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更安定的心理状态面对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依恋三部曲(第3卷丧失)》是《依恋三部曲》的最后一卷。相比“依恋”和“分离”，这一卷的内容更会让读者感受到生命沉甸甸的分量。约翰·鲍尔比在书中描述了诸多个体的丧失经历以及治疗过程，使读者得以近距离地旁观丧失对他人造成的影响，以及早年的依恋关系对人的一生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它呈现了生命的无常，也呈现了安全的依恋能够给予我们的勇气和力量。

《依恋三部曲(第3卷丧失)》是约翰·鲍尔比依恋理论系列的第三卷。在人类社会中，丧失重要亲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经历，鲍尔比详细探讨了家人离世后个体的丧失感，包括丧失父母、配偶和子女，主要探索了年幼儿童对于母亲人物的暂时性或者久性丧失的反应方式在人格心理学和心理病理学方面的影响。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顺利度过哀悼期并从中恢复过来，而有些人却没有？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丧失感对人类心理的影响，并为心理学从业人员提供了理论参考。

第一部分 观察，概念，争论

 第一章 丧失的创伤

 第二章 丧失与哀悼在病理心理学中的地位

 第三章 概念框架

 第四章 防御的信息加工方法

 第五章 工作计划

第二部分 成人的哀悼

 第六章 丧失配偶

 第七章 丧失孩子

 第八章 其他文化中的哀悼

 第九章 失调的变式

 第十章 影响哀悼进程的条件

 第十一章 倾向于哀悼失调的人的人格特点

 第十二章 倾向于哀悼失调的人的童年经历

 第十三章 引起丧失反应变化的认知过程

 第十四章 悲伤、抑郁状态和抑郁障碍

第三部分 儿童的哀悼

 第十五章 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经历父母的死亡

 第十六章 外部条件良好时儿童的反应

 第十七章 儿童期丧失与精神病性障碍

 第十八章 导致结果差异的条件

 第十九章 当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儿童的反应

 第二十章 失活和被区隔系统的概念

 第二十一章 失调的变式和对此有影响的一些情况

 第二十二章 父亲或母亲自杀的影响

 第二十三章 3—4岁儿童对于丧失的反应

 第二十四章 2岁儿童对丧失的反应

 第二十五章 根据早期认知发展所知的幼童反应

后记

参考文献

序曲

二十世纪许多精神分析师和精神科医生都在探寻精神疾病、挚爱个体的丧失、病理性哀悼以及儿童期经历之间的因果关系。

几十年中，这些研究的唯一的出发点就是患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临床医生开始关注儿童经历丧失之后立刻出现的强烈困扰以及情绪紊乱；在一些后续的研究中，个体丧失的是配偶；在另一些研究中，年幼的儿童失去母亲。尽管这三种出发点每一种都得出了让人非常感兴趣的研究发现，但也只是在我们写作这本书的几年前人们才开始理解每一组数据与其他数据资料相关联的方法。一成不变的困难是，建立在早期回溯性研究的归纳概括通常都是具有误导性的，而为早期研究提供的理论性解释不适用于前瞻性研究。

在本卷中，我试图把这些数据的多样化带到与彼此的关系中来，从而概括出一个能适用于所有背景的理论。就像我在前两卷中所说，前瞻性研究中得出的数据相对于全部数据来讲是具有优势的。

因为把丧失作为探索的领域是非常令人痛苦的，学生要面对的是情绪问题以及理智上的问题。

挚爱个体的丧失是所有人类可能经历的痛苦中最强烈的一种。而且不仅对经历者来说很痛苦，对目击者来说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能提供的帮助是如此无力。对于死者家属来说，只有死者的复活才能带来真正的安慰，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可能让人感觉更像是一种侮辱，因而作用有限。或许，这可以解释贯穿于许多古老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类如何应对丧失的偏差。不论作者是否在讨论对于成人或者儿童来说丧失的影响有多大，他们都倾向于低估丧失通常会引起痛苦的程度、功能丧失的程度以及痛苦的持续时间，而且功能丧失通常都是持续性的。相反，他们倾向于假设正常的健康人能够并且应该相当快速并彻底地从丧亲之痛中恢复过来。

在本卷中，我会反驳这种偏差。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悲伤的长时性，从丧失的影响中恢复的困难性，以及丧失通常会导致的人格功能不良的结果。只有认真地考虑到事实，我们才有可能减轻个体的痛苦。

