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下)》为著名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在中国旅行时的日记，还包括部分手稿和一些私人信件（主要是给父母的），在李希霍芬先生去世后，由其学生整理而成。原书于1907年出版。 本书除了详细记载了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时的科研成果之外，也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旅行见闻、经历、感受，以及对中国城市、农村、交通、风土人情的评价。日记中不时出现他为了实现科研目标，与中国官民沟通过程中使用的种种有趣手段，让人忍俊不禁；还有他总充满自豪地讲述他是如何实现“精致奢侈”的欧式旅途生活的，让人对他的考察之旅充满艳羡；最重要的一点是，年轻读者在跟随李希霍芬“走完”中国之旅后，能够从他身上学到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研手段，这才是阅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下)》是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1868年至1872年间对中国进行了七次地质考案，足迹遍及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对中国的山川、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等进行了深入探查。

李希霍芬近150年前在中国的考察日记，文笔生动流畅，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弥足珍贵。另外，李希霍芬作为一位科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也值得中国人思考。

上册

 加利福尼亚（Californien）——中国

 上海——天津——北京

 芝罘（山东）——旅行计划

 宁波和周边（浙江）

 舟山群岛

 从宁波（浙江）到镇江（江苏）

 南京及其周边

 在长江下游的旅行

 去往山东和在山东的旅行

 从满洲南部去往北京

 在北京周边的旅行

 在江西、安徽和浙江的旅行

 从南至北穿越中国：广州——北京

 在中国的第一次旅行结束

 附录：李希霍芬在中国旅行地图

下册

 在浙江、安徽和江苏的旅行

 最后一次大旅行 直隶—山西（蒙古）—陕西—四川—沿长江而下

第一段：从北京穿过蒙古到西安府

第二段：从西安府越过秦岭山到成都府

第三段：从成都府进入山区；沿长江而下

 结尾：最后一次旅居上海

 索引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已出书目

芝罘(山东)——旅行计划

(10月19—23日，出自给父母的一封信。)在我刚刚到达芝罘的时候，曾想花两个月的时间游历整个山东，然后再花四个月的时间考察长江周边地域。芝罘之行是我第一次单独旅行，我只学了一些中文单词，因此想带一个会说中国话的人同行。如果能如我所计划的那样，那么在济南府，也就是山东的省城，我会与两个天主教的传教士会面。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严格按照我在加利福尼亚所做的计划行动，我也希望能继续这样做。情况十分明朗，中国政府对于地理考察的价值并没有正确的认识，自然也就不会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反而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加以阻挠。虽然中国政府根本就不会认识到地理考察的科学价值，但是向他们展示此次考察的实际价值，这也是我的首要任务。因此我在选择考察地点的时候，首先是从实际价值出发的，首选那些适宜开矿的地方，而山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便是矿山的开采。这是很重要但绝不简单的一步。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外国人在中国开矿，而外国公使们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作为。虽然一致的行动能够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但是各国的利益不尽相同，一致行动几乎不可能实现。前几年我就想回北京促成矿山的开采，如果能先开几个矿，那么中国政府就会意识到，通过开矿他们有利可图，这或许会促使他们同意进行地理考察。所有这一切会在一年内确定，我想，政府的决策应该是乐观的，至少在开矿这方面。因为中国人反对开矿的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首先是因为那些满洲贵族，他们虽然对老百姓可以指手画脚，但是在欧洲人出现的地方，他们的权力则被削弱了，这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其次则是由于迷信的想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水，中国人认为每个地方，每处住所，祖先的坟墓都有各自的风水。而人为地改变地形就破坏了风水，扰乱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铁路、隧道和蒸汽机被认为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就连电话线，也因为风水的缘故遭到破坏，至今也无法复建。凡是欧洲人到过的地方，所有的不幸、死亡和暴动都归咎于他们的汽船和建筑破坏了风水。而第三个原因则在于，中国人并不愿意因为开矿而让欧洲人到开放口岸以外的城市去。

中国人其实并不清楚，中国向外国开放的步伐是多么艰难。在我看来，第一批殖民地的开放是这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国家在物质和精神转变的第一步而己。中国由此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外国人的殖民地会进一步扩大，欧洲的工业被引进，铁路和电话都建起来了。中国开始面对世界文明的冲击，开放的程度会一步步加深，而精神上的转变也将通过迷信的破除来实现。因此那些精明的传教士们，虽然数量并不多，对于我的事业还是相当欢迎的，并且乐于为我提供支持和建议。

