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建设从“管闲事”开始

蒋德海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居民参与不足，不爱管闲事已成为制约基层民主发展的突出瓶颈。不少人把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称为闲事，如路上有人摔倒，公共场所有人做坏事等。“聪明”的中国人一般不爱管这样的闲事，因为不仅费时费精力，有时还会惹麻烦。民间也长期有劝人少管闲事的“智慧鸡汤”，如“人有热心肠，招揽是非多”“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等说法。其实，何止民间，传统社会的官场也长期盛行这种少管闲事的文化。

中国人为什么不爱管闲事？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另一个原因则是社会的氛围问题。在不少人心里，管闲事似乎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方式。有一个远嫁澳洲的中国妇女向朋友抱怨她的洋老公爱管闲事，人家的垃圾没有分类他要管，车子停得不对他也要管，她劝他少管闲事，他很不理解，反问“怎么可以不管呢？”

其实人们忘了中国还有一种文化传统，那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既有管闲事的道德，也有不管闲事的伦理，到底管不管闲事，取决于你的选择。

要让管闲事真正成为人们普遍的习惯，就必须让这种选择成为一种道德并有制度保障。早在古希腊，当时的公民就有爱管闲事的习惯。即使是别人的事，没有伤害到自己的利益，也会将不良行为告上法庭。这是因为古希腊的公民是社会的主人，是主人的意识和制度使然。故管不管闲事，不仅是一种生活道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人都有管理社会事务的义务和责任，管闲事成了一种公德。一个人不管家里的事，肯定不是好主人；而不愿意管社会闲事的公民，同样不是好公民。这里的“公”，就是公共生活。

在当代发达国家，管闲事已成为一种文明的社会生态。网上看到有记者与一名刚到美国不久的中国商人聊天，他不停地抱怨憋坏了，原来他以为美国自由，但想不到到了美国后却处处受限，不到两个月，就被别人管了几回闲事，郁闷至极。美国人爱管闲事是出了名的。当年，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访美时就提到了这个特点。比如，你在家里唱歌，虽然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但仍可能会有警察上门。有一个朋友驾车外出，不小心刮蹭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车。虽然当时四处无人，但还是将自己的车牌号和联系方式贴在那辆车的车窗上。原因在于爱管闲事的人太多了，如果一走了之，被哪个角落里的人记下车牌，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很可能会成为法律纠纷，并影响当事人的信誉。同样，在丹麦，如果扔垃圾时没按要求将报纸和玻璃瓶分类，会被人严厉指责。这种管闲事的习惯也被一些老外带到了中国。网上有一张照片，北京大街上，一辆机动车驶入非机动车道，一个骑自行车的外国女士见状，用车挡住了它的去路。在发达国家，这样的“好事之徒”无所不在。而正是这样的人，大大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这种爱管闲事的习惯延伸到官员身上，就成了公众的反腐倡廉。1995年，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布尔达上将胸前佩戴了两枚“V”字战斗铜质勋带徽章，引发新闻舆论的大量质疑。因为布尔达参加过越战、海湾战争，但他的荣誉证书中没有关于这两枚徽章的说明。虽然后来他摘下了徽章，但人们依然不依不饶，并开始追查他在海军服役期间的其它问题。1996年5月，布尔达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我违反了美国军官的荣誉准则，为了海军的荣誉，我今天选择死亡。举个近一点的例子，美国洛杉矶前市长维拉莱戈沙也被举报并受到公众批评，原因是他呼吁市民乘坐公交以减少交通拥堵和节省能源；可他自己却从不乘公交，司机每天开着名车接送他，即便他完全可以搭地铁去上班。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公民普遍爱管闲事？其实这与他们的责任意识有关。托克维尔曾指出，美国的责任意识代表着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精神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精神。故在表面上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公众推崇的英雄多是凭借自己的双手奋斗成功的，他们大都自觉肩负着一种社会责任。如从一贫如洗的学徒工奋斗成为钢铁大王的卡耐基，从平头百姓之家平步青云登上总统宝座的林肯，以及靠自身勤勉奋斗成功的比尔·盖茨等。人们之所以崇敬他们，是因为这种自强自立的背后是一种社会责任，凭着自己的劳动和智慧，通过公平竞争获取财富。这也就同时要求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人们的正当权利得到保障。《独立宣言》所确立的就是这个原则：“人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故当今的发达国家对社会公平正义极为苛刻，但同时也很公平，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够努力，你就能获得成功。反过来，这也推进了公众爱管闲事的精神，任何一时一地的不公平都会受到指责，哪怕对象是总统。

