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著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这部历史散文从故宫收藏的有关宋代的艺术藏品中，精心挑选出苏东坡的书、画、物，构写出了苏东坡的人生脉络与生命际遇，继而由苏东坡个体的人生扩写到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并提取了宋代艺术史上一些著名的书法、绘画作品，以及背后人事，从而更深度地书写出整个宋代的文化精神。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从十个侧面——入仕、求生、书法、绘画、文学、交友、文人集团、家庭、为政、岭南，书写了苏东坡一生的生命经历。在作者祝勇笔下，苏东坡是属于人间的。他是石，是竹，也是尘，是土，是他《寒食帖》所写的“泥污燕支雪”。他的文学艺术，牵动着人世间最凡俗的欲念，同时又代表着中国文化最坚定的价值。苏东坡既是草根的，又是精英的。

在呈现苏东坡人生脉络和生命际遇的同时，作者选取故宫收藏的宋元明三个主要朝代的艺术藏品，由书、画及人，把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史联系起来，由苏东坡个体的人生去反观他所处的时代。不单是苏东坡的个人传记，更书写了整个宋代的精神文化风貌。

序章 好的时代，坏的时代

第一章 夜雨西山

第二章 人生如蚁

第三章 行书第三

第四章 枯木怪石

第五章 大江东去

第六章 四海兄弟

第七章 西园雅集

第八章 悲欢离合

第九章 不合时宜

第十章 南渡北归

结语 仅次于上帝的人

后记

自从苏东坡到黄州，在那里自力更生，扎根边疆，广阔天地练红心，那座遥远而寂寥的江边小城，也一点点热闹、活络起来。去看望苏东坡的，有弃官寻母的朱寿昌，有杭州的辩才禅师、道潜和尚，还有眉山同乡陈季常——“河东狮吼”这四个字，就是苏东坡送给陈季常老婆的。

于是，在隐秘的黄州，艺术史上的许多断点在这里衔接起来，米芾后来专程到黄州探访苏东坡，也成为美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林语堂说：“他（苏东坡）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

文人画，或曰士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是一个与画院的专业画家所作的“院体画”相对的概念。苏东坡看不起那些院体画家，认为他们少文采，没学问，因而只画形，而不画心；更不希望绘画成为帝王意志的传声筒。在苏东坡看来，技法固然重要，但技法是为画家的独立精神服务的，只强调技法，只强调“形似”，再逼真的描绘，也只是画匠，而不是画家。艺术需要表达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的自然形态，而是人的内心世界，是艺术家的精神内涵。否则，所有的物都是死物，与人的情感没有关系。苏东坡非常强调创作者精神层次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才是艺术的至高境界。

文人画在两汉魏晋就开始起源——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石守谦先生认为，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几乎是文人画的最早实例，尽管那时还没有文人画的概念。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分别收藏着这幅画的唐代和宋代摹本——但有了唐代王维，文学的气息才真正融入到绘画中，纸上万物，才活起来，与画家心气相通。

吴道子和王维的绘画世界，都把东方古典美学推向ji致。在写《寒食帖》三年后，苏东坡为史全叔收藏的吴道子的画作上写下题跋，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于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意思是，诗文书画这几门艺术，到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那，就已经被终结了，其他人，就不要瞎折腾了。具体到吴道子，苏东坡说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吴道子，是苏东坡至爱的画家，二十多年前，26岁的苏东坡在凤翔做签判，他就前往普门、开元两寺，残灯影下，仔细观看过王维和吴道子的道释人物壁画。面对两位大师涂绘过的墙壁，他面色肃然。黑黢黢的墙壁上沉寂已久的佛陀，在他持灯照亮的一小片面积里，突然间复活了从前的神采风流。他看到遥远的印度西北，一个名叫塞特马赫特的地方，佛陀释迦牟尼在这里面对鹤骨苍然的佛徒们，讲经说法；还有佛灭之前，在天竺国拘尸那城娑罗双林下说法的庄严景象。

然而，假如拿王维和吴道子比，吴道子就显得逊色了。在普门、开元两寺看画那一天，他写下一首七言古诗，名叫《王维吴道子画》。诗的最后说：

吴生虽妙绝，

犹以画工论。

摩诘得之以象外，

有如仙翮谢笼樊。

吾观二子皆神俊，

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在他看来，吴道子的画无论多么绝妙，也不过是画工而已；只有王维的画形神兼备，物与神游，于整齐中见出万千变化。

