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
泰丝
家里的厨房中摆放着妈妈去特纳利夫岛度假时买回来的一只盘子，上面印着一句手写体的格言：今天是你余生中的第一天。
和爸爸的歌唱比赛奖杯或我哥哥凯文某年圣诞节寄来的纽约雪花水晶球相比，这东西从未给我留下过什么深刻的印象，但今天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的脑海里似乎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它的样子。
我醒来时，帐篷里如同南瓜灯一样充斥着橙色的亮光。我小心翼翼地缓缓拉开拉链门，以免吵醒朵儿，然后把脸探了出去，感受着刺眼的灿烂阳光。气温仍旧有些寒冷，而我还能听到远处叮当作响的钟声。我动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凄切”这个词，还在旁边画上了一个星号，准备回家后查查字典。
从营地里眺望佛罗伦萨的景色，开阔的天空下满眼都是赤土色的穹顶和微微发亮的白色大理石塔楼。这实在是太符合佛罗伦萨应有的样子了，反倒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仿佛自己已经开始想念它。
这里也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不会想念的，比方说打地铺——几个小时之后，那些石头感觉就像是长进了你的后背里一样——还有在不足三英尺高的地方更衣、大老远地走到淋浴间才想起自己把卷纸落在了帐篷里。假期接近尾声时,情况总是会变得十分有趣。你心里的某个声音希望这一切永远都不要结束，另一个声音却期待着家的舒适。
我们已经坐着火车在欧洲大陆游历了一个月的时间，从法国一路南下来到意大利，睡过火车站，和营地里的丹麦男孩们喝过啤酒，在缓慢、潮湿的火车里和晒斑做过斗争。朵儿钟情于海滩和贝利尼鸡尾酒，我则更喜欢地图和纪念碑，但我们却总是能够融洽地与彼此相处，就像我们4岁那年第一次在圣卡斯伯特教堂的门口遇见彼此时一样。那时，玛利亚·朵洛丽丝·奥尼尔——是我把她的名字简称为朵儿的——开口问了我一句：“你愿意做我最好的朋友吗？”
我们个性迥异，却相得益彰。无论我何时提起这一点，朵儿总是会说“你的皮肤真好”或是“我真的很喜欢那双鞋”。当我告诉她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很会夸奖彼此时，她会笑着说她明白，但我从不确定她是否真的明白。但你会和自己亲近的人发明出一种特殊的语言，不是吗？
回顾我们在这个假期中去过的其他地方，我的记忆就像明信片一样：维罗纳深墨色天空下泛着灯光的圆形露天剧场；那不勒斯蔚蓝的海湾；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令人喜出望外的鲜活色彩；但是对于我们在佛罗伦萨无忧无虑地度过的最后一天，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之前的最后一天，我却几乎能够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步一步地回忆起来。
每天早上，朵儿总是要比我花上更长的时间才能准备妥当，因为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她也绝不会在没有化好完整妆容的情况下出门。我喜欢拥有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早晨——今天是我领取高考成绩的日子，而我一直都在试图静下心来，准备聆听自己的成绩是否足以被大学录取的消息。
前一天晚上，我在向营地攀爬的过程中注意到道路顶端的探照灯照亮了一座教堂的正门，仿佛是被丢弃在森林里的一只突兀的珠宝盒。在阳光的照耀下，这座长方形的基督教堂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庞大，而就在我沿着巨大的巴洛克阶梯向上攀爬时，心中却突然萌生了一个古怪的想法——这里应该会是个举办婚礼的完美地点。这可不像是我会有的想法，因为我那时还从没有好好交过一个男朋友，就更别提想象自己穿上长长的白色婚纱的样子了。
站在山顶的露台上眺望，我的内心无比振奋，还向自己郑重承诺——正如你18岁时会做的那样——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的。刹那间，一种荒谬的冲动让我感觉有些想哭。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可教堂沉重的木门一推就开了。和阳光灿烂的室外相比，教堂里漆黑一片。过了好一阵子，我的眼睛才适应了这片昏暗。屋里的温度比燥热的室外低了几度，空气中散发着教会的尘土与焚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只身待在教堂里，我迈开脚步走上凸起的高坛，耳畔清清楚楚地响起了脚下的凉鞋无礼的拍打声。我凝视着耶稣超群而又冷漠的脸庞，祈祷自己能够考到一个好分数。突然间，教堂的半圆形后殿里如魔法般溢满了阳光。
转过身来，我看到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身材瘦削的男孩正站在墙边控制灯光的投币箱旁边，不由吓了一跳。他向后拨了拨脸颊旁边潮湿的棕色头发，身上的装束比我的还不合时宜——运动短裤、背心和跑鞋。一瞬间，我们本可以对着彼此微笑，或者甚至说些什么，但是我们错过了，因为我们都难为情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镶嵌着金色马赛克的巨大穹顶上。很快，教堂里的灯光伴随着响亮而又沉闷的咔哒声熄灭了，和刚才亮起来时一样决绝而又意外。
我趁着黑暗瞟了瞟我的手表，仿佛是在暗示自己应该更加认真地思考这个标志性的画面。如果自己不是已经迟到了的话，也许甚至是自掏腰包、贡献上一分钟的电。就在我朝着大门伸出手时，耳畔再次响起了那个沉闷的声音。我抬起头望着救世主被照亮了的庄严表情，感觉自己仿佛让他失望了。（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