我国建设民主法治多年，提倡过雷锋精神，宣传过“五讲四美三热爱”，搞过“文明礼貌月”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不爱管闲事的集体习惯并没有认真反思。如果我们宣扬精神文明，而不管闲事仍作为一种社会氛围存在，社会就难有道德和精神文明可言；如果因管闲事而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管闲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就会造成“人民当家不做主”的尴尬局面。民主法治建设不是抽象的，公民管闲事的深处是民主建设。只有当社会的主人能理直气壮地管闲事，并以管闲事为荣的时候，民主法治建设才会迎来大踏步的前进。  （原载《同舟共进》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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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现实

 中国知识的悲歌时代 郑永年

 我们最缺的就是笨人 刘震云

 今天的文学缺少了什么？ 徐贲

 民主建设从“管闲事”开始 蒋德海

 为什么相信善恶有报？ 孙 焘

 楚臣的细腰和百姓的时尚 赵威

 钱理群的“绝望”和易中天的“出走” 杨林柯

 居高临下的骗术 朱仲南

 别动辄“不瞑目” 吴非

 直面人性的复杂 闻云飞

 “迷信”的前世今生 周彪

 从鲁迅谈忘却说开去 高 深

 精神的太阳 张炜

 如果历史学家集体闭嘴 穆涛

 这些年我们丢了的风骨 虞曾丽

 增强体质保卫“祖阁” 刘诚龙

 一个孩子不贪玩比不爱读书更可怕 郑也夫

 继承传统文化先要懂“礼敬” 刘梦溪

激浊扬清

 猿啼鹤鸣一样亲 王春瑜

 三剑客赞——《胡风、萧军、聂绀弩书信集》序 邵燕祥

 莫挟名人以自重 柳士同

 奴性、血性及侠气 王兆贵

 寻求灵魂的现代人 傅佩荣

 从真话说到泡沫 宋志坚

 “阴人”考 酱香老范

 恐惧的意义 毕飞宇

 托尔斯泰的忏悔 狄青

 “好文化”和“坏文化” 马未都

 读懂经典是为了让人“大”起来 鲍鹏山

 酒杯不像个酒杯 朱子庆

负暄琐话

 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 资中筠

 短笛无腔 朱大路

 《前方是什么》再版前言 吴非

 关于大师 吴若增

 要守住内心的火焰 刘瑜

 英伦看草地 傅国涌

 慈禧：这个黑锅我不背 苏三

 做了过河卒子 柳士同

 食人间烟火的自由女神（外二篇） 熊培云

 我从美剧里看到了什么 秦春华

 枪口抬高一厘米是不是鸡汤 邓学平

 红尘见闻录 湖州老费

 思想家的成本 宋圭武

 反读书记 胡文辉

 踩别人人泥的危险（外一篇） 牛撇捺

 梁漱溟给儿孙的忠告 许晓迪

 成为“确实了不起”的人 莫言

 动机 詹丹

 “没家，怎能出家？” 王晖

 开车 闻云飞

 记住常识（外二则） 张亚凌

 乡里人的哲学 郭震海

 生活碎思 何居信

 锦语集 朱子庆

警世档案

 谣言何以起于智者 刘绪义

 乾隆：禁书只为精神独裁 庄秋水

 胜利者的伪饰 苏露锋

 清朝亡于什么？ 羽 戈

 从“秀”到“朽”有多远 王俊良

 唐皇击鞠太荒唐 迂夫子

 马丁·路德·金为啥争自由 黄防苊

 雨天，我走过十二月党人广场…… 文竞

 士的气节 高深

 银色杀手 苍耳

 春秋时期为什么圣人涌现 陈雪良

 “两个不凡”陈寅恪 张桂辉

 施蛰存，一个百年孤独的灵魂 朱大可

 迟来的“肥”味 王晖

 钱谷融先生“不再写” 张梦阳

 护佑孩子 莫小米

 末日心态 罗振宇

半真半幻

 我会这样打腹稿——在一次杂文研讨会上的发言 刘 齐

