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著，王毅、刘伟译的《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精)》让我们思考，在奥斯维辛，纳粹医生主持了100万受害者中绝大部分人的被杀。“奥斯维辛就像一场医学手术”，“从一开始到结束，屠杀都是由医生来领导的。”一位幸存者说。你看，本该是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却在纳粹体制的掩盖下肆意妄为、大加杀戮，真是可恨之极。

一位原来如此敏感的人深深浸入纳粹的意识形态，就使得他既是富有同情心的精神病医生，又成为了医学刽子手。

被称为“党卫队制服中的人”的恩斯特·B，他有着一种怎样的人格特点？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著，王毅、刘伟译的《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精)》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序一

序二

前言 “不是那个世界”

第一部 “不值得活着的生命”：遗传治疗

 第1章 绝育与纳粹的生物医学愿景

 第2章 “安乐死”：直接医学屠杀

 第3章 对直接医学屠杀的抗拒

 第4章 “不规范的安乐死”：医生接管

 第5章 参与者

 第6章 把“安乐死”带到集中营：14f13特殊处理行动

第二部 奥斯维辛：种族治疗

 第7章 奥斯维辛研究所

 第8章 坡道上的筛选

 第9章 集中营中的筛选

 第10章 屠杀的社会化

 第11章 囚犯医生：选择的痛苦

 第12章 囚犯医生：努力治愈

 第13章 囚犯医生：与纳粹医生的合作

 第14章 注射器杀人：石炭酸注射

 第15章 试验冲动

 第16章 “党卫队制服中的人”：恩斯特·B

 第17章 奥斯维辛医生：约瑟夫·门格勒

 第18章 治疗—杀害之冲突：爱德华·维尔特

第三部 种族灭绝心理学

 第19章 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浮士德式的交易

 第20章 奥斯维辛自我：角色转换中的心理学主题

 第21章 种族灭绝

 后记

 注释

 索引

 致谢

其中包括对纳粹行为过分的批评，但支持德国社会中相对的独裁因素，对于今天年轻人可能会走到哪一步，他们也有某种不安。访谈中，偶尔会出现一闪而过的对纳粹时代的怀旧，对一个生活有热情有意义的时代的怀旧，不管这个时代带来了什么样的冲突。

这么说吧，对面坐的，是我认为属于迫害阵营那一边的人，所以我的那种陌生感从未被克服。我努力要进入他们的心理世界，这样做时我一直有某种困窘和羞愧。有些时候，当我发现自己对其有了好感，被其人性所吸引，这些感觉就更复杂了。所以，我的核心冲突是：我通常将心理访谈视为本质为友好程序的感觉，以及对这些受访者难以友好的感觉，这二者之间的冲突。我总是在这样的冲突中工作。我经常有一种冲动，想用攻击性的道德对峙使自己摆脱这种冲突。大多数时候，我抑制住了这种冲动。尽管我的心理探究可能类似于这样一种对峙，我的观点无疑也很鲜明，然而，还是有必要保持一种区分，心理探究而非道德对峙，才能得出我想要的关于行为和动机的信息。我后来认识到，想要保持我做这个工作的专业身份——这一点对我很重要，这个区分也是必须的。甚至可以确切地说，对于我而言，心理探究就是道德对峙的一种形式。不过，我也必须补充说，有过一些片刻，我不但是想要对峙，而且想要控诉——用某种攻击的方式——那个坐在我对面的人。尽管有所有的这些感觉，我还是体会到，而且继续体会到有一种责任，要对这些前纳粹医生公正，也就是说，尽我所能，做出确切和深入的整体评估。

在那些奥斯维辛幸存者中，访谈的气氛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所有人(只有一人是例外，他因与我交谈这些事情而感到心烦意乱)马上参与进来，和我们共同努力，探讨纳粹医生，探讨医生们在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所做的事情。在这两个方面，这些原来的囚犯被证明是极为难得的观察者。这种情况完全不令人吃惊，我的个人身份与那些犹太幸存者医生极为接近。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其家庭、社会和种族背景与我自己的差别不大，他们原来所在的地方与我祖父母的老家很近。我禁不住把他们的苦难与我自己的优裕生活进行对比。访谈回来之后，我确实有眩晕之感，有时几乎落泪。不过，我也访谈了来自波兰和欧洲其他地方的非犹太医生，他们中许多人由于想要帮助犹太人而被送往奥斯维辛。然而，这种普遍的同情中也有一个例外，我与一个反犹主义的波兰医生有一场痛苦却富有启示的访谈，此人与纳粹有过密切合作，在本书的后面我将讨论他。

