald Figal)《日本研究期刊》
这本书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将人们对后殖民时期的论述从占主流的对盎格鲁—印度的强调中解放出来,并将其放置在一段不同的历史和一个不同的帝国结构中。——哈里·D. 哈鲁托尼亚(Harry D. Harootunian) 《帝国的新衣:失乐园,复乐园》(The Empire’s New Clothes: Paradigm Lost, and Regained)作者
这本书将会成为我们理解20世纪帝国主义和20世纪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转化的非常重要的标准。马克弟对生命政治概念的详细叙述是我所见的*想象力、*有效的对理念的运用。他精细入微又涵盖广泛的研究,纳入了中国与朝鲜的资料,也包含了大量关于日本的档案文献和学术文献——这些得益于他的日本的深入了解,不仅明晰了日本帝国计划的特殊性,也为现代东亚资本政权的出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谱系视野。他的写作中包含信念、智慧与远见,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极大乐趣。——克里斯托弗·利·康纳里(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美国加州大学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