 “软世代”一窥 符号

 新龟兔寓言 从维熙

 易中天最洗脑的十句话 青青

 国人为何美化小凤仙？ 羽 戈

 和珅的邀宠绝技 郑铁生

 好汉为啥爱吃牛肉 侯会

 戏说比干之“迂” 刘家云

 后人看今朝 王乾荣

 羞耻指数 赵威

 任由错误像野草一样疯长 侯国平

 一个乞丐的艳遇 蒋常轼

 什么人养活了小偷 房西苑

 驴子的委屈（外一则） 唐和耀

 人间笔记（二则） 王雨

 忠心也要用钱买 十年砍柴

灯下翻书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辩 邵燕祥

 晚明李贽的“铁粉” 鄢烈山

 历史啥玩意儿 王乾荣

 书生堪当将相才 傅绍万

 从《干校六记》到《干校札记》 邢小群

 过去的那些教授 向继东

 与木心不期而遇 连晨

 含泪的微笑——读《傅家记事》 顾村言

 来自心灵的全部深度——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 冯积岐

 伏契克为什么不向盖世太保开枪 哈米

 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 狄马

 心态与命运 姜效禹

 主人的斧头经历得多了 押沙龙

 如何对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 苗 炜

 诤言的“魅力” 黄桂元

 杜周的“诺诺” 刘克定

 复仇的形而上 施京吾

 千年犹叹烛之武 周彪

 《论语》札记（二则） 王国华

 脱胎换骨后的胡适 介子平

 畅销读物无法成为经典 韩少功

2017年的杂文界

吴营洲

从三份杂文学会会刊说起

谈及2017年的杂文界，或可先从三份杂文学会的会刊说起。

这三份会刊，分别是北京市杂文学会的《北京杂文》、浙江省杂文学会的《浙江杂文界》、徐州市杂文学会编印的《江苏杂文》 《徐州杂文》合刊。

这三份会刊2017年第1期的“卷首语”，窃以为大致或能折射出2017年我国杂文界的大致生态：

《北京杂文》的“卷首语”，标题是《发时代之先声》。

什么是“时代之先声”？该文称：“就是引领社会进步的思想、理论，助推社会发展的认识、主张，提高人类文明层级的创新之声，如同大雨来临的风声，大潮前沿的波涛，大戏开始的锣鼓，黎明前的雄鸡鸣唱，婴儿出世时的第一声啼哭。她总是那么新鲜，那么引入，那么活力四射，那么动人心魄，让你思想顷刻明晰，心胸豁然开朗，在云雾中辨明了方向，迷失中找到了正路。”

就其文字而言，美则美矣，但，恐很难说不是“假大空”性质的“空话”。

《浙江杂文界》的“卷首语”，直接冠名为《卷首语》。

该文劈头写道：“2016年，本会……在推进杂文创作、汇聚文化正能量，团结新老杂文作者、传承鲁迅精神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一是积极组织学习……，结合杂文创作畅谈体会，并提出具体贯彻意见，要求本会同志将会议精神与杂文创作和推进浙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密结合；二是鼓励创作更多高质量的杂文作品，尽可能创造杂文发表的条件和平台，同时办好《浙江杂文界》和网站……”

就其语言风格而言，恐也很难说不是“官话”。

《江苏杂文》《徐州杂文》合刊的“卷首语”，标题是《心肠热，头脑冷》。

该文称，好的杂文刊物或杂文，应该是“心肠热，头脑冷”。所谓“心肠热，就是要有敏感性，有担当精神，热点面前不失语，也不做‘迟叫的公鸡，。……头脑冷，就是要有钝感力，既要‘早说’，还要说到要害，给人以有益启示。”

该文又称：“刀失去利刃不能割肉，矛失去尖顶不能穿甲，杂文若没有锋芒，就如同刀剑没有利刃、精矛没有尖顶，势必平庸，毫无战斗力。‘锋芒，为何？就是敏锐的思想、新鲜的观点、独到的见解、坚持真理的勇气。这意味着心肠热与头脑冷越加密不可分。”