不幸的是，尽管近些年来学界对这个主题的关注度有了大幅的提升，但是针对不同年龄的个体面对不同情境下不同类型的丧失的相关实证研究数据仍然非常缺乏。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用现有的系统性数据，然后谨慎地使用更大范围的非系统性数据。非系统性数据中有一部分是自我报告式的，但大部分还是来源于对正在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观察。也因为这个原因，它们既可以成为金矿也可以变成陷阱——说它们是金矿是因为它们可以为我们理解应对丧失的多种过程提供一种有价值的视角，说它们是陷阱是因为它们会引起错误的归纳概括。这也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它假设某一种特征，尤其是令人不悦的反应过程的特征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普遍存在的特征；另一方面假设对所有形式的反应来说，其共有的反应是某种特定的病理问题。针对第一种错误，举例来说就是假设内疚是哀悼的一种本能反应，第二种错误的例子是推论某个体不相信丧失真正发生了(经常用“否认”来表述)是一种病理问题指标。我将会不断地强调，健康的悲伤有很多特征都曾经被认为是病理性的，而缺少那些被认为是典型的特征。

因为我是通过研究丧失母亲对年幼儿童的影响开始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我首先会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数据资料以及一些由它们引起的争论中，也就是书的第一部分，包括五个介绍性的章节。

在第二章我回顾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源于对一些可能具有跟丧失有关的情绪问题的患者的治疗，而且我概括了从这些研究得出的理论的类型。首先我们围绕每种学派坚持的说法确立了许多核心问题，在章节的后续部分我们探寻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介绍性章节的第三和第四部分，我给出了首次得出的与本研究相关的概念性框架的轮廓，现在我把它表述出来并且用数据来解释。这之后，我展开的是这项工作的主体部分。P2-4

这是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这一卷的内容是探索年幼儿童对于母亲人物的暂时性或者永久性丧失的反应方式在人格心理学和心理病理学方面的影响。我们进行研究的环境在前几卷的前言中有所描述。整体的策略包括引出我们要面对的精神分析的潜在的经典问题，这在第一卷的第一章中进行了描述，可以总结如下：第一步是观察年幼儿童在特定情境下是如何表现的，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尝试描述人格功能发展的特定的早期阶段，而且从中推测后续发展。目标是描述在儿童早期有规律地出现的特定反应类型，然后追踪相似的反应类型在后续发展的人格功能中如何分辨。

关于我之所以会参考精神分析工作的初步框架而且在许多方面予以保留有几个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我开始调查研究的时候，精神分析是唯一的一门行为科学，它对现象和概念的系统关注看上去就是我工作的中心——它包括了情感联结、分离焦虑、悲伤和哀悼、无意识加工、防御、创伤、生命早期的敏感阶段。但是这里提出的理论与弗洛伊德提出并被追随者进行阐明的经典理论有所不同。特别是我较多地采用了行为学和控制学理论的研究发现和观点，这些只在弗洛伊德生命后期以萌芽形式出现过。而且，在本卷中，我采用了认知心理学和人类信息加工方面的近期文献来尝试澄清防御的问题。因此，这里提供了用新的范式来理解人格发展和病理心理性的参考框架，也因此与临床医生长期以来用其他方式进行思考时应用的框架相去甚远。后续引起的在互相交流方面的困难，以及这些交流困难的难以避免，都是非常不幸的。

但是，使我深受鼓舞的是我发现另外一个精神分析师“独立地”采用了与我的观点几乎相同的理论观点。他就是伊曼纽尔·彼得弗洛恩德(EmanuelPeterfreund)，他的著作《信息、系统和精神分析》发表于1971年。有趣的是，像我一样，尽管受到相同的科学考虑的影响，彼得弗洛恩德博士最初想要解决的问题，即“临床分析过程和洞察现象”，跟我想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们详细阐述的参考理论框架仍被证明是“惊人的一致”，这是他在文章发表之前添加的一个简短脚注的说法。

我们两人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是互补的。彼得弗洛恩德博士文章的特点是：首先，他对当今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犀利的批评；其次，他对于信息、信息加工和控制理论中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最后，他把这些概念系统性地运用到了每个分析师在日常的治疗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临床问题上。他阐明了如何用我们提倡的参考范式解释归入到移情、防御、阻抗、解释、治疗性改变条目下的现象。一些分析师认为我的研究工作让人困扰，不仅仅是因为不熟悉研究范式，而且因为我的前瞻性方法也是很陌生的，那么我鼓励大家去阅读彼得弗洛恩德博士的文章。我的文章跟他的文章主要的不同点在于我把依恋行为的概念放在了中心地位，依恋行为是由一类有其自身动力性的行为构成的，虽然与喂养行为和性行为不同，但至少与其有同等的重要性。

还有一些精神分析师注意到了基于生物学概念、控制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的范式的优点。罗森布拉特和西克斯顿(Rosenblatt & Thickstun，1977)的研究就是个例子。

