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一生辗转多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历经江阴、昆明、上海、江西、北京、张家口多地，徐强所著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精）》，作者经年累月地在报刊的缝隙和史料的边缘处搜索，通过蛛丝马迹找当事人核证、采访汪曾祺的事迹，寻觅汪曾祺渐渐模糊、淹没的足迹，努力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汪曾祺。

徐强所著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精）》是一部年谱。

汪曾祺重古不泥古，引外不媚外，尊重现代化成果，尊重生命的活力，他把中国传统的文人情调、西方哲学的深度思考以及时代对人的应有呵护融合一处，树立了“人间送小温”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艺术理想。他的这种自喻、自律与自我提升，其实是可以推而广之作为善意的、安稳的文学之道、艺术之道和文化之道，由我们的艺术和社会认真践行的。除净火气、感伤，抵达恬静、温暖，“人间送小温”珍视中国经验，不忘西方理念，几乎从来不去领风气之先，却能在朴素与平凡里持续地送上一种毫不张扬然而又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前言

追寻汪曾祺的足迹

凡例

民国9年1920年，0岁

民国12年1923年，3岁

民国14年1925年，5岁

民国15年1926年，6岁

民国16年1927年，7岁

民国17年1928年，8岁

民国18年1929年，9岁

民国19年1930年，10岁

民国20年1931年，11岁

民国21年1932年，12岁

民国22年1933年，13岁

民国23年1934年，14岁

民国24年1935年，15岁

民国25年1936年，16岁

民国26年1937年，17岁

民国27年1938年，18岁

民国28年1939年，19岁

民国29年1940年，20岁

民国30年1941年，21岁

民国31年1942年，22岁

民国32年1943年，23岁

民国33年1944年，24岁

民国34年1945年，25岁

民国35年1946年，26岁

民国36年1947年，27岁

民国37年1948年，28岁

民国38年1949年，29岁

1950年，30岁

1951年，31岁

1952年，32岁

1953年，33岁

1954年，34岁

1955年，35岁

1956年，36岁

1957年，37岁

1958年，38岁

1959年，39岁

1960年，40岁

1961年，41岁

1962年，42岁

1963年，43岁

1964年，44岁

1965年，45岁

1966年，46岁

1967年，47岁

1968年，48岁

1969年，49岁

1970年，50岁

1971年，51岁

1972年，52岁

1973年，53岁

1974年，54岁

1975年，55岁

1976年，56岁

1977年，57岁

1978年，58岁

1979年，59岁

1980年，60岁

1981年，61岁

1982年，62岁

1983年，63岁

1984年，64岁

1985年，65岁

1986年，66岁

1987年，67岁

1988年，68岁

1989年，69岁

1990年，70岁

1991年，71岁

1992年，72岁

1993年，73岁

1994年，74岁

1995年，75岁

1996年，76岁

1997年，77岁

余响1997年

1998正

附录：作年不详的作品

后记：还原一个人的历史

民国9年1920年，0岁

3月5日

正月十五，元宵节，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

高邮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下游、汀苏中部、里下河西缘。东邻兴化，南连江都、邗江、仪征，西接金湖及安徽天长，北界宝应。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西濒中同第六大淡水湖高邮湖。高邮自古以来就是交通枢纽，有“汀左名区、广陵首邑”“襟带苏皖，控引下河”之谓。地势西南丘陵，东北低洼，主要为水乡平原。除大运河、高邮湖外，县境内还有十多片湖滩遍布，数百条河流交错。

自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居住。秦王赢政时筑高台置邮亭，因名高邮。西汉武帝时始设高邮县。自北宋至清初，历置高邮军、承州、高邮路、高邮府、高邮州，领辖过高邮、兴化、宝应三县，为扬淮间的繁华之地。乾隆时改为散州。民同元年（1912）废州设县。高邮境内居民有汉、回、蒙、满等近十个民族。到汪曾祺出生的1920年，境内居民近12000户、56万人。

高邮是帝尧故里，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宋至清代，共有进土203人，举人428人。历代名人有：北宋词人秦观、文学家孙觉、教育家乔竦，明代右丞相汪广洋、散曲家王磐、一代枭雄吴三桂，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明代洪武八年始建的盂城驿是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

