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幸运与幸福
既然我们论证的主题是幸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讨论幸运。因为许多人都认为，幸福的生活就是幸运，如无幸运，便无幸福。这种观点或许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没有靠运气抓住的外在的好东西，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说明幸运，一般地讨论谁是幸运者，它存在于什么中，又相关于什么。
首先，有人或许会通过下面的考察对这些问题提出疑问。因为人们不应把机遇说成是自然的。因为以自然为其原因的东西，多半会或者总是会产生出来，但机遇却不是这样，它的结果是无规律的、碰巧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说机遇存在于这类东西中。我们也不能把机遇当成某种思想或理性。因为在这里，两者同样有规律和总是如此的必然性，但机遇却没有必然性。因此，愈有思想和理性的地方，就愈无机遇；反过来，愈有机遇之处，也就愈无思想。
那么，幸运是否指某种神佑呢？不应该这样认为。因为假如我们把神认作是这种东西的主宰者，神依据价值来分派善和恶，那么，机遇及源于机遇的东西就真会是按照机遇而生成的了。如果我们把这种东西分派给神，就使神成了坏的或不公正的判定者。而这是不适于神的。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人们又不可能将机遇归源于其他东西。所以显然，它必定是上述三者①之一。思想、理性和知识似乎完全与它不相干。但是，神佑和神意也不应被认为是幸运，因为它也出现在恶中，虽然神不可能庇护恶。那么，剩下来的自然，就和幸运最有关系了。
幸运和机遇出现在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场合中，在那里，我们没有支配权，也不能行动。正因如此，没有一个人把公正者（作为公正者而言）、勇敢者或基于德性的其他人说成是幸运的；因为具有或不具有这些性质，取决于我们自己。但是，在诸如下面的这些事情上，我们更适于说是幸运的。例如，我们把有好的生日的人说成幸运，一般而言，凡是具有这类不由自己支配的好事情的人，都是幸运儿。
但是，即使是此处的这种情形，也不是幸运一词的严格含义。“幸运”有多层意思。因为对在自己意料之外完成某种善行的人，我们称之为幸运，对基于理性本以为要失去但却获得的人，我们也说成是幸运。那么，幸运存在于意料外的某种善的获得中，也存在于预料内的某种恶的避免中。但是，幸运似乎更加适于用在善的获得中。因为善的获得似乎是基于本性的幸运，而恶的避免则是基于偶性的幸运。
幸运是一种非理性的自然本性。因为幸运者是这样的人：他对善有着非理性指导的冲动，并且要得到它们，而这就是源于本性的。因为在灵魂中，内在具有这类东西，它迫使我们非理性指导地朝向我们具有的好东西。假如有人问具有这种情形的人：“为什么你愿意这样做？”他会说：“我不知道，但它使我愿意。”那些靠神灵感应激动起来的人，也有类似的情感；因为他们也有非理性指导的、想做什么事的冲动。
我们没有合适的、专用的词来称谓幸运，但我们经常把它叫作原因，虽然原因与这个词没多大关系。原因与它的结果是不同的，我们称为原因的东西并无获得善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恶的避免或善的获得（在并没想到要获得善时）的原因。这样的幸运与前面所述是不同的，它似乎是从事情的变更中出现的，而且，是基于偶然的幸运。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形也叫作幸运的话，那么，就与幸福的关系而言，另一类就更适于是幸运，因为在那里，获得善的冲动的根源，就在他自身之中。
既然无外在的善，就无幸福，而外在的善，又源生于幸运；那么，就正如我们已说过的，幸运应与幸福同在。
徐开来译
何为命运？命运可知吗？若可知，可不可以改变？这是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谈论的问题。在古代，命运被认为是“神意”（如古希腊人）或者“天意”（如古代中国人）；既然是“神意”或者“天意”，那就是不可知而不可改变的①。不过，自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兴起，人们渐渐对命运有所了解了。那就是遗传与环境。实际上，遗传就是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命”；环境就是在某时或某事上影响一个人的“运”——前者和父母（及其祖先）有关，后者和周围的一切（主要是其他人）有关。那么，人们对命运有所了解，是不是意味着命运就此可以改变？对此，有人乐观，有人悲观。乐观派认为，只要对遗传与环境有足够的认识，人是可以掌控自身命运的；悲观派则认为，遗传与环境就如两个无底洞，即便你在洞口，也看不到洞底，所以人是不可能战胜命运的。在这方面，乐观派的理想主义和悲观派的现实主义各说其词，而且各有拥趸，至今难分伯仲。本书所选23篇出自中外经典作家之手的文章，就旨在展示这方面的情况。
当然，这些文章不仅对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具有指导意义或者参考价值，更是极好的读物，因为它们不仅有思想，而且有个性、有趣味，读来不仅使人受益，还令人愉悦，即便是普通读者，也值得一读。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即“外国篇”和“中国篇”。在第一部分“外国篇”里，选入了13位外国作家的相关文章。这些作家均为历代名人大家，如古希腊三圣之一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悲剧大师塞涅卡、16世纪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蒙田和培根、18世纪大学者亚当·斯密、19世纪哲学家叔本华和爱默生、小说家霍桑，以及20世纪诺奖得主、剧作家梅特林克，历史学家汤因比和宗教家池田大作等。这些著名人物虽属不同时代和不同专业，个性与风格也各不相同，但却汇聚于此，谈论同一个话题——命与命运。