这些访谈，不同于我以前那些研究项目做过的任何访谈。在这些访谈中，我体验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感，从愤怒、焦虑到厌恶，都有；就对幸存者的访谈而言，有钦佩、共同的痛苦、愧疚和无助之感。我有时希望，要是自己从未开始这个研究多好。我做了关于奥斯维辛的噩梦，有时梦见我的妻儿身陷其中。这个研究启动的初期，这样的噩梦经常出现，我告诉了一位幸存者朋友。他看着我，眼睛里没有特别的同情，或许有少许的认可。他温和地对我说：“好吧，现在你可以做这个工作了。”这帮助了我。

然而，不管涉及什么样的痛苦，大多数时候我并不沮丧或过于心烦意乱，实际上，在完成这个研究中，我体验到相当的活力。我沉浸在完成它所需要做的各种事情之中，我在组织和完成这些访谈上进行精心的安排，我有一种必须去完成的任务感。1979年春季，我回到美国，独自坐在书房，沉思并开始整理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那一刻，痛苦强烈地击中了我。我不再走动，我唯一的任务是想象自己进入了奥斯维辛和其他屠杀中心——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状态。当然，一个人只能想象性地进出这样的地方，你不可能在它们里面待得太久。让我工作后期增加幸福感的，是努力让这些材料获得一种表现形式。在这样一个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希望去与邪恶进行斗争，与那些要为邪恶负责的人进行斗争，希望让其畅所欲言，自律也就能够做到了。（P10-11）

在我结束对早期核弹幸存者的研究不久，一位拉比(rabbi，犹太教精神领袖或学者。——译者注)朋友来看我。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他宣称：“广岛，是你作为一个犹太人，通向大屠杀(研究)的路。”这种论调让我不舒服，我想，即使是作为拉比，这样说也有点武断了。

然而，从1960年末开始，我就有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自己过不了多久，就会试着做些纳粹种族屠杀的研究。此前我所做的所有关于“极端情境”下的研究——对身体和精神巨大的暴力，职业层面和个人经历，看似都如此切题。在我的学生们和朋友们极力推动下，我虽然还没有任何清晰的计划，但开始这个领域的研究，却已是必然之举了。

在一些大屠杀的会议上，我曾做过关于幸存者心理的发言，然而，我逐渐认识到，现在最需要的是对作恶者的研究。说来也巧，此后我接到了一位编辑(他是我广岛那本书的编辑)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看一看他要寄给我的一些材料——关于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和奥斯维辛医学试验的材料。看了这些材料，我已是跃跃欲试。我开始认识到在纳粹屠杀中医生不同寻常的重要性。后续研究远远超过了那些初始材料，但从那时起，我已踏上这条路。

尽管我对将此事做下去并没有犹豫迟疑，但我与之交谈过的一些人却表达了十足的担忧。“我希望你有足够的消化能力！”这是我经常听到的劝告。有些人甚至举出强大的例子，劝我不要去碰这个话题。他们认为，纳粹的邪恶应该被认清、孤立和谴责，用不着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对它进行心理学研究，人们尤其担心，这样做会带来的风险是：用“深入”的研究替换了谴责的话语。这些担忧让我暂时止步，迫使我去研究一些颇有难度的个人和哲学问题。

我毫不怀疑纳粹的邪恶事实。但我现在更清楚，我做这个心理项目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了解邪恶，而非取代。对我来说，如果不去探究邪恶之源，那么最终就无法激发我们的能力，去深入了解，并与之抗争。对邪恶之源的逃避，不仅是对邪恶蔓延的担忧，还包含着一种假定，即纳粹和其他的邪恶与我们其他人无关——与普遍的人的能力无关。虽然纳粹的残暴和屠杀让我们倾向于这样的假定，但这样的想法却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我有强大的承受力，不过对于自己将行之事，我也绝非无所畏惧，但就我的经历而言，对这类决定，我往往是基于自己最深的直觉出发，关于自己，关于做什么合适，做什么才对的直觉而做出的决定。然而，内心倾向继续研究下去，却不能让我从一种痛苦的认识中解脱出来：无论我做什么，在这个话题的道德和知识分子正义方面，都远远不够。