汪本姬姓，文王之后。得姓始祖为颍川汪侯。高邮汪曾祺家这一脉，来自徽州歙县，徽州汪氏皆其江南始祖汉龙骧将军汪文和所传。公元197年，汪文和因避战乱，渡江南迁，被孙策授为会稽令，居歙县，是为徽州汪氏-世祖。清初，第八十一世汪起凤迁居高邮。汪曾祺为第八十九世。自汪起凤到汪曾祺的曾祖汪恒为止，直系各世代传承如下：汪起凤-汪观-汪志龙-汪湛-汪成德-汪恒。

曾祖汪恒，字秉卿，恩贡生，五品衔，元和县训导，荆溪县训导。生六子：嘉言、嘉勋、嘉元、嘉禾、嘉庠、嘉善。

汪恒的次子汪嘉勋是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勋生于清同治癸亥年（1863）十二月初二日，’字铭甫，优廪生，赈案保举训导，娶谈氏。谈氏与汪嘉勋同年，生于四月廿四日，是邑中名士谈人格的女儿。

汪嘉勋生三子，依次为广生、长生、菊生。

汪曾祺的大伯父汪广生字协珅，喜养猫。汪曾祺在小说《绿猫》（1946）、《猫》（1997）中都有多篇与猫有关的作品，均有汪协坤的影子。

汪协坤生二子，分别叫曾溶、曾炜。

二伯父汪长生字常森，早亡无嗣。汪长生与三弟汪菊生同在南京读旧制中学时加入新党，崇拜黄兴。性格刚烈，曾在课堂上因为历史教员言语中对黄兴不恭，打了教员一个嘴巴。某年暑假自宁返乡，路过镇汀，被车站搬运工敲竹杠，负气把几个行李捆绑自背，没走几步，突然吐血而亡。

汪嘉勋的三子汪菊生即汪曾祺的父亲。

汪菊生生于清光绪丁西（1897）年，因生日为阴历九月初九，故名菊生。字谈卢（一作淡如），后来用过别号亚痴、灌园生等。曾在南京读旧制中学。性格开朗，热爱运动，富于艺术情趣与才华。能奏多种乐器，也擅长绘画、篆刻及制作风筝等各种手工。曾为朋友张仲陶刻过图章，阳文“中匐”“珠湖野人”“天涯浪迹”。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汪菊生的第一个夫人即汪曾祺的生母杨氏。杨氏家庭为高邮望族。杨氏名字不详，排行“遵”字辈，又叫“强四”，或为小名。读过书，能写清秀大字。

杨氏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就病逝，汪菊生后来先后娶张氏、任氏。

依例，长房次子汪曾炜为二房之嗣，由于二伯母孙氏喜欢的是汪曾祺，经过协商，曾炜、曾祺都过继给孙氏，前者为“派继”，后者为“爱继”。

汪曾祺很得祖父宠爱，怕他活不长，认了好几个干妈，在和尚庙、道士观里也都记了名。在寺庙的法名是“海鳌”。按高邮“贴符”习俗，每年端午节，城隍庙的老道士、汪曾祺的寄名干爹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贴在堂屋的门楣上，用以辟邪。【《端午的鸭蛋》（1986）】

P1-3

追寻汪曾祺的足迹

——序徐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

王干

汪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从南京赶到北京八宝山向遗体作别。汪先生静躺在鲜花丛中，放的不是常见的哀乐，而是《天鹅之死》。我那天有点失去控制，哭成泪人似的。后来我看录像，有些奇怪自己为什么刹那间悲痛从内心涌出不能自已呢。后来想想，我们这些人都有些依恋、依赖老爷子。他是一代人的教父。他走了，自然会如丧考妣。

鲁迅曾经是一代人的教父，这在书上、文学史上和报纸上经常会得到确认。而汪曾祺作为新一代人的教父，很少有人提及，也很少有人去这么想。我在《被遮蔽的大师——汪曾祺的价值》一文中曾经写过：“翻开当代的文学史，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随着文学本身大浪淘沙的洗礼，汪曾祺的价值在显现，尤其作为文学教父的身份在慢慢地^显。