在唐代，画坛的最高位置属于吴道子，吴也因此被尊为“画圣”。但苏东坡心里的天平，却倒向了王维。这或许与吴道子是“专业画家”，而王维参禅信道、精通诗书画乐的综合身份有关。相比于吴道子墨线造型的流丽生动，如潘天寿所说，“非唐人不能为”，苏东坡更喜欢王维绘画chao越语言的深邃，喜欢他“得之于象外”的意境。所以苏东坡评价王维的画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吴道子的画，有《八十七神仙图》卷（现藏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等传到当下；可惜的是，王维的绘画原作，到宋徽宗编《宣和画谱》时已十分珍稀，“重可惜者，兵火之余，数百年间而流落无几”，内府所藏一百二十六幅，大部分是赝品；到了明代，一幅传为王维原作的《江山雪霁图》在几经辗转之后，到了大文人钱谦益手上，此后，又去向不明。连大书画家、收藏家和鉴赏家董其昌都没有见过一幅真迹，今天的人们，更是难于目睹了。［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有一幅《伏生授经图》，传为王维真迹，原为宋内府秘物，南宋高宗题“王维写济南伏生”，钤“宣和中秘”印，日本国美术史家大村西崖认为此画“画法高雅，真令人仿佛有与辋川山水相接之感”。］

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米芾这一班宋代文人，将古文运动的成果直接带入绘画，使得妖娆绚丽的唐代艺术，到了他们手上，立即退去了华丽的光斑，变得素朴、简洁、典雅、庄重，就好像文章由骈俪变得质朴一样。

宋人画山水讲求“三远”：平远、高远、深远，这是宋初画家郭熙的总结。欧阳修走的是平远一路，苏洵走的是深远一路，而苏东坡、苏东坡则“三远”兼备，在平远中加入了深远与高远。

北宋郭熙，每画山水，都要等内心澄明如镜时，才肯落笔。有时第yi笔落下，觉得内心还不够干净，就会焚香静思，可能等上五天，也可能是十天、二十天，将神与意集中到一个点上，才去接着画。所以他的画里，有一种适宜沉思的静，一种忧郁得近乎尊贵的气质。

逸者必简，宋代的文人画家，把世界的层次与秩序，都收容在这看似单一的墨色中，绘画由俗世的艳丽，遁入哲学式的深邃、空灵。

在绘画艺术中，颜色是基本的材料，但唐宋之际的艺术变革，使水墨和水墨兼淡彩成为中国画的颜色主干，并不是放弃了色彩，而是chao越了色彩。艺术家在五色之上，找到了更本源的颜色，那就是玄（墨色）。所谓墨生五彩，世界上的一切颜色，都收纳在玄色里，又将从玄色里得以释放，称为“墨彩”。

玄色，是使五色得以成立的“母色”。

真正的绝色，是无色。

P113－118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一

我们已经习惯于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有太多的事物值得抱怨，比如无所不在的噪声，覆盖了世界本初的声音——风声雨声、关雎鹿鸣；我们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看见蓝天，由于霾的存在，我已无法分辨白昼与黄昏，即使在中午，我的房间也需要开灯，当年宋徽宗把青瓷的颜色定位为“雨过天青云破处”，那样的颜色，也只能从旧日瓷器上寻找了；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三聚氰胺，这些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物质被“发明”出来，让我们的生存时时处于险境；更不用说各种诈骗手段加深了人们彼此间的不信任，在任何公共场合，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捂紧自己的钱包；面对他人的求助，大多数人都会装聋作哑，落荒而逃。

有些事情一时难分好坏，比如登月、填海造陆、武器不断升级……人们总是有很多理由，把这个时代里的勾当说成正当，把无理变成合理。人心比天高，尽管上帝早就警告人类的自信不要无限膨胀，但是建一座登天之塔（巴别塔）的冲动始终没有熄灭，人们总是要炫耀自己的智商，这恰恰是缺乏智商的表现。我引一段王开岭的话：“20世纪中叶后的人类，正越来越深陷此境：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毁灭大自然的成就！”“可别忘了：连人类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连作家都对我们这个时代失去了信心，文学似乎与农业文明有着天然的联系，当世界失去了最真实的声音与光泽，蒙在世界上的那一层魅被撕掉了，文学也就失去了表达的对象，也失去了表达的激情。流行的网络文学已经是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对此，大多数作家都持抵抗的态度。所谓“纯文学”，除了用“纯”字来表示自身的纯度外，几乎要在市场环境中沦陷。我听到不止一位朋友抱怨说，发表即终结，也就是说，一部精心构筑的作品发表在刊物上那一天，就是它死亡的那一天，因为已经没有人再去阅读文学刊物，所以对于一部作品，连骂的人都没有。