随着工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清楚：将医生卷入邪恶的不只有纳粹。我们可以看一看以下事实：极权国家精神病医生如何把不同政见者诊断为精神病，并把他们关押在精神病院；智利医生也曾扮演过酷刑者的角色(依据相关文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医生做医学试验，活体解剖囚犯；南非的白人医生对在监狱中遭到拷打和杀害的囚犯出具虚假的医学报告；被中央情报局雇佣的美国内科医生和心理学家，用毒品和思想控制来进行不道德的医学和精神实验；圭亚那“人民神殿”(People’s Temple)中狂热信徒的理想主义医生，为1978年的一场谋杀性质的自杀悲剧提供了毒药(氰化物与“酷爱”牌饮料的混合物)，造成了几乎1000人的死亡。一般来说，医生很容易参与这些狂热的、蛊惑人心的秘密组织，参与控制人们的思想、情感、生死。所有这些例证，我都有过专业或个人的关注，它们与我要去讨论的那些“医学化”的毁灭模式有某些联系。我后面会讨论。

不过，我发现了纳粹医生与其他群体的医生显著不同。这倒不体现在所做的人体试验方面，而是纳粹医生在种族灭绝计划上所起的中心作用——用“民族和种族的治愈”这一生物愿景为大屠杀辩护。这种种族灭绝计划依据的是一种生物学愿景，为大屠杀辩护，认为其是国家和种族的治愈。(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土耳其医生，或许与此最为相似，我在后面会提到。)基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就需要对纳粹医生进行专门研究。尽管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我会更广泛地讨论种族灭绝的各种范式，但本书主要是谈纳粹医生。

不过，我并不是要对所有的纳粹医生进行全面的历史研究，或者是对第三帝国的整个医学界做研究。我总希望自己做这些研究时能有渠道，减少挖掘档案和世界各地法庭记录时所查阅的文山书海，我和助手不得不到各地去挖掘这些材料。我所强调的是纳粹医生的具体群体，尤其作为个人的医生，他们与大屠杀的关系，与纳粹政权宣称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治愈”之间的关系。治愈与屠杀的这种逆转，成为本研究的组织原则，同时，我开始怀疑，这种反转和其他大屠杀的相关性。

作恶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谈得很多了，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非常重要。我发现，其关键之处在于，将这两个群体成员之间的道德和心理情况分开。无论其中一方有何种行为，囚犯都在被威胁，而纳粹医生则是威胁者。这种显著的区分，必须成为评估奥斯维辛医学行为的出发点。犹太人是纳粹种族灭绝的主要对象，所以也是纳粹医生的主要受害者。本书也研究包括囚禁在奥斯维辛的非犹太人，比如波兰人、政治犯和俄国战俘、德国精神病人，以及被占领地区受纳粹医生直接伤害的人。

在本书临近写完时，许多人问我，它给我带来了什么影响。我的回答总是说一句“太多了”，然后就换个话题。其实，现在来讲带来了什么，还为时过早。一个人不能期待在进行了这样一种研究之后，精神还能毫发无损，这样的想法不现实，尤其当自我成为这种形式的体验工具时，会觉得还不如不知道这些。然而，对于我来说，写作本书的另一面是，我把它看作是丰富人脉和扩展世界的过程。而大屠杀幸存者作为研究的中心，某种程度上提供了编制人脉的“锚”，包括我的那些同行，那些研究纳粹种族灭绝的学者，那些要直面纳粹时代的德国人，还有我的那些年轻助手们——他们中一些人已相识多年，还有一些新交——我必须在本书后面列举致谢。共同承担此研究，让老交情复燃，并以最迅捷和强有力的方式创建新交情。这个研究涉及各种语言——德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这是中东欧犹太人及其在各国的后裔说的一种从高地德语派生的语言。——译者注)、波兰语和法语，丰富宽广的人脉弥补了我在这些语言方面的不足。

数十年来，我一直理解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那句话，他坚信，人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刽子手，我们要避免导致这样两类角色出现的制度和行为。但我现在对加缪之意有新的理解。他事实上是从参与反纳粹的地下运动中吸取了最初的教训。他的这个忠告经常被人们忽视，这里不必赘述；但与此同时，我还是要强调，我们有能力据此行动——虽然不完美，但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过去的邪恶，从中汲取教训。所以，我做了这个研究，现在呈现给各位——带着希望。

后记 作为见证

“故事没有结束，它还没有变成历史，它所承载的这种隐密生活，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

——格希姆·勒姆

完成此书，我百感交集。想到纳粹医生不再占据我的研究，我就感到宽慰；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局限，我又感到不安；既有对纳粹屠杀者尤其是纳粹医生的愤怒，也有对自己不懈努力的某种满意。我的意识在纷乱的意象中漫溯徘徊：那个我和纳粹医生谈话的起居室，奥斯维辛站成一排等待筛选的犹太人，在屠杀中心被施以毒气的精神疾病患者。从一开始起，我就警惕不要让那些进行访谈的起居室遮蔽了受害者。