文学教父的价值不在于政治地位，不是因为占据了某个重要岗位就一定能够发挥精神领袖的作用。文学教父也不是博导之类的学术位置，并不是收了多少学生或者带了多少徒弟，而是对年轻作家的精神熏陶和滋润。鲁迅当过大学老师，后来成为自由撰稿人，鲁迅在大学里无疑影响了很多的青年学生，另一方面柔石、萧红、萧军等并不是在鲁迅任教的学校读书，他们反而比那些在大学接受过鲁迅教诲的学生，更具鲁迅的文学精神。汪曾祺没有当过大学老师，虽然后来也间或收些“学生”，比如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颁奖时，接受赵本夫的跪拜，算是当了师傅，收了弟子。但汪曾祺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更多的还是通过他的文字和作品。比如他对阿城《棋王》的评论，影响的不仅仅是阿城这样一代人，对其后的年轻作家影响更为深远。徐强在年谱中提到，1993年在海口、三亚召开的蓝星笔会，在一般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中很少提及，而当年汪曾祺和之后驰骋文坛的王朔、刘恒、苏童、格非以及评论家陈晓明、王彬彬等人交往，就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因为当初参加会议的全是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唯一的老作家就是汪曾祺。作为蓝星笔会策划者之一，我目睹了青年作家们对汪曾祺先生的崇拜敬仰之情，只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老先生被簇拥和爱戴原是因为青年作家对文学教父的无意识的认同。

铁凝在汪曾祺去世十周年的会上说到汪曾祺对她的影响：“汪曾祺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位大师，他的文学成就一直受到文学界的高度肯定，他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的学养、人品和文品，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汪老去世前，我曾有机会多次与汪老交谈，他幽默机智的谈吐，乐观爽朗的人生态度，贯通古今的学养，奖掖后人的热情，时时感染着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汪老那里我体验最深。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可以清晰浮现。今年新春之际，我和几位同事走访在京的一些老作家，那时我常常会想起，要是汪老还在世该多好，我又可以走到他的面前，和他聊天，听他富有感染力的教诲。”另一位女作家王安忆，在《汪老讲故事》一文中说到她和汪曾祺的一段交往，“曾有一次在上海金山开会，汪曾祺注意到我的发言稿中有‘聒噪’二字，便问我的‘聒’从何得来。我说并没有什么地方，就这样很平常。他让我再想想，我想了想，说：‘是从《约翰·克里斯朵夫》里得来。’他便说：‘这就对了，《约翰·克里斯朵夫》是谁译的？是傅雷。傅雷是什么人啊？’傅雷是学贯中西的译家，古文的底子非常厚实。汪曾祺是极重用字的，如今这一派天真纯朴，实已经是经历了二次否定的皈依。其间的奥妙，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铁凝、王安忆对汪曾祺的理解，是从一个晚辈的视角看到前辈的精华，同时更多地也是看到了一个小说家的情怀。

徐强先生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让我作序。我犹豫再三，不知如何下笔。前面说了那么多，无非是表明徐强的这个年谱有价值。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当代作家都有年谱，但价值如何呢？不好说。汪曾祺的年谱，价值是多方面的，对中围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因为汪曾祺先生一生跨越了两个文学时代，他的写作发源于1940年代，这是现代文学重新认识发现现代性的时候，而汪曾祺的创作高峰是在进入1980年代后，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重新回到新文学的起点上。他跨越这样的时代，连接着巴金、老舍、赵树理、曹禺这样一些现代文学大家，同时又是现代作家进入新时期文学创作并成绩卓著第一人。很多现代作家进入到当代之后依然写作，但基本上属于续貂型的，甚至影响颠覆了早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而汪曾祺在当代几十年的写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写作，不仅超过了他自己早年的作品，也超过了同时代人的作品，这种“逆生长”的原因何在？我们在《年谱》里或许能够找到答案。至少《年谱》提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对于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补缺，而对以后的当代中国文学史写作更是一个提醒。

