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著，陈义海译的《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亲历中国》详细记录了李提摩太在晚清45年的经历；他在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座上宾、维新派的幕后师爷。

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位影响中国至深，却一直为西方和中国都忽略了的传教士自述平常的一生。当我们跟随着李提摩太的叙述进入那段历史，进入晚清风云流转的四十五年光阴，我们会收获无尽的启迪、感动、沉思与反省。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座上宾、维新派的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

李提摩太著，陈义海译的《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亲历中国》详细记录了李提摩太在晚清45年期间，他在宗教、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他个人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激烈较量、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政治经济侵略与思想和技术启蒙的对立统一等重大矛盾，无不生动地体现在他的这部回忆录里。

序言 东行使徒的一生

原序

第一章 早年生活

第二章 在中国的最初几年

第三章 定居青州府

第四章 山东赈灾

第五章 山西赈灾

第六章 在官员和学者间的事工(1881—1884)

第七章 第一次休假(1885—1886)

第八章 艰难忧患的一些年月(1886—1891)

第九章 在上海广学会的事工(1891—1894)

第十章 中日战争期间的见闻

第十一章 代表教会进京上书

第十二章 中国的改革运动(1895—1898)

第十三章 天台山纪行

第十四章 二度休假(1896—1897)

第十五章 义和团运动

第十六章 创立山西大学

第十七章 变革中的中国

第十八章 宗教复兴运动

第十九章 大乘佛学

第二十章 晚年时光

第二十一章 我与和平运动

译后记 沟通中外文化的宗教使者

这个人投入到祷告中，而他们的所有怀疑就都消失了。他热忱的祈求是他每天都和主交流的明证。

我很幸运能够找到一个出色的当地人做助手。他姓程(Ch’ing)，担任过太平天国的文职，在拉夫登先生那里接受了神学训练。我在芝罘的早些年里，他的工作由曼切斯特的格罗斯温浸礼会资助。

5．满洲传播福音之行

1871年我作了五次旅行，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就在芝罘附近，而第五次却是六百英里以外，从满洲到朝鲜。这次的同伴也是罗伯特·利雷先生。那时外国人对朝鲜了解很少，每次游人想进入朝鲜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们这次的旅行非常惊险，在朝鲜差点就没逃出追捕。

(1)恐怖的船只失事

第一次惊险与一次恐怖的船只失事有关。在猛烈的南风刮来前，我们乘一艘德国帆船，从芝罘到牛庄，这是那时唯一开放的满洲港口。次日早晨的黎明，我们突然跌下了铺位，原来船搁浅了。我们发现身处浅水里，每一个巨浪打来，船底就剧烈地颠簸。大厅里的大镜子摔倒在地板上，成了成千上百的碎片。船长把航海图铺在桌上，颤抖的手里拿着指南针，说道：“去年我损失了这艘船的两条桅杆，这回整艘船都要不在了。我们在这儿。”他指向图上河口南部的一个地方。我们出主意说因为那场狂风，船可能比他预想中行驶得快，而且我们一定是在河口上方的浅水里，那么如果我们向西南方抢风行驶，很快就会到深水里了。他这样做了，于是我们安全到达牛庄，只不过船的铜复合板有点受损。

(2)中暑

我的下一次惊险是出于我们对气候的忽视。七八月正值雨季，洪水和泥污致使道路无法通行。虽然我们走的是与满洲首府相连的主要干道，还是被迫等了两个星期，才租到马车开始前往奉天的冒险之旅。我们终于有了三辆马车，各配两头骡子，除了我们和两名中国仆人的座位，车里载满了福音书和小册子。行将出发的那天，我得了严重的头疼。华生医生(Dr．Watson)因担心我轻度中暑，极力劝阻我休息一天再动身。但是由于等待马车已经耽误了两星期，我决定马上出发。我的头疼得越来越严重，不能乘坐颠簸的马车，也不能睁眼，光线照在眼睛上像被柳叶刀刺着似的疼。我的朋友利雷让我靠着他的胳膊，那天我们跋涉了三十里(一里差不多等于三分之一英里)。