然而，我这项研究的大部分工作还是在这些起居室里完成的。在这些访谈中，我要求自己把这些医学作恶者——不管他们与邪恶是何种关系——看成是人而非其他。这意味着我自己对纳粹医生要有某种形式的移情，我必须想象自己进入到他们的情境，这不是为了使他们免罪，而是要探求人对邪恶何以如此易感。我立场的逻辑足够清晰：不管多么节制，一定程度上的感同身受可以帮我们把握那种反移情之邪恶的心理成分，纳粹医生中的许多人正是这样一种邪恶。

然而，无论是什么逻辑，面对参与了这个专门针对我自己的人民、针对我的如此凶残项目的这些人，即使只持最低限度的移情(而且充分地意识到了移情与同情的鲜明区别)，也仍然让人感觉奇怪和不舒服。如果说我从来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还是控制了自己的不适之感，这靠的是将我的移情理解为是为批判性地展现这些医生的心理行为和体验服务。人有时走人另一个人的情境之中，这不是为了帮他，而是为了展示和评估他的动机和行为。

即使如此，这也是在建立人际联系，在避免埃里克·埃里克松所说的“假物种形成”，或者是把其他人看成属于一个不同的物种。一个同情的评论者向我建议，通过“坚持把易犯错的人与邪恶行为分别开来，保持我们对人的认同，同时谴责他的行为”，我就可以很好地避免对纳粹医生的“假物种形成”。他将此作为耶稣所言“爱你的仇敌”的一种心理学对应。尽管我觉得这个建议令人感动，但它没有完全捕捉住我对这种情境的感觉。因为，一旦一个人做了邪恶行为，他就变成了这种行为的一部分，这种行为也变成了他的一部分。这种行为很可能需要某种角色转换，有着一个邪恶自我的形成。必须承认我们所有人都是容易犯错的人类，都有做出这种邪恶行为的可能，但我们还必须强调可能性与实际邪恶的区别。

我与纳粹医生在一起时感到的不舒服，无疑与一种适当的道德立场的不安有关，或许还与担心被感染有关。当然，我也在接触这些医生更平常和普通人的那些方面。不管这种接触提供了什么样的满足，但这些医生事实上的完全缺乏对自己那些邪恶时刻、甚至是参与邪恶项目之程度的道德面对，完全缺乏对此的承认，又将这些满足抵销了。尽管这种道德上的距离并没有阻止我去深入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机，但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可称为诚恳的人相遇的那种可能性。它也限制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共鸣”，所以也就限制了我对他们的移情，因为说到底，移情得是一个双向过程。

我这一方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和多长时间上“加入”一个医生的纳粹世界。我的心理行为是充分地转换自己的自我之感，在他所描述的每件事情上都想象他的立场；与此同时又进行另外两种活动：一是把受害者引入这幅画面，同时又依据我的自我之感赋予一个伦理语境。这个立场与当代关于感同身受的看法是一致的，当代观点将移情视为“并不用认同来等同……相反有一种与之对比之感……[因为]我们是对此人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东西移情，而不是对这个人或他的行为移情”。移情有一种重要的认知维度，它可以最简单地理解为“去知道”。迈克尔·巴史克还写道：“移情涉及与那个人的无意识情绪共鸣，体验他身上的这种体验，同时移情者还要维持他自我完整的完整性。”我将移情的这种张力视为我研究的关键，它或许是所有研究的关键。

我调动起来的这种移情是为另一件事服务的，即作为见证。尽管我不能宣称一个真正幸存者的那种特权，但任何严肃调查纳粹大屠杀的人都会很快产生类似幸存者的刺激。我的这种见证是心理学和道德的，而且与关于人类未来的一些问题紧密相关。

我这种见证的形式也不同寻常，因为它关注的是作恶者，而且主要由他们所说的而来，但又颇不同于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想让我作出的那种见证。我之所以能够做出一种不同的见证，是因为受害者和幸存者的贡献。囚犯医生幸存者，以他们的当年经历和他们的看法，为我自己的自我之感和我作为见证的方式提供了支持。

我想要做的，是厘清涉及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之人行为的一个特殊序列，也就是医学化的屠杀。我见证这样一个事实：医生进行了屠杀，而且是以治疗的名义，还要弄清楚这种屠杀怎样进行，用什么方式，为什么发生。

