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1世纪的目光回顾他们的生活点滴，或许可对学术史的演变提供些另类线索。

作者陈毓贤旅美多年，与海外学者多有交往，《亲炙记幸》是作者的学术随笔集，收入谈洪业、胡适、赵元任、方志彤等著名学者的学问轶事，因为他们大多是作者认识的人亲炙，曾在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传记资料。

《亲炙记幸》是作者陈毓贤的学术随笔集，收入谈洪业、胡适、赵元任、方志彤等著名学者的学问轶事，因为作者与这些学者多有交往，所以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传记资料。另有文章谈及罗素、杜威和蒙古学家柯立夫其人其事。作者文笔优美，内容生动有趣，有很高的历史与文献价值。

前言

怀念严倚云与高叔哿

胡适的白话诗与美国前卫艺术

有关于胡适与韦莲司恋情的档案资料

胡适的恋人及诤友韦莲司的身世

赵元任、胡适与韦莲司：半世纪的友谊

犹太神学院院长与胡适

胡适生命中争议最少的一段

罗素的婚姻观和胡适以及杜威

洪业怎样写杜甫

《洪业传》出版以后

蒙古学家柯立夫其人其事

再谈柯立夫和方志彤

我们所认识的韩南教授夫妇

谜样的赵如兰和她的父母亲：赵元任与杨步伟

燕园里的单身外籍女教师

一位英国教授眼中的红军

美国早年汉学家富路德的家世

司礼义神父奇特的治学生涯

一个域外老书迷，读读写写半个多世纪

怀念严倚云与高叔哿

高叔哿和严倚云1958年在美国发给朋友的结婚宣告是用英文这么写的：

我俩经历多年对不可能的事和不太可能的事枉然的追求，终于在胡适先生的耐心劝导下互相通信。两人深信就是做朋友也必须诚实和公平，而一个家庭的幸福尤其依赖互相能够容忍彼此的弱点，不是靠青春、美貌或财富，一开始便以此为前提，却发现两人的人生哲学、思想、兴趣和日常习惯都非常相似，连弱点也像孪生的，逐渐互相爱慕，还没有见面就已经心许，自觉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年龄和外表似乎都无关紧要。于是分隔在美洲东西岸的两人决定结婚，1958年8月1日在宾州匹兹堡完成结婚仪式，现正蜜月旅行到西岸洛衫机，希望就在加州落户。

因两人多年已经收集过多的冗物，恳请亲友不要送婚宣告上列出的机构包括美国一个中国人办的慈善团体，台湾北投一所孤儿院和香港新亚书院。

短短的一张结婚宣告，表露了高先生和严先生为人的严谨，和对世俗成规近乎滑稽的不妥协，也反映了他们浪漫豪放的一面。

高叔哿和严倚云同生于1912年，高叔哿的父亲高梦旦多年在上海负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胡适的老朋友；严倚云是严复的孙女，1934年胡适主持北大第一届新生考试时，严倚云是考取的六个女生之一。那年头在美国得博士的中国人不多，作长辈的胡适见这两个福州望族的后人，四十多岁的博士，都那么可爱，一个未娶一个未嫁，替他们焦急，坚持要他们通信，成了月下老人。

算起来我第一次见严先生的时候她结婚已经十年多。我1965年从菲律宾到中国台湾念书，在师范大学国文系上了两年课，知道第三年级要修声韵学望而生畏，辍了学，先是在台北美国学校教书，后来在当时的联合国经济发展部做事，准备到美国去。因常替在师范大学教哲学的张起钧教授翻译文章，被他半正式地收为“干女儿”。严先生到了台湾张教授请她吃饭，介绍我认识她，并怂恿我申请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中文系，以便得跟他在北京大学作过前后同学的“大姐”照拂。我当时无心申请华大，更不想继续念中文，一心要读比较文学，但觉得这位穿深色旗袍的女士看上去挺舒服，略显黝黑的皮肤，身材矮小却不失其雍容，开朗甜蜜的脸蛋上，眼睛惯性地笑咪着，只可惜有点驼背，后来知道是小时候从楼梯滚下来造成的。令人惊喜的是：五十多岁的人，声音却娇嫩得像十来岁孩子的一样，讲话总带点调侃意味，时而笑声如铃。