晚上到了牛庄城，白天的旅途让我的头更难受了，于是他们决定给我服一剂鸦片酊助我入睡。我们随身带着一个小药箱，不幸的是药品用量说明书没带。应该滴多少药，我们记得不一样。利雷建议我多服一些，他是目前的医生，于是照他说的做了。我很快入睡，醒后不觉一丝头疼了。多年后，我在《柳叶刀》杂志上读到中暑的最佳疗法便是服用一大剂鸦片酊。所以我们那时真是碰上了最佳治疗法。  为防止再度中暑，我在头上系了一个枕头，因为这是良好的绝热体，于是我们继续赶路。依照欧洲观念，我这样的装扮是好笑的。然而中国人并不在意我的头饰，恰恰相反，他们倒是特别注意利雷的头盔。“看呀，那人头上戴着个痰盂！”他们喊道。

(3)强盗

在满洲的第三次惊险是乡间治安太差引起的。离开奉天向东前行时，人们告诉我们乡间有成群的强盗。一个午夜，我们居住的小旅馆响起很大的敲门声，是一些车夫叫旅馆老板开门让他们进入。他们本住在前面那家旅馆，一伙强盗闯入，惊恐中他们带着骡子逃出，车子和货物都留给了强盗。

次日我们的中国仆人听闻了这则消息，他们很害怕，想回芝罘去，不过发现我们已决心前进，便因着荣誉感没有离开我们，尽管我们给他们提供回去的路费。这以后我们把钱分成几份，如果我们中有人遭抢，其他人还能剩下一些钱。分钱并不是件容易事，因为中国流通的银钱按“锭”计算，每锭约莫拳头大小，重五十两或者说六十六盎司。（P10-11）

东行使徒的一生

陶林

1871年夏天，大清国东北的某处旷野，有两个响马(土匪)劫下了一辆马车。他们甩着马刀吆喝着，让车里的人滚出来。很快，有一个高大的欧洲青年从马车里走出来。两个土匪从未见过西方人，他们被吓傻了，以为大白天遇上了鬼。他们立刻骑马走人。但不久，他们又带着一股人马杀来了——他们太好奇了，想回来看个究竟。

那个欧洲青年驾着马车并未走远。土匪们很快包围住他。好在土匪头子见多识广，还知道这世界上有“洋人”存在。他大胆上前，挥刀问那个欧洲青年，说：“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生意的呢？”那个人用生硬的中国话来回答：“我从英国来，是来卖书的。”那个头目便又问：“卖的什么书？”那个欧洲青年便说：“是劝人行善的书。”他边说边搬出了一摞《圣经》，热情洋溢地说：“如果你们诚信向善。我分文不取也可以，送给你们。”他微笑着把书送给土匪头目，但是土匪头目连忙摇头，说自己不认字。出于对知识人原始的敬畏，土匪们放过了这个要送自己书的洋人。

这个力图把《圣经》推销给土匪的人，就是本书的作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深怀对古老中国的向往，年轻神学士李提摩太来到了中国。在来中国的轮船上，他学了中国二百一十四个汉字部首，开始了用大半生来成就的中国之旅。

在李提摩太到中国不多久的1876年到1878年间，中国北方滴雨未下，干旱带来了严重的饥荒。这就是晚清历史上凄惨无比的“丁戍奇荒”。饥荒蔓延，很多人开始吃树叶，也有人开始吃死人，而积贫积弱的满清政府却无计可施。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开始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撰文，呼吁口岸及本土的外国慈善团体赈灾捐款。很快，李提摩太就筹集到大量的救灾款。

在蜂拥的救荒潮中，李提摩太记下一段非常引人深思的故事：“为了避免人员踩踏伤亡，我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灾民被迫排成长队从身边走过。每有一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脏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一个不易除掉的标记，可惜仍然有些人洗掉了标记，重新排到队尾。”李提摩太说，“但那双干净的手出卖了他们，我们只向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救济。”