不过，我的见证并不随着纳粹而结束。我想从纳粹所为中提取一些对我们了解当代在心理上有用的东西。纳粹医生有着双重自我的凶残角色转换，其他人也可能这样做。角色转换提供了屠杀行为与纳粹医生之间的一种联结法则，对于这类行为，具有普遍的可能性。以国家一种族治疗的名义进行无穷尽杀戮的能力，也需要这样的角色转换。在一定的条件下，任何人都可能响应一种集体号召来消灭一个指定群体的最后一个人，这个群体被视为“死亡细菌”的携带者。

然而，我的结论决不是“我们都是纳粹”。我们并非全是纳粹。这种指控恰恰抹杀了我们需要找出的那些道德区别。这些区别中的一条，涉及在我们普遍有着杀戮和种族灭绝可能性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人是如何抑制这种邪恶的。一个敏感的治疗者会惊骇于自己竟有冲动，去掌掴一个肆无忌惮给我写信谈“我们日常人性问题”的病人，但是，我们从纳粹那里看到的，不仅是行为不同于冲动，而且极端重要的是，更大的意识形态潮流以一种导致极大邪恶的方式将这二者联结起来。这些联结和步骤就是我的见证，这并不是对每一个人的无差别的道德谴责。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见证我不得不去作：这项研究对现在萦绕着我们所有人的核技术种族灭绝的意义。我们一直在考查的这个大屠杀有助于我们避免下一个。我们只要想一想核武器威胁可能的转换就知道，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角色转换，而且是种族灭绝的法则：对“死亡细菌”的担忧，对传染病(苏联共产主义或美国资本主义)威胁一个群体(美国或苏联)的生活的担忧；通过一种绝对化的愿景(美国美德战胜极权国家，或者是反过来)进行更新治疗的承诺，这使得“把他们全杀掉”变得合理，同时又排除了这种愿景的自杀一面；宣称精神利他和科学真理；宣称超越机会，于是一个人就被推向治疗名义的屠杀；执行这种任务的屠杀专业人员和专业屠杀者被指定，与之相伴的，还有越来越完善的技术和高度严密的官僚机构组织，它们大大缩减了种族灭绝的信号；最后是种族灭绝自我的一种普遍接受的模板，它通过“核武主义”(因核武器终极武力和高科技的吸引力而信奉这种武器)的集体模式，以及理想化的净化愿景和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诱惑出来的牺牲，而创造出来。

所有这些一定会发生吗？它们之中有一些已经发生，但其他的并不必然发生。任何见证都讲述了一个人所观察到的事情如果重复的危险，以此来鼓励采取措施阻止这种重复。一个人听到洛伦·艾斯利所说的“由我们内心深渊升起的黑暗低语，它以一种诡异的魅力吸引着我们”，认识到这种低语就是我们自己，是一种危险的耳语，在它变成绝望的种族灭绝尖叫之前，我们必须听到它。

我进行这项研究，就讲述了这些；不过，我想用两个仍然在我脑中盘旋的形象来结束它。

第一个形象来自奥斯维辛。我是几年前去那里的，看了保存在那里的许多展品，就邪恶之人能够对其他人做些什么而言，这些展品已经揭示得足够了。然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展品，是所有展品中最简单的：一个满是鞋子的房间，绝大部分是童鞋。

第二个形象来自与一个在奥斯维辛牢房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医生的交谈。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也成了我的朋友。他谈到，有一次，他和一些其他的囚犯医生被濒临死亡的病人所压倒了，被这些受折磨者要求解脱的大声呼求所压倒。他们做了自己能够做的事：把仅有的一些阿斯匹林分给病人，在分发过程中，他们给病人讲了几句安心和希望的话。他几乎是吃惊地发现，他的话起作用了，“在那种情况中，它真的起作用了”！他的结论是：坚守尽力进行治疗的决心，哪怕是在最极端的条件下，“我真的被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巨大成效打动了”。

一座纪念碑式的揭露，对彻底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可怕描述，在大屠杀研究上的惊人贡献。

——弗朗辛·德·波莱西克斯·格雷

必读之书……在这一领域卓然领先，英语文献中无可匹敌者。

——劳尔·希尔贝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的作者

一部强力警醒之作，不仅是不忘已发生之事，而且提示着一种石碑般的邪恶——一些受训去进行治疗和治愈的人所犯下的邪恶。

——罗伯特·科尔斯，《波士顿环球报》

这不仅是目前已有的关于医学伦理学的最重要著作之一，而且融入了历史编纂学，对第三帝国和国家社会主义所犯罪行做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学解说。在我看来，不参考这样的心理学解说，未来无人能够深刻地描述那个时代。

——尼尔·安切生，《纽约图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