汪曾祺有句名言，“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在阅读这本年谱时，我意外地想起汪老这句话。也许我是觉得，年谱又何尝不像语言一样，也是一种流水缓缓逝去的形象呢。一年一年过去，一生就像流水，而时间，是让静水流动起来的落差。作家的平凡肉身，如世间所有生命，根本无法摆脱或缓解时间巨大的推力。好在有文学，文学说到底，不过是一门对抗时问的艺术。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抵抗时间的落差，经久传世。这是全体人类的幸运。文学与时问，始终紧密相关。一位作家如何走过他的一生，也定然是后来的读者研究者在阅读与品鉴其作品时，无法忽略的问题。当然，还有空间——空间与时间构成一个人在世间活动的经纬刻度。汪曾祺的一生辗转多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历经江阴、昆明、上海、江西、北京、张家口多地。这些迁徙之地，也以各种方式印迹在他的作品里，是我们无法忽略的。而年谱，简单些说，或许是勾画出一种时间、空间的经纬度，这种刻度与作品一起，让作家的形象与研究三维起来、立体起来。

年谱的编撰和研究，是一件非常枯燥也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尤其像汪曾祺这样“不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从来不记日记，也不留资料，率性自由，不刻意为自己留下什么痕迹。年谱的编撰就是一个近乎“无中生有”的探轶和解疑。徐强的认真和执着，让我钦佩。他经年累月地在报刊的缝隙和史料的边缘处搜索，通过蛛丝马迹找当事人核证、采访汪曾祺的事迹，寻觅汪曾祺渐渐模糊、淹没的足迹，努力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汪曾祺，居然洋洋经营80万字之多，可赞可叹！我周同的朋友中，有一大帮“汪迷”和“汪粉”，他们对汪曾祺先生的热爱和寻觅，已经让我极为惊讶，而徐强的工作更为笨拙和愚憨，也是这种笨拙和愚憨让他的年谱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文献。当然，我也隐隐感到徐强在探轶和考寻的过程中，又时常产生某种愉悦和快意——发现的愉悦、解惑的快意。

现在出版的虽是简本，但依然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汪曾祺在人世间弯弯曲曲的足迹。常有人讲，人生最好的事，是这世界上还有人记得你是如何度过一生的。这句“鸡汤体”的话，却也阴差阳错道出身为写作者的一生旨归，不为留名、不为逐利，只是留下一些篇章文字，以及在世人心中留下一些美好回忆。雁渡寒潭，本就不是为在寒潭留影，但却是大雁飞翔的身姿与方向，为人间传递着季节更替的信息。

2015年6月17日

后记：还原一个人的历史

一

年谱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日为经纬，全面载述谱主一生行实的传记体裁。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自宋以来，中国年谱代有所作、绵延不绝，共产生了5000多部年谱。z年谱在人物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备受人们重视。近代学者孙德谦曾誉年谱为“最得知人论世之义”。夏承焘先生指出：“年谱一体，不特可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诚史学一长术也。”胡适对于年谱的价值评价最高：“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

在文学研究中，出于“知人论世”之需，作家研究亦常常采用年谱的形式。现代以来的作家年谱有两大类，一是为异代作家所作，这在古典文学领域内屡见不鲜，如夏承焘作《唐宋词人年谱》、缪钺作《李贺年谱》、安旗等作《李白年谱》、卞孝萱作《刘禹锡年谱》、朱金城作《白居易年谱》、章培恒作《洪昇年谱》等，都是“独立的年谱”中的名作。至于在作家传记、全集后“附见的年谱”，就更多了。二是为现代作家作谱。笔者据三部代表性的年谱目录——杨殿殉编《中国历代年谱总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版）、杨著的增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黄秀文主编《中国年谱辞典》（百家出版社1997年版），按同一谱主不同年谱作了统计。三书一共著录新文学作家年谱152家435种，其中杨著所著录者，以该书增订本所收为多数，也就是说，为新文学作家修谱是在书从初版到增订这段时间里（1980-1996）开始兴盛。另外，笔者还就较大规模（独立成书）的新文学作家年谱加以调查，得4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新时期撰成，半数以上撰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中可以看出，涉及新文学作家的较大规模的独立年谱之制，有几个倾向：一是集中于大作家，有些影响极大的作家甚至又不止一种年谱。对于重要作家，开始出现“年谱长编”，但总数不算多，涉及谱主仅有鲁迅、胡适、闻一多、丁玲、叶圣陶、郁达夫、杨振声、曹禺、艾青等几家。二是集中于现代作家，当代作家年谱除《王蒙年谱》（曹玉如著。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为数不多的几部以外，还很少有独立年谱之作行世。至于空白，比比皆是。很多文学大家，一直缺少一部与其地位相当的年谱。