1877年，山西的灾情严重超过了山东，受上海教会赈灾委员会委托，李提摩太赴山西救灾。在途中，他见到了最惨绝人寰的景象，到处是死尸，倒在路边任野狗撕扯。这令他大为哀恸，开始在英国筹集善款赈灾。他共筹得六万英镑，这些钱兑换成白银后，由李鸿章派兵押往山西。途中，他听到押送白银的士兵问的谈话，他们嘲笑这些钱是傻洋鬼子的，便深感到，拯救一个民族的灵魂与拯救他们的肉体一样重要。  人到中年以后，随着社会阅历的积累，李提摩太吸取了明代传教土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经验。特别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他更专注于跟当时中国的高层统治者打交道。通过影响诸如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岑春煊、周馥这些高官，乃至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来实现对中国的改变。

李提摩太开始融入中国，穿着中装，吃着中国菜，并尽量缩减个人的开支，购买更多的先进科学仪器，望远镜、显微镜、投影仪、手动发电机……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实实在在地影响中国人的灵魂。他开始在各地的官绅中进行讲演，努力让中国有知识的人对西方的科学感兴趣，以便启蒙他们，让他们为中国同胞谋利，免受贫困的压迫。同时，他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影响了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全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担任着中国维新变法的幕后总策划。我们后来所知维新变法的若干纲领性建议，几乎都出自他之手。这些建议在1905年及以后的光阴中，逐一变成了中国的现实。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支持义和团的山西巡抚毓贤，蛮横地烧死了四十多名外国人，其中甚至有妇女和孩子。历史风暴过后，晚清史上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产生。而山西的这桩惨案，各国全权委托李提摩太出面与李鸿章商议处理这件事。李鸿章主张赔款了事，李提摩太提出了一生中最亮丽的建议：“传教士的生命不能拿金钱来计算，而罪行又必须得到惩罚，那我们就来建一个学校，用教育来惩罚迷信和无知。”

他提出从庚子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白银，在山西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让山西的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这便是现代山西大学的前身。正是凭借这所大学带来先进文明，山西得以在民国时建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模范省。而李提摩太处理这一事件的胸怀，又给各国树立了榜样。不久，美国政府在传教士明恩溥的主持下退还了赔款，建立了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等。

1915年，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四年了。正值李提摩太七十岁生日，他的好友、创办了清华大学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博士给他写了一封信，盛赞他的一生：“你的许多朋友今天都在感谢主，感谢他把你的心带到了中国，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你已经尽了你的努力，将各种潜在的、未知的力量释放出来。为了中华民族的改变，以此来实现世界的改变。这种努力如海上行舟，如雄鹰翱翔，你的努力为后人打下了基础。”

1916年，李提摩太离开中国回英国养病。在他的家乡，忙于战争的人们，没人知晓这位老教士一生的故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平息了下来。深感于欧洲已陷入堕落的李提摩太，买好了船票，准备和妻子一起返回中国，并决心就此终老于中国。可惜未能成行，他便因为老病在故乡安静地与世长辞了。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位影响中国至深，却一直为西方和中国都忽略了的传教士自述平常的一生。当我们跟随着李提摩太的叙述进入那段历史，进入晚清风云流转的四十五年光阴，我们会收获无尽的启迪、感动、沉思与反省。或许，我们会有很多的联想，乃至完全颠覆我们对历史的成见。但这其中，首先能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因为信仰、怜悯、热爱、宽容与无畏，与一个古老帝国共度夕阳之垂。感谢博学的陈义海教授辛勤的工作，他为这部回忆录所做出的严谨工作和所有付出，让我们充分体味到这位东行使徒的真诚而热爱的一生，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的一生。