虽然在北京有人曾试图挫败我的锐气，但是并没有成功。我将坚定地推进我的计划，因为即使最终我的目标无法实现，但每天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已经值得赞许了。虽然在这一全新但十分有意思的领域只有我一个人在奋斗。但是我所做的都具有自身的价值，我正在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奠定最为重要的基石。对中华帝国进行全面的科学考察，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按照我的计划进行，也许会很慢，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能够加快中国发展的进度。

因为没有伙伴，在中国我或许会感到孤单。但我必须适应，我带了一个素质较高的中国人在一起，他是我的中文老师，同时还是我的“外交官”和管家。此外还有一个年轻的仆人。我坐一种轿椅(Schensi)，就是两根竹竿绑着一把椅子，人坐在椅子上面。前后各由一头牲口拉着。竹竿被绑在轿子的两侧，身材矮小的人能躺着，但是我只能坐着。人被抬得高高的，晃来晃去，上和下都很不方便。好在晃动的幅度不是特别大，在椅子上还可以看书，这也是它最大的优点，而且还能装很多的行李。此外我还另买了两头牲口，一头用来驮行李，另一头我的两个随从可以骑。这样，我们一天可以走6英里到7英里。速度太慢，还不如走路，因此我常常下来走着。晚上我们就在当地的客栈里过夜，当然我自己带了床。到处都能找到口粮，我们饿不着。比起在德国来，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因为在这个北部的行省里，人们都很善良。后来天气变凉了，我的蒙古产的羊毛被子派上了用场。

我打算24号开始在山东的地理考察。这里有很多山，景色出奇的美丽，这个季节阳光充足，气温凉爽，对我来说是非常舒适的时期，于是我的考察就此开始。当我进行了一段后，发现在我之前只有一些并不很重要的考察结果存在。除了我的朋友普博理，还没有任何真正的地理学家到过中国。普博理在186l—1864年虽然做过一些考察，但是只是在一些实际意义不太重要的地方。我的目的则是考察山区和一些煤矿，这些地方据几个目击人声称，是中国最好的煤矿，因此十分重要。果真如此，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开发这些煤矿，那么在山东将建造起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10月23日)当我准备起程去芝罘的时候，普鲁士的副领事J．先生告诉我，那里在年底几个月里通常非常寒冷，而3月和4月则是旅行的最佳季节。但是11月和12月在长江沿岸雨水充足，是旅行的好时候。因此我决定，从11月到2月先到长江，而3月和4月再进入山东。有时候我想，要是自己在1862年就在中国四处游历就好了，那么现在我早就回到家中，而且掌握了丰富的地理知识。但是我也认识到在加利福尼亚的停留是有好处的。因为在那里我享受了一段安静的时光，同时增长了见识，或许对今后的考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现在我终于第一次有机会使我的经验变成现实。几个月前，我在旧金山的报纸上读到了一份电报，上面说在中国的芝罘发现了巨大的金矿。然后汽船带来了确切的消息，当我前往上海的时候，人们的情绪很是激动。据说那里的金矿储藏丰富，但是中国人禁止外国人去开采。在北京的公使们会干涉这件事情，为外国人争取开采的权利。这个消息肯定会在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方四处传播，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成千上万在中国站住脚跟的机会。那时候我就强烈反对这样做，因为依我看来，必须首先证明金矿的储量的确很大，不然怎么可能经得起这上千的人来开采。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如果储量真的那么大，中国人岂不早就进行开采了。倘若储量并不多，那么招引来成千游手好闲之徒将造成无休止的骚乱、暴动、政治困境甚至战争。外国人的处境将变得艰难，而开采那些已经探明的煤矿的计划也将被推迟。P27-31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看到这本印着我丈夫名字的书最终得以出版，他生前就有此计划，只是未能得偿所愿。该书中所记录的日子距现在已经很久了，当男爵先生的学生们在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纪念日上提出想把这些日记出版的时候，出于对丈夫忠诚的爱和敬仰，我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学生们希望能将老师日记中未出版的部分集结成册，并希望能以此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年他们的老师在中国游历的日子。蒂森(Tiessen)先生在出版第三卷《中国》的时候得到了我丈夫留下的这些日记。当我得知日记即将付梓，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希望出版者蒂森先生能够成功，并通过日记的出版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我丈夫所作贡献的认识。衷心感谢蒂森先生和所有给予过支持与帮助的人们。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男爵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