近年来，年谱之制重新引起学界的重视。例如《新文学史料》《文教资料》（前身为《文教资料简报》）等一直注重刊发现当代作家、学人年谱。《淮阴师范学院学报》从2001年起开辟“现当代学人年谱”专栏，十几年来发表了一大批年谱成果，并结集出版《现当代学人年谱与著述编年》，颇有影响。林建法先生主编《东吴学术》特辟“学术年谱”栏目，致力于发表当代作家年谱，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力倡年谱体裁，响应日广，已经出现了一批年谱力作，在当代文学文献与史实叙述方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可以预见，年谱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著述方式，必将在未来的文学研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

汪曾祺（1920-1997）是20世纪中国文坛极其重要的、多体兼擅的作家。其创作生涯跨越现、当代，以逾500万字的各体作品参与和见证了中围文学的多半个世纪。

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跨代作家”：承接废名、沈从文的衣钵，起步于抒情小说相对低迷的20世纪40年代，特色初显；20世纪50-60年代前期徘徊、观望、积累，创作数量骤减，仅仅偶露峥嵘，就不意贡献了一批优秀的散文和堪称当代经典的代表作《羊舍的夜晚》；“文革”期间受命参与“样板戏”创作，经历了一般作家未曾体尝的特殊生涯与复杂心态；进入新时期后“衰年变法”，创造力得到大激发，以先锋与传统大跨度糅合的独特面貌介入八九十年代文学，迎来个人艺术的高峰期。从当代文学格局的角度看，他以“抒情人道主义者”作家形象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存在。他自身和他的作品的复杂命运都颇耐寻味，堪为当代文化沉浮的一个特殊窗口。

近二十年来，读书界、学术界对汪曾祺的兴趣日渐浓厚，其意义正逐渐显现出来。据不完全统计，他逝世以来的16年间，作品的各类选本出版约50种，合计印行近百万册，有些印行多版。在各类现当代小说散文戏剧选本中，汪曾祺都榜上有名，且往往占据醒目地位。另一方面，在文学研究界，汪曾祺也是近16年问“作家研究”中最吸引注意力的个体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至今日，海峡两岸关于他的研究论文不下干篇，专著也几乎每年都有问世。在当代文学界较有影响的史论著作中，汪曾祺都获得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和较高的评价。这些“盖棺论定”式的结论以及读书界对汪曾祺的持久而愈来愈浓厚的兴趣充分表明，汪曾祺正在步入20世纪汉语文学经典作家行列。

为汪曾祺撰述一部规模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年谱，既是汪曾祺研究本身的需要，也是当代作家经典化过程中一个必要的工程。就前者而言，这里不能不指出，汪曾祺研究界在表面热闹的背后，存在着某种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在干余篇论文中，角度陈腐、观点相似、立论雷同、材料引述重复者比比皆是。与此同时，在作家基本行实的研究方面又有大量基础工作没有人做，大片区域处于撂荒状态。例如，他的很多旧作亟待系统蔸集；很多与其创作关系较为密切的行实在以往研究著述中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付诸阙如。这些都值得下大力气厘清。就后者而言，一个作家经典化程度越高，吸引的研究者越众，值得研究的专门问题越多、研究精深程度越大，就越需要扩大基础研究的“占地面积”，以为进一步的深度开掘提供水平宽广维度的保证。

汪曾祺研究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的实绩，已经具备了撰述一部详确年谱的条件。这些条件有：汪曾祺本身是散文家，散文中自传纪实材料众多，绝大多数是可靠的信息；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开始走上文坛，那时以来的报刊传媒存世状况良好，有可能发掘出大量信息；汪曾祺在文坛交友广泛，生前及辞世后，均有大量的同代人发表文章记述、回忆他，其中可供采摭的事实极多；他的亲友、故旧健在者，还能够提供大量有关材料。