该年秋天，我从美国其他大学获得奖学金的希望落了空，只好带着七分狂妄、三分彷徨上了华大。到西雅图几天后到严先生办公室找她，她说我语音不纯正，不够资格做汉语助教，但因为我会打字可能有别的事给我做，又约我跟她回家吃晚饭。  严先生开着专为她调整座位的汽车，把我载到离校一哩外的家门口，是栋漆蛋黄色、屋顶倾斜的美国传统木造两层楼房，拾着砖砌小径踏上几级台阶，就看到一块小木牌，上面用中文写着“高严寓”。这房子从外面看上去不大，但里面相当宽敞。一进门关，迎面是上楼的楼梯，左侧是个设有壁炉的客厅，沙发上横七竖八地摆着几个锦绣椅垫，还躺着一只胖花猫；右侧是饭厅，差不多被一张坐得下二十人的特大号圆桌填满了。饭厅外面是装了铁纱的阳台，暂做贮藏室用，还放了个冰箱。阳台外就是主人种植雪豆、蕃茄、韭菜各种花草的园子。客饭厅后分别是书房和厨房，中间夹着厕所。书房门常闭，我后来有机会进去，发现里面堆满了严先生大大小小没做完也做不完的学术工程。

一进厨房就知道此家主人极讲究烹饪，除了大号冰箱和餐馆用的“工业级”炉灶外，四面上下都是特制的柜橱，装满了瓶瓶罐罐及各种烹饪用具，窗台上还摆了几瓶自己腌的咸蛋和泡菜。厨房正中间放着张平常吃饭用的桌子。严先生交待我洗菜，自己戴上日式围裙，不到半小时，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劈哩啪啦做出了四五个精美的菜肴。餐具摆好后，她走到通到地下室的楼梯口叫一声：“老爷，吃饭了!”原来严先生爱开玩笑，总称高先生为“老爷”。高先生叫她倚云，或只叫“云”。

高先生平时寡言少语，开始我有点怕他，但不久便发现他极富幽默感，而且有副大慈大悲的心肠。他们祖籍虽然同是福州，但严先生在北京长大，一口京片子，高先生从小住在上海，讲话略带上海口音。高先生刚中带柔，严先生柔中有刚，两人襟怀坦荡，毫无矫饰。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跟他们谈。

我那两年虽食宿在校园外的姐妹社，但常到高严寓打牙祭。年假、舂假也多在他们家度过。他们的家住客之多，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有像我这样假期无家可归的，有从外地来还没找到住处的，有像赵钟荪先生那样美、加两地往来，在西雅图时寄住的，人来人往，热闹非常。而且高先生严先生好与人同乐，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中国人、美国人济济一堂，像个俱乐部兼难民营。

严先生在系里除主持汉语教学负责所有的讲师和助教外，还参与各种校政活动，又是中国同学会的指导教授。许多校外的华侨团体及西雅图本地的机构包括图书馆疗养院都争取她的支持，所以她整天不是有人要接送，就是有事要接洽，忙得不可开交，高先生义不容辞地帮她忙，而且乐此不疲。

……

P6-10

这集子里的文章是我这十年闲来无事，即兴而作或受朋友激发而成的。所谈的大多是我有幸亲炙，或认识的人亲炙，曾在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以21世纪的目光回顾他们的生活点滴，或许可对学术史的演变提供些另类线索。

回想朗诺和我谈及婚嫁时，同意两人最珍惜的就是能够悠闲地看书、思想；然而我要提早退休，朗诺却反对：“你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只会越吃越胖，就怕你管起我来了!”说实话我也不知要做什么，只感到这些年总是在拼命，除正经事外，还有做不完的琐事，每天长长的单子，做完一项打个勾，第二天又涌现另一堆琐事。加上我办公室离家一百多哩外，每周有一两个晚上在租下的公寓过夜，有时还出差，早晨醒来都不知身在何处。我们经济已经稳定，有些储蓄，何苦来呢?

我起初彷徨得很，终日看闲书冥想究竟不是办法。有个闻名的生物实验：把猴子分两批，一批在笼子里无所事事，醒了就吃，累了就睡；另一批放了些蚤子到他们身上，让他们搔痒。结果搔痒的猴子比无所事事的猴子健康得多!我大学读的是文学，技痒便搔：因退休前的专业涉及分析零售业，就写些“牛仔裤零售趋势”之类的文章，在《台湾纺织》和各种英文商业刊物上发表。

朗诺2001-2002学年到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我在香港遇见些人居然记得我曾替洪业作传，令我非常鼓舞。《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出版后，北大出版社的张弘泓知道我会有兴趣，送了一本给我。有个聚餐我和恰巧也在城大访问的周质平毗邻而坐，发现该书作者就是他，他也看过《洪业传》原版，没想到作者就是我，提议我们合作用英文撰写这影响胡适极大的友谊和恋情，于是我兜了个大圈又回到学术界边缘。