二

站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想起清末学人梁济与他的儿子梁漱溟的一段对话。梁漱溟年轻时是革命党，曾参加北方同盟会，参与了推翻清朝的革命；而梁济则是保皇党，对推翻清朝的革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中国近代史上的这爷儿俩，真是一对奇葩。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济这样问自己的革命党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年轻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在儒家知识分子心里，最好的时代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对于孔子，理想的时代就是已经逝去的周代，是那个时代奠定了完善的政治尺度和完美的道德标准，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梦见周公”，“吾从周”。同理，在当代，在有些知识分子心里，最好的时代是民国时代。他们把那个时代假想为一个由长袍旗袍、公寓电车、报馆书局、教授名流组成的中产阶级世界，似乎自己若置身那个时代，必定如鱼得水，殊不知在那个饿殍遍野、战乱不已的时代，一个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概率恐怕更大。当然，对过往朝代的眷恋往往被当作对现实的一种谈判策略，这就另当别论了，与那个朝代本身无关。

三

相比之下，喜欢宋代的人可能最多。对于宋代，黄仁宇先生曾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毫无逊色。”

于是，这样一个发达的朝代，就成了许多人向往的朝代。很多年前，有人做过“时光倒流，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的网络民调，宋代位居第yi。有网友说：

这个时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简单，是因为这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于是文人都被惯成了傻大胆，地位也空前的高。

想想吧，如果我有点才学，就不用担心怀才不遇，因为欧阳修那老头特别有当伯乐的瘾；如果我喜欢辩论，可以找苏东坡去打机锋，我不愁赢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禅道不行，却又偏偏乐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马光，甚至帮他抄抄《资治通鉴》；如果我思想新，那么王安石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来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觉得学问还没到家，那就去听程颢讲课好了，体会一下什么叫“如坐春风”。

当然，首先得过日子。没有电视看，没有电脑用，不过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个画中人，又悠闲，又热闹，而且不用担心社会治安……高衙内和牛二要到下个世纪才出来。至于这一百年，还有包青天呢。

前不久，从微信视频里看到台湾艺术史家蒋勋先生的一段谈话，说“宋朝是中国历史最有品味的朝代”。他说：“宋朝是中国和东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识分子典范。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过得悠闲，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并且能与别人分享这种快乐。”

对此我不持异议，因为宋代人的生活中，有辞赋酎酒，有丝弦佐茶，有桃李为友，有歌舞为朋。各门类的物质文明史，宋代都是无法绕过的环节。比如吃茶，虽然在唐代末期因陆羽的《茶经》而成为一种文化，但在宋代才成为文人品质的象征，吃茶的器具，也在宋代登峰造极，到了清代，仍被模仿。又如印刷业的蝴蝶装，到宋代才成为主要的装订形式，它取代了书籍以“卷”为单位的形态，在阅读时可以随便翻到某一页，而不必把全“卷”打开。我们今天最广泛使用的字体——宋体，也是用这个朝代命名的，这是因为在宋代，一种线条清瘦、平稳方正的字体取代了粗壮的颜式字体，这种新体，就是“宋体字”，可见那个朝代影响之深远。更不用说山水园林、金石名物、琴棋书画、民间娱乐，都在宋代达到高峰。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书籍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自己这个老翁，刚好六个“一”。他把自己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编成一本书，叫“集古录”。后来宋徽宗有了规模更大的收藏，也编了一本书，叫“宣和博古图录”。

但这只是泛泛地说，具体到某一个人，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比如，在苏东坡看来，自己身处的时代未必是最好的时代，甚至，那是一个很差的时代。

我们就拿苏东坡来说事儿吧。

一

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

不是写一篇文章，而是用一本书，表达我的敬意。

这不仅是因为苏东坡重要，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萦绕着他的诗句词句。比如“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比如“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比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比如“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比如“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比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比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更不用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里面，有孤独，有相思；有柔情，有豪放；有挫败，有挣扎；有苦涩，有洒脱。他的文学，几乎包含了我们精神世界里的所有主题。于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境遇里，与他相遇。

更是因为苏东坡好玩。他机智、幽默、坦荡，乐于和自己的苦境相周旋，从不绝望，也从不泯灭自己的创造力。甚至说，他文化和人格中所有的亮点，都是由他所处的苦境激发出来的。苏东坡不仅让我们见证了世界的荒谬与黑暗，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潜能，看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茁壮。