当然，为汪曾祺作一部较详确的年谱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比如，由于汪曾祺一生散淡随意，不记日记（仅存少数几则日记也是散文诗体，少有普通纪事），不能像鲁迅（日记连贯完整，16卷本《全集》中日记、书信占煌煌四大卷）、胡适（日记、书信文献丰富）、郑振铎（有完整连贯的日记）、吴宓（日记连贯、丰富，已公开出版者20卷）等作家的年谱撰述那样有着大量连贯的日记文献可供参考。又比如，有关档案还在不开放状态。特别是涉及他参加“样板戏”创作一段历史的档案。凡此，都构成真相完全呈现和细节充分描述之障碍。研究者能做的就唯有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尽量挖掘、辨析、校正史实，不断逼近、还原汪曾祺的真面目。

三

本谱系笔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汪曾祺与现代小说”的成果，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汪曾祺年谱长编”的阶段成果。

“长编”的目标是全面、翔实地载述作家汪曾祺一生的行实、创作、交游，力求“为生性散淡、不记日记的汪曾祺还原出一部‘日志’式的、可靠的生活史与创作史”，“还原‘历史的汪曾祺一’。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做的工作有几大方面：族谱世系描述；编年事辑、行实编年；文献辑佚、系年、校勘、考释。

笔者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新版《汪曾祺全集》的编纂工作，分工主编和执编散文、诗歌、杂著各卷。年谱撰著与《全集》编纂同步进行，可以说是《全集》编纂的副产品，也是《全集》的必要学术基础。此前并无一套完备、谨严的《全集》可供依据（北师大版《全集》近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当时研究基础所限，远未臻完善），作者生前出版的各种别集讹误较多，背景信息标注也不全。因此，本谱撰述始终只能依靠最原始文献，尽量做到资料基础扎实可靠。

在谱主作品方面，本谱充分吸收近年学术界辑佚成果，所载述、征引的作品比此前所有别集、选集、全集所涉总范围多出三百篇（首、件）。其中本谱作者个人的辑佚成果占相当一部分。

在谱主行实、交游方面，《长编》资料来源广泛。首先是遍引历史档案、方志、年鉴、新闻报道，及相关人士的散文、日记、回忆录、传记、年谱和各地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戏剧演出公告、说明书、演出门票等文献。对于有些重要报刊，几乎加以“地毯式”搜索。二是广泛访问谱主的亲友、故交、当事人、知情人，受访者共逾300人，提供有效信息者，无虑二百人以上。年龄最长者94岁，70岁以上不下50人。如汪曾祺的中学好友、大学同学至交、旅居美国的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94岁），贵州黔东南师专教授梅宗乔先生（93岁），书画家、军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那启贤先生（85岁），作家高缨先生，汪曾祺同事与“右派”难友杨香保先生（84岁），汪曾祺上海时期的两个学生、诗人臧克家先生的两个儿子——哲学家臧乐源先生（84岁）和翻译家臧乐安先生（83岁），作家宗璞先生（84岁），机械学家林益耀先生（83岁），冯至先生的女儿冯姚平女士（78岁）等都向笔者提供了重要信息。有些高年的访问对象尚未来得及回复就遽然辞世（例如汪曾祺昆明时期的朋友、93岁的吴奎先生），这使笔者在遗憾之余更迫切地意识到，很多访问是带有资料抢救的性质。

在广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长编》加以深入考辨，使一些长期不清楚的行实浮出水面，理清了很多线索，纠正了大量错讹，相信比既往研究更为可靠地还原了汪曾祺的行实、交游、创作与影响。

《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在《长编》的材料基础上删繁就简，呈现了汪曾祺创作生涯的基本面貌。首先，删掉大量细节化叙述材料，使骨干线条更为清晰地凸显出来。其次，将“国家纪事”“乡邦纪事”等背景性叙述加以精选后安捅入谱主行实中，使全书结构简单化。再次，行实、交游中一些与文学关系不大的材料舍弃，突出汪曾祺作为作家的“文学生涯”。相信通过这样的处理，本谱更加适合一般的读者与研究者。

汪曾祺研究界的前贤著作，本书多有吸收。季红真教授、孙郁教授、林建法编审、刘雨教授等都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在王干先生邀约下，本书纳入他主编的这套丛书出版。在此统致谢意。感谢胡婉君、林可两同学在文字校对方面的精心帮助。

对于谱中难免存在的错失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徐强

2014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