我未曾见过胡适，然而感觉上已认识他大半辈子。我在马尼拉上华人中学时，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和《不朽》是必读的。我的中文老师大多从厦门大学毕业，战后流落到菲律宾，承袭了五四传统，论及胡适时敬慕之心溢于言表；我1965年到台湾念书时，胡适已去世数年，但他的名字仍常挂在人嘴边，仍不断在报章上出现，犹如他仍活着，随时会跳出来和我们争辩。我在台湾的“干爹”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以胡适的传人自居，除教书外还和朋友办《自由报》；胡适不但是洪业的朋友，还是朗诺和我的“媒人”一一严倚云和高叔哿一一的媒人。这差事不能不接，何况我正闲著呢。

集子里首篇“怀念严倚云与高叔哿”是我多年第一篇非功利性的文章，只想为这对不平凡的夫妇留点文字记录。高叔哿的父亲高梦旦是胡适最尊重的人之一。我动手搜集韦莲司的资料时，才发现严倚云和韦莲司很熟。赵元任日记里记载：他和杨步伟1955年重访康奈尔大学时，住在韦莲司家，数次和严倚云共餐。韦莲司1958年1月写信给胡适说严倚云待己太苛了；这信很可能提醒胡适催促高叔哿和严倚云通信，他们该年8月向朋友发的结婚宣告说胡适劝他们通信后，两人“还没有见面就已经心许”。可惜周质平和我写胡适情史时严倚云早已去世，不然书上对韦莲司必定有更精彩的描述。

书写好了，手上仍有不少“剩余资料”，因得来不易不忍丢弃，便在台北的《联合报》和《传记文学》以及海峡两岸合办的《胡适研究丛刊》发表。

2009年春《上海书评》的盛韵女士采访了朗诺，谈他为什么选译《管锥编》，当听说钱钟书给他写了两封信，便向他要，朗诺叫我把信译成中文，盛韵发表时注明是我译的，并邀我写稿。我本来不知道国内有这么有趣的刊物，每期都登载些有份量或清新可喜的文章，从此和《上海书评》结了缘。

我在《上海书评》发表了首篇文章后，《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中译者饶佳荣写了评语惋惜《洪业传》买不到了，不久竟通过朗诺一位学生和我联络，自告奋勇要替我找出版社重印。我说不必了，网上已有电子版可下载，重印恐怕赔钱，我最怕出版社赔钱；没想到他很坚持，几经波折，《洪业传》终于2013年得以再版。更可喜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负责编辑孙祎萌特别用心，替我改了许多错误。她的顶头上司刘雁女士又放手让她做，把原初1995年简体字版删节了的段落全复原了，不但销得好，并且被评为“2013年中国好书”之一，这全拜《上海书评》之赐!

记忆匣子打开了，我接二连三写了些和洪业有关的文章：他唯一的学术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甲子后被曾祥波译为中文，我写了书评；继而写洪业的挚友蒙古学家柯立夫，连带谈到方志彤。

去年春我以《洪业传》作者身份被邀参加北大的‘‘燕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博雅教育传统”研讨会，恰好朗诺该星期也在北大讲演。我们回加州后向戴梅可教授提起，她说燕大女部主任桑美德是她的故友，出示珍藏多年的燕大资料，我又动笔谈论燕园里的外籍教师。

怕乘长途飞机的我，这次到久违的中国有许多额外的收获。在北京和孙神萌相见，到了上海不但见到盛韵和饶佳荣，还见到久仰的陆灏先生，想不到都那么年轻。韩南教授刚去世，我们遵陆先生之命撰文悼念他。另一个收获是透过盛韵结识了高峰枫、高山杉兄弟和周运。他们对方志彤素有兴趣，看了我的文章邀我出集子，加入“六合丛书”的行列!而方志彤最初引起高峰枫兴趣，竟是因他在北大图书馆用了许多方志彤捐赠的外文书，而这些书是朗诺替老师运到北京的!

此文集最后一篇是饶佳荣出的题目，他现在就职于《东方早报》新媒体(《澎湃》，约我写一篇谈些对我影响最大的书，题目出得好，我把此文当压轴。

书名本来拟为“局外人随笔”，因我是学术界的局外人；旁观者不一定对局内看得比较清楚，通常是较模糊，但视角肯定不同；而且另有个好处，就是不必遵守局内的潜规矩。不意我回首一览这十年来写的东西，发现所写的尽是早年跨文化、跨国界、跨学科的学人，蓦然感悟到那些学人即将从我们“共有的鲜活记忆”(living memory)中消失了，或许我直觉须趁头脑仍清楚赶忙写下来。希望至少令同有历史癖的读者们获得某种搔到痒处的快感!

陈毓贤

2015年4月于美国加州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