平心而论，该文说的自是“实话”，且是常识、常理，且也说得颇为克制，倒也委实难能可贵！

从三份杂文杂志说起

这三份杂文杂志，分别是河北的《杂文月刊》、吉林的《杂文选刊》、山西的《经典杂文》。

《杂文月刊》进入2017年后，更加注重了“导向正确”。

2017年的《杂文选刊》，与其2016年乃至前两年的杂志相较，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所载者，依旧多为“时评”，其作者也大都是些老面孔。印象里，《杂文选刊》的主编曾批评过某些“玩杂文者”：“他们与杂文的宗旨背道而驰！杂文是为民众代言、为百姓呐喊的，而玩杂文者，无忧国忧民之心，只有为自己出名得利之意，其实，这是对杂文的一种亵渎！”他称那些人是“杂文混混”。杂文界真的有那么一些人，总有新作见诸报端，而其文字有无“见地”，恐还两说。但是，《杂文选刊》毕竟是份老刊，其总编也毕竟是位“把杂文当事业”的，还是坚持了能够坚持的，同样难能可贵。

山西的《经典杂文》，有点“名实不符”。其本名是《法制博览》，其封面上自然也印着“法制博览”几个字，但不显眼，显眼的却是“经典杂文”几个字。它在杂文界，一直算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但在近些年刊登杂文的纸媒日益逼仄的整体态势下，它的存在毕竟也是一种存在，杂文界的一些人士也开始认可它了。

从三份文史类杂志说起

这三份杂志，分别是四川的《四川文学》、广东的《同舟共进》、广东的《随笔》。

多年来，《四川文学》的最后一个栏目，名为《杂文笔丛》，每期总是登两三篇杂文。然而进了2017年，该栏目没了。尽管该栏先前所刊登的杂文，多为“旧作”，有种“陈旧感”，但“有”总比“没有”强。

多年来，《同舟共进》每期总有个栏目，名为《舟边絮语》，总是登两三篇杂文。然而进了2017年，该栏目也停了，也不登杂文了。

多年来，《随笔》刊载的文章，都很犀利，都很厚重。我一直认为，“杂文”和“随笔”是没法比的，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若把“杂文”比作匕首、投枪，那么“随笔”就是重机枪、迫击炮。（这里的“杂文”，指的是杂文类刊物；这里的“随笔”，指的是《随笔》。）而2017年的《随笔》，打开一看，大感意外，风格几乎是完全变了。它2017年第1期头两篇文章，分别是《彩云散后空凭吊》《一宗弑母案激起的权争》，前者说的是清朝的事儿，后者说的是宋朝的事儿，粗粗翻过，完全感受不到“直面现实”“警世省人”的风骨了。它2017年第2期头两篇文章，分别是《木匠文叔》《西形冲：乡愁与忆念》，貌似“风月谈”了。

从三份报纸的副刊说起

这三份报纸，分别是北京的《北京日报》、天津的《今晚报》、上海的《新民晚报》。

全国的报纸汗牛充栋，为什么要拿这三份说事儿呢？

盖因为这三份报纸，都身处直辖市，都还在接长不短地登些“杂文”。再就是，当下尚还活跃的杂文作者，时常在这三份报纸上露脸。透过它仨，或也能窥知到我国杂文界当下状况之一斑。

据我所知，这三份报纸中，唯有《北京日报》有“杂文专版”，每月一期。鉴于此，与其“分析”这三份报纸，倒不如“解剖”一下《北京日报》这只麻雀。

《北京日报》2017年6月27日的这期“杂文专版”，共登了六篇杂文，依次是：李俭的《且慢说“没法儿弄”》、宋志坚的《关于真话》、茅家梁的《状元悬旗风景有轮回》、齐世明的《阔人炫阔》、于文岗的《让我怎么介绍您？》、游宇明的《又被“朋友”拖下水？》。

在我看来：

李俭的《且慢说“没法儿弄”》，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脏乱差现象“没法儿弄”，其立意是倡导国人，应从自身做起，祛除劣质文化，遇事且慢说“没法儿弄”了。该文话题虽然轻了些，但确为“针砭时弊”之作。

宋志坚的《关于真话》，属于典型的、常规意义上的杂文。读过之后，感觉宋志坚依然“宝刀不老”，依旧敢于“直面现实、激浊扬清”。同时也感觉此专版的编者，委实难能可贵，勇气可嘉。