粗看之下，这些作家的文章一定是五花八门的，因为时间相隔那么长，国家又那么多（有法国的、有英国的、有德国的、有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从16世纪文艺复兴到20世纪（乃至今天），西方文化一直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即：广义的理性主义。也就是说，从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蒙田和培根，到19世纪的叔本华和爱默生，再到20世纪的梅特林克和汤因比，西方思想家几乎全都一脉相承地遵循着理性主义原则。尽管19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先后出现过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但理性主义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中坚，尤其是在思想界（文艺界或许有所不同）——这只要从科学在这两百年间的发展即可看出，因为科学就是理性主义的代表。所以，把蒙田的随笔、叔本华的论文、梅特林克的散文放在一起看，并不会使人觉得有很大的时代隔阂。
换言之，关于命与命运，可以概括地说，所有这些西方作家都在谈论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个人命运？什么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之间有何关系？如何看待个人命运？如何看待国家命运？如果说命运不可抗拒，那么入还有没有自由？人类智慧能不能战胜命运？如此等等。
在第二部分“中国篇”里，选入的9位作家，既有古代大儒文豪，如王充、苏轼等，又有近现代名家学者，如王国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盛行“德运论”，即认为命运是由德行决定的：有德之人必有好运，无德之人必遭厄运，即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不仅中国古代如此，西方古代（古希腊和古罗马）也大抵如此。这从本书所选亚里士多德《论幸运与幸福》一文和塞涅卡《论命运》一文中即可看出。所不同的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是“绝对”宿命论者，而中国古人则多半是“相对”宿命论者。因为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看来，个人的生性善恶是不可变的，所以个人的命运也不可变，完全由“自然”（亚里士多德语）或者“神”（塞涅卡语）先天预定：而在中国古人看来，多数人的善恶是可变的，只有少数特别善和特别恶的人不会变（孔子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多数人的命运也是可变的，并非先天预定。
不过，就如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绝对”宿命论自16世纪后被多数西方人抛弃，中国古人的“相对”宿命论，自20世纪初、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20世纪20年代前后），也屡屡遭到学界的质疑。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学者开始接受西方理性主义，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视命运为遗传与环境，是可以从遗传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加以考察的，并非神秘兮兮。在他们看来，古人的宿命论，或许是因为幼稚（即对宇宙因果律的无知），或许是出于现实目的（如维护等级制度）。这方面的情况，从本书所选王国维、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等人的文章中即可看出。
总之，关于命与命运，概括地说，中国人自古以来谈论的是这样一些问题：生死寿夭、贵贱贫富，是否命中注定？善人恶人，是否生来就是？行善积德，是否定有好报？吃素破财，能否消灾避祸？烧香拜佛，能否时来运转？家运国运，能否掐指推算？如此等等。
以上是关于本书的一个大概说明，对有些读者来说或许是多余的。但对有些读者来说，或许是有用的。
刘文荣
2016年2月于上海
刘文荣主编的《经典作家谈命与命运》为文选，共选入中外22位经典作家作家的23篇谈命与命运的文章，论述精辟，风格多样，读之既获教益，又是美文欣赏。所选作家中，外国作家13位，均为历代名人大家，如亚里士多德、蒙田、培根、马基雅维利、亚当·斯密、叔本华、爱默生等；中国作家9位，既有古代大儒文豪，如王充、苏轼等，又有近现代名家学者，如王国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
刘文荣主编的《经典作家谈命与命运》分为两个部分，即“外国篇”和“中国篇”。在第一部分“外国篇”里，选入了13位外国作家的相关文章。这些作家均为历代名人大家，如古希腊三圣之一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悲剧大师塞涅卡、16世纪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蒙田和培根、18世纪大学者亚当·斯密、19世纪哲学家叔本华和爱默生、小说家霍桑，以及20世纪诺奖得主、剧作家梅特林克，历史学家汤因比和宗教家池田大作等。这些著名人物虽属不同时代和不同专业，个性与风格也各不相同，但却汇聚于此，谈论同一个话题——命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