二十多年前，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就痴迷不己。苏东坡在文学、艺术和人格上的魅力，在经过林语堂先生的转译之后，没有丝毫的折损，相反更加突出。这不仅因为林语堂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着精深的造诣，同时又有着雕塑家一般的塑型能力，更因为林语堂先生与苏东坡在气质上有着惊人的相合。因此我想，林语堂先生选择苏东坡作为传主，既有文化上的认同，亦与他个性相吻合。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几乎是一部不可超越的杰作。此书的魅力，不只在于让我们了解了苏东坡，更提醒我们对于苏东坡的了解是多么地不够。我用了四年的时间翻阅二十卷册的《苏轼全集校注》，试图以此，向他那浩瀚无边的精神世界慢慢靠近。

二

在先后完成《故宫的风花雪月》和《故宫的隐秘角落》两部书稿之后，我准备暂时停止这种通览式的写作，而专注于个案研究。2015年上半年，我开始酝酿本书的写作。

这本书的真正动笔，却是缘于一次失败的演讲。那是2015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在海南博鳌举办的中国文学首届博鳌论坛，作协安排我做大会发言。那天我想讲的主题，就是以苏东坡为例，分析一个作家如何面对时代的困局。那本是一次即兴演讲，但是讲到苏东坡，却突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他宏大、复杂而又精妙、细致，像迷宫，像曲径交叉的花园，让我突然间迷失，语无伦次。我不知自己是否被那个文化上的庞然大物吓到了，还没有准备好，就贸然地闯进了苏东坡的世界。那一次，我算得上落荒而逃——从讲台上落荒而逃，也从苏东坡的世界里落荒而逃。

苏东坡——一千年前的一个男子，让我充满了言说的冲动，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就这样在我的身体里不断地汹涌和搅动，不吐不快。聊可安慰的是，那次尴尬让我开始思考，苏东坡到底是谁，怎样才能条缕清晰地表达这个人的意义，这本书，就这样慢慢地现出了模样。

因此，中国文学首届博鳌论坛的成果，不仅是后来整理发表的名家言论，本书也是论坛的成果之一，只不过，它是论坛的私生子，不太方便张扬。

三

巧合的是，这一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CCTV9）准备拍摄大型历史纪录片《苏东坡》，总导演张晓敏是我多次合作的老搭档，我们曾合作过另一部人物传记纪录片《岩中花树——利玛窦》，此外还合作过26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等，彼此都有信任感，这一次，她仍然请我做《苏东坡》总撰稿。

此时我才意识到，写作此书的准备，已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我不仅阅读了苏东坡的许多篇什，而且十年之中，几乎走过了苏东坡走过的所有道路。比如前往苏东坡的故乡四川眉山；比如翻越艰险的蜀道，从四川进入陕西（当年李白从成都进入长安，走的也是这条道）；比如定州、河洛、江浙之行；比如自长江入赣江，体验十八滩之险；比如翻越南岭，抵达广东梅州、惠州；比如渡过琼州海峡，抵达海南……十余年间，我不是出于有意的策划，而全然在无意之间，重走了苏东坡的道路，而当书写苏东坡的欲念一天天明朗起来时，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天意。

于是我放弃了来自中央电视台的另一项邀请——纪录片《孔子》的总撰稿，而选择了《苏东坡》。

尽管我也爱孔子。

只是我可以书写人间的苏东坡，却不知如何面对神坛上的孔子。

四

在写法上，作为故宫博物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更多地把苏东坡的精神世界与“艺术史原物”联系起来。本书拥有如此数量的插图，就是为了强调本书的图像志意义，以此证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物质性”。两岸故宫（以及世界其他博物馆）所收存的艺术史物证（如本书所引用的），实际上是在我们与苏东坡之间建立联系的一条隐秘的通道，并借此构建苏东坡（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整体形象。正基于此，本书取名《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其次，这本书首先是把苏东坡放置到人间——他本来就是人间的。他是石，是竹，也是尘，是土，是他《寒食帖》所写的“泥污燕支雪”。他的文学艺术，牵动着人世间最凡俗的欲念，同时又代表着中国文化最坚定的价值。他既是草根的，又是精英的。（这让我想起前些年中国诗坛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对立是多么地可笑，在苏东坡的世界里，这样的对立根本就不会存在。）

第三，全书的布局，我从苏东坡的生命中撷取了十个侧面，分别是：第一章：入仕；第二章：求生；第三章：书法；第四章：绘画；第五章：文学；第六章：交友；第七章：文人集团；第八章：家庭；第九章：为政；第十章：岭南。我尽可能将这十个主题与苏东坡生命的时间线索相衔接。

我相信世间每一个人都能从苏东坡的艺术里重新感受到人生，而苏东坡，也定然在后人的阅读里，一遍遍地重新活过。

2016年2月13日写于成都

4月24日一改于北京

2017年2月10日二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