茅家梁的《状元悬旗风景有轮回》，是杂文的一种老套写法：引述一段史料，掉上几个书袋，联系一下现实，针砭一下时弊……

从新乡的全国杂文年会说起

据报道：“全国百名杂文作家新乡采风活动暨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第三十一届年会于2017年6月16日至18日在河南省新乡市举行。”

平心而论，每年一度的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年会，无论怎样说，都算是我国杂文界的一件大事。

截至2017年，该年会已是第三十一届了。说来，却也委实不易。

全国的杂文作者聚在一起，有个相互认识、了解、交流的机会，毕竟是件好事。

会议在新乡举行，“招待方”自然是新乡方面。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这些“杂文家”也是人，恐也难以免俗。南京的一位杂文作者就因此写了篇文章，标题是《地杰人灵话新乡》。读其文字，当为典型的逢迎之作。窃以为，一向自诩“恪守独立人格，张扬自由精神。关注底层群体境况，警惕权贵阶层妄为。表达真知灼见，鼓呼公平正义”的杂文作者，竟能撰出此等长文，委实令人无语。

当然，与会者中，并非均是如此。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了另一位与会者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杂文也需修一条“绝壁长廊”》，其中写道：

……反观当下杂文，在困境面前，有人选择逃避，搁笔弃写；有人放弃初心，改煲鸡汤；有人迷失方向，徘徊彷徨；有人堕落沉沦，卖文求荣……我认同评论家×××为突围时评困境给出的路线图：不自尽，学会保护好自己；不自宫，不自我阉割放弃；要自信，坚信常识真理；要自持，坚守道义良知。杂文要保住户籍，旁顾此路不通，倒退自寻死路，开凿绝壁长廊，也是别无选择无有退路。

窃以为，众多的杂文作者在“采风”过程中，不只有逢迎拍马的，不只有借机旅游的，确也有思考当下杂文的前途命运的。

从邵燕祥先生的新著说起

邵燕祥先生的新著，就是他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据报道，这本“一点都不时尚”，且是“四五十万字的大部头”，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卖了一万多册，成了“畅销书”。

据报道，进入2017年后，该书依然“畅销”。

何以如此？有人分析称：“……理性是一个民族与磨难抗争并走出困境的核心力量，而理性精神的核心又包含着自省的素质、能力。邵燕祥先生的这部力作之所以畅销，正是这种自省精神在当下的显现与‘畅销’。”

并称：“此书的畅销，不仅仅只是一本书的事情，它还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复兴话题下中国现实社会理性与自省的暗流。‘畅销’，竟然透露出了‘复兴’的深层希望。”

太过“高大上”或“经院气”的话语我不会说，我只是觉得，一位杂文作者的书能够畅销，从某种意义上或可说明，杂文还是有读者的，真正的杂文作者还是受人爱戴的。

在我看来，邵燕祥先生是位“公认的”杂文大家。其文字的厚重、深刻、丰富、睿智，当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仅就当下而言——能写、能发杂文的，在当下的老一辈杂文作者中，恐无人能出乎其右。

从新媒体杂文的兴起说起

2017年的杂文界，有一个不容轻觑的现象，就是随着新媒体（微博、微信、公众号、朋友圈等）的蓬勃发展，杂文的生存、繁荣似乎又有了一方新的天地。一些振聋发聩、掷地有声的上乘杂文，宛若野草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突然便冒了出来，令人眼前一亮，目不暇给，也令人慨叹不已。

最最令人慨叹的——于我而言——自然是杂文这种文体所独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而这背后，自然是有着众多的杂文写作者，众多的杂文爱好者，众多的希望这片土地更加风清气正的人们。

这或是杂文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吴营洲选编的《2017年中国杂文精选》精选了百余篇经典杂文作品。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2017年度中国杂文这个文体领域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在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等方面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雅俗共赏。

吴营洲选编的《2017年中国杂文精选》的作品是从全国2017年发表的杂文作品中精选出来，旨在检阅当年度杂文的创作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杂文。本书精选2017年度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优秀杂文百余篇。内容短小精悍，针砭时弊，对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进行批评，也有文史片断中摘取一些有趣史料。可读性强，知识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