沟通中外文化的宗教使者

陈义海

本书是晚清时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先生的回忆录，所记所写，是他作为一个传教士在晚清中国生活的光阴。本人长期从事着比较文学和宗教研究，对这位在晚近时代有功于中华的先生颇为熟悉，能够组织翻译他的作品，甚感愉悦。

读罢了李提摩太先生在中国风雨苍黄却异常丰富的一生，我不仅看到一名优秀传教士努力传教的身影，还能看到他在传教之外，兴办学校、赈灾济困、创办报纸、与佛教道教交往等等。比作为传教士更重要的，实质上他担当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尽管他穿着一件教袍，但却比任何一个嚷嚷着要改良中国的人做得都多。

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认识极力回避文化沟通中宗教的作用，或者贬损之。或者丑化之。宗教在中外文学文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如果不把宗教的因素考虑进去，跨文化研究便无从谈起。相应地，如果我们能充分认识到宗教在异质文化交往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则不仅能有效地认清人类文化的形成特点，同时更能确切地把握异质文化交流、对话的规律，进而获得文化间交往融合的方法之道。

英国文化哲学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道森(Christohper Dawson，1899—1970)在他的著作《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Culture)中，突出强调了宗教与文化间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强调了基督教与欧洲民族特征之间的必然联系。他认为：“世界各大宗教好像是神圣传统的大河，它们流过各个时代，流过它们浇灌和哺育的变化着的历史场景。”在他看来，宗教对社会的作用，远远甚于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为的产物，是有意识的政治意向试图按照它的意图来塑造社会传统的工具”。而宗教信仰则“引导人们走向一种更高的、更加广袤的实在境界”，而不是政权和经济所造就的“无常世界”。具体到欧洲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基督教的关系时，道森认为，“具有英雄崇拜和好战特点的蛮族王国的战争社会，与具有禁欲主义和克己理想以及高层次的神学文化的基督教会的和平社会的两相融合，以及基督教的“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精神运动”的传教特点，使得欧洲民族在文化上获得了许多优势。

也就是说，道森把欧洲的民族特点和欧洲的强盛归功于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归功于由于基督教的传播所带来的“具有创造力的新型才智和能力的发展”——这点是否属实？至少在李提摩太先生身上应验无疑。

因此在东西方跨文化的交流中，宗教同样能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使得各种文化由于宗教的活跃因子而产生“化合”反应。宗教，尤其是普世宗教，其特点就是要进行广泛传播(“外方传教”)；然而，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宗教本身得到了地理意义上的扩展，它在获得地理意义上的扩展的同时必然也带去并带回非常丰富的“副产品”：文化；有时，“副产品”甚至比正产品”获得更显著的传播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是异质文化系统间的非常活跃的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历来就以“封闭”而著称，但它还是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撞击：汉末入华的佛教和明清之际传入的基督教。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会早已“尘埃落定”，并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而告终，以至学者们认为“不懂得佛教，就不能懂得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碰撞，既是“一般过去时”，又是“现在进行时”。说它是“过去时”，是因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史的多个阶段，从唐代，经元代，到明清，再到鸦片战争之后，都留下了清晰可辨的印痕。说它是“现在进行时”，是因为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对话仍在继续，即当下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当今人们关注的“民主”问题、“人权”问题、地区间冲突问题、东西方的价值观等问题，无不跟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克顿认为，“宗教是历史的钥匙。”同样，宗教也是跨文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钥匙。

李提摩太先生终其一生的故事，正是锻造这把钥匙的质料之一。再度回溯这位先生的一生，让我这样一个做研究工作的人获益匪浅。当亲手组织翻译出他在光阴之外所记录下的历史风云，我深为这种心怀信仰而造功中华的使者而感动。在本书的最后，我要感谢统稿的陶林，感谢北京大学的杨虹帆、安宁两位博士的协助，感谢许海峰、陈述、张菊红、杨丹、李隽文、孙永林等提供的帮助。他们为使本书资料更翔实、翻译更精准所付出巨大的努力，使我颇能安心地把这部《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捧出，交给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