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儒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经典，王阳明的心学思想（阳明学）便凝缩在这部经典当中，含有王阳明经由整个生命体验而创发的丰富而重要的哲学智慧。阅读此书既是了解王阳明心学理论，也是了解儒家思想文化传统的一项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当下提倡重读儒家经典、重访儒家传统的一项重要议题。

《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哲学著作。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哲学书信，不但全面阐述了其思想，也体现了其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

传习录上

徐爱录

陆澄录

薛侃录

传习录中

答顾东桥书

启问道通书

答陆原静书

又

答欧阳崇一

答罗整庵少宰书

答聂文蔚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教约

传习录下

陈九川录

黄直录

黄修易录

黄省曾录

黄以方录

传习录上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人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竞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门人徐爱书。

徐爱录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t亲民”，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t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辩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辩？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辩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爱于是日又有省。P1-4

转型时代经典的魅力

王阳明其人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中，自号阳明山人，故世人皆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阳明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一生历经坎坷，在困顿中幡然觉悟。在非议中毅然前行，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治武功兼备的儒家知识分子，其一生正好证成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综观其一生，其学术思想历经数次变化，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日：”;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可以说，王阳明真正契人圣学并有心得，已经到了33岁之后。

王阳明出身于官宦世家，其远祖乃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幼年即才思敏捷，十余岁能诗；青年时期，泛滥于辞章之学，颇富才名，进士及第之后，常与当时的诗词名家李梦阳、何景明等竞相驰骋文坛；同时他颇为关心国家边境安危，精究兵法， ”;每遇宾饮，聚果核，列阵势为戏”;，这为他后来的军事功绩奠定了基础。弘治二年(1489)，王阳明18岁，拜访了明初醇儒吴与弼的高徒娄谅，谈及格物之学，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开始”;遍读考亭之书”;，思格物之精义，并亲身实践，格亭前竹子，最终思劳成疾。格竹子的失败，促使他对朱子格物之说产生怀疑，认为圣人难做，并进而徘徊于佛老，加上身患沉疴，更加促成他悦慕仙家修炼之术。

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28岁，举南宫第二人，赐进士及第，任职工部。中进士后，王阳明并没有十分顺畅，至少思想上几曾纠结，错综复杂。弘治十四年(1501)，阳明曾游历九华山，访仙问道。次年，归越筑室阳明洞，行导引术，与道士王思舆交往密切，其间还有”;离家远遁”;之念，只是挂念祖母及父尚在，终未能成行。而同时应指出的是，从访问娄谅到初涉政坛的十多年里，尽管遭遇格物失败，王阳明并未完全放弃儒家圣人之学，至少他先后参加了乡试和会试，并中进士。为官后，弘治十七年(1504)，他又曾应山东巡按监察御史之请，主持了山东乡试。从这次乡试的出题可以看出王阳明强烈的经世志向，他极力宣扬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并且在程朱理学的统治之下，阳明亦体现出对程朱理学的维护，大肆鼓吹辟佛老。综合这些，我们不难看出王阳明这一时期思想上的复杂性。也正基于此，我们认为”;学凡三变”;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尤其是对前两个阶段而言，很难划分出具体的时间界限。

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抗疏救忠良，得罪阉党刘瑾，遭廷杖，下狱，随后谪贵州龙场，这一件事成为王阳明一生的重要转折。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37岁，是年三月到达龙场驿。在龙场的三年，他动心忍性，深悟格物致知之旨，终于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事物物者误矣”，这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随后，王阳明讲学贵阳书院，始论知行合一。正德五年(1510)开始，王阳明的仕途日渐畅达起来，先后升江西庐陵知县，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40岁调任验封司主事，41岁再升考功司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这一时期，王阳明的门人日众，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正式开始以”致良知”;行教。

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45岁，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受兵部尚书王琼的举荐，他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功阶段。正德十二年(1517)，他至江西，采取多种方法，或招抚或镇压，同时增设行政区域，先后平定了漳州、横水、桶冈等地流寇与民变。次年又平定了大帽、涮头等处。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正准备平定福建时，闻宁王朱宸濠造反，于是起义师勤王，同时上疏朝廷告变。从六月中旬至七月底，短短一个多月时间，王阳明出兵扑灭了朱宸濠的造反，生擒了朱宸濠，江西平定。

......;......;

然而续刻《传习录》与今本《传习录》相比，内容上有较大变化。原来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整理师说，重编《传习录》三卷时，对第二卷内容进行了调整。他在序中说：”;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实九篇，钱氏将《答陆原静二书》合二为一)。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人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由此，钱德洪将《答徐成之》(二篇)移到《外集》，不再收录，而增录了《答聂文蔚书其二戊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钱德洪此次修订，是否同时将《示弟立志说》移出去，而在《训蒙大意》之后补充了一篇《教约》，鉴于他在序中未曾明说，不好推断。

最后，《传习续录》。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逝世，钱德洪与王畿奔丧，同时讣告同门，约三年时间收录遗言，再综合自己所录，准备刻印，然”;适以忧去未遂”;。钱德洪当时考虑到四方讲学日众，师门宗旨既明，似乎没有谁去从事赘刻之事，”;故不复萦念”;。钱氏的这一息念长达二十余年，直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另一门人曾才汉从钱德洪那里获得这些语录后，加以编辑整理，名为《遗言》，刻录于荆(今湖北江陵县)，这便是《传习录》卷下的雏形。但钱德洪读完后，感觉采集不精当，于是在《遗言》的基础上，”;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之一”;，名日《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今安徽)之水西精舍。这便是《传习录》卷下的过渡版本。嘉靖二十五年(1556)，钱德洪游历到今湖北蕲春，阳明再传弟子沈宠考虑到阳明之学在蕲春并不流行，因而请求钱德洪搜集阳明的散佚语录而增刻之，钱氏于是开始了全面整理《传习录》，”;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至此，《传习录》上中下三卷终于汇聚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语录体著作。

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在浙江刻录《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论学书》的八篇为中卷，以钱氏亲定的《传习续录》为下卷，同时约请钱氏附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于三卷之后，钱氏加以引言，并附袁庆麟所写的《晚年定论跋》，这就是《王文成公伞书》本的《传习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