我制定自己的图式时采取的第一步是在1958—1963年之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现在共计三卷的工作是进一步的尝试。第一卷是为了致力于系列文章中第一篇《子女与其母亲联结的本质》(Bowlby，1958)提出的问题。第二卷涵盖了在另外两篇文章《分离焦虑》(Bowlby，1960a)和《分离焦虑：对文献的批判性回顾》(Bowlby，196la)中最初解决的问题。这一卷处理可能会出现在焦虑和丧失的防御过程中的悲伤和哀悼问题。它包含了对于初次发表在早前系列论文的后续篇章中的资料的修正和扩增——《婴儿期和儿童早期的悲伤和哀悼》(Bowlby，1960b)，《哀悼的过程》(Bowlby，1961b)以及《病理性哀悼和儿童期哀悼》(Bowlby，1963)——同时也借鉴了另外两篇文献的草稿，这两篇文献有关丧失和防御，是在1960年早期写作的。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感受到了有我的朋友柯林·默里·帕克斯(ColinMurray Parkes)作为亲密同事的巨大优势。这意味着我不仅能够优先看到他收集的关于成人丧亲的宝贵数据，而且能够有立刻与他的想法保持密切联系的机会。

我在先前两卷的最初章节中引用的(第一卷第二章以及第二卷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罗列的许多基础数据，已经众所周知了。因此，在本卷的开始章节中，我只给出了简短的概括。但是为了提醒读者我们观察到的反应的强烈性，并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认为对于理解心理病理性过程成因非常重要的数据上面，我还是会给出一些解释性的资料。

我在本卷的主体部分列举了一些其他临床工作者发表文章的案例。由于它们中大多数我都曾进行过大幅改写，因此这需要给出一些解释。改写的理由分为三类。在一些案例中，由于最初的记录太长了，所以需要进行缩写。还有一些案例中充斥着专业术语，不仅使得简单的事件描述以及我关注的那些反应变得模糊，而且与我采用的范式不兼容。最后，在一些案例中，我认为坚持历史途径比最初的方法对于表现事件的结果以及患者的反应更加有利，而且我也特别注明了资料来自或曾出现于记录的哪个部分。当然，在改写的时候我尽最大努力保持原来的精髓。但是有一个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当对一个记录进行缩写的时候，会省略掉一些事实性的资料，而我用的筛选标准可能与原作者自己采用的标准有所不同。对那些感到我歪曲了数据资料的人，我致以诚挚的歉意。

本书终于接近了尾声。大多数我在一开始提出的问题都已经得到了探讨，并且建立了新的概念框架。

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发生学和心理病理学方面，我认为只有当我们很好地抓住了精神病性障碍的起因是什么以及它们是怎样运作的，我们才有能力发展出有效的方法，用于对它们进行治疗或者干预。我的策略是选择一套假定的因果因素——破坏情感纽带或者有破坏威胁的因素——然后去追踪其结果；这样做是为了识别在破坏发生之前、之中、之后出现的其他各种可能情况对结果的影响是更好还是更坏。对于来自多学科和多领域的证据的检验，使得我们能够标明环境的特定组合是怎样导致某些特定形式的人格障碍的，以及这是怎样影响到个体及他的家庭成员的。这些障碍会被计数为很多常见的临床障碍，包括这样一些状态：焦虑和恐惧，抑郁和自杀，还有养育问题和婚姻困扰。总体来说，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这些类型的障碍是绝大多数患者所遭受的痛苦，正是这些患者引起了临床工作者的注意。

然而，虽然情感纽带的破坏、与破坏有关的经历或者破坏产生的后果无疑起到了因果作用，但我们依然无法知道它们起到的因果作用有多大，也无法精确地知道是在什么环境下起作用的。为了发现这些，我们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使用更为多元的方法。只有这样做了之后，概念化的框架本身才能精炼、翔实并可被验证，我们会因此了解一项调查最终被证明是多么有成效。

与此同时，我认为有些结论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与其他人的亲密依恋是一个人生活的焦点，不仅是在个体婴儿、幼儿或者学龄期儿童时期，也贯穿于青少年期和成熟期，直到老年。个体可以从这些依恋关系中获取生活的力量和愉悦，也在贡献出依恋关系的过程中给予其他人力量和愉悦。这些事关目前的科学与传统智慧的一致性。

我们希望，尽管这一理论仍有其不足，但是我们现有的知识足以指导我们努力帮助那些已经受到困难阻碍的人，尤其重要的是防止更多人成为这样有问题的人。

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研究关注母婴分离对儿童造成的影响，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让中国的父母重视儿童的早期养育，也期待这套书中的理念能够推动中国研究，能向大众普及相关的科学育儿的理念，增加大家对婴儿以及对母婴关系的理解。

——易春丽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院讲师

阅读鲍尔比的系列书籍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并重视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意义，虽然分离在这个快速的社会里显得稀松平常。

——施琪嘉

武汉心理卫生研究所所长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

家长倾向于重新活现和重新创造他们曾经历过的养育，然而也会带入他们曾经“希望”得到的养育，这些潜意识的愿望会发展起来，将他们自己的孩子创造成他们自己曾经的样子，或者曾经希望的样子。在唤起过去的这个部分时，孩子可能会代表家长的潜意识自体的一部分——被爱或被讨厌的部分。育儿过程包含家长自己的过去，因为育儿过程已经由他们自己被养育和作为孩子的经验所塑造了。

——莱斯莉·考德威尔(Lesley Cald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