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和主编的《我的父辈在长征中》主题鲜明，契合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主旋律。选取的人物兼顾红军三大主力及有关部队，从红军总司令到基层干部，还有几位红军女战士的记述，全面而有代表性，综合平衡把握也较好。各篇文稿都是来自父辈的口述或回忆，情感真挚，内容真实，传递和弘扬着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长征精神。

王太和主编的《我的父辈在长征中》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后代讲述父辈们壮怀激烈的长征故事，回忆真实感人的长征往事，同时也记录了80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诗壮举。

父辈们在悲壮的革命战斗历程中，完成了自己百战成钢的进程，他们留下的记录，让伟大的长征精神传承延续、发扬光大……

红军长征中的朱老总和康克清

他投了“关键的一票”——我们的姨夫王稼祥在长征路上

“老战士”谢觉哉的长征片

铁流巾帼的长征之路——我的母亲王定国过雪山草地

王维舟长征途中的二三事

欧阳钦与红三军团六师在长征中

伟大的长征——父亲伍修权的长征纪事

徐海东与红二十五军挺进伏牛山

黄克诚在长征中

张云逸的长征之路

王宏坤与红四军的长征之路

“只有往前面拼命，才是出路”——记父亲邓华在大渡河畔的一次战斗

万水千山永向党——朱良才在长征中

理想与信念的胜利——记红军女战士、我的母亲李开芬

李天佑亲历的桂林湘江阻击战

“浩气比天，千军势如潮”——回忆父亲李志民的长征路

杨至成在长征中的特殊贡献

红军个个是英雄—杨得志率“红一团”担当长征先遣队

“非党”军事教员和军团作战科科长——我的父亲宋时轮的长征经历

跟随毛主席长征——忆长征中的父亲陈士榘

长征断臂瓦屋塘——记我的父亲贺炳炎长征之路

彭绍辉经历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

王宗槐随先头营把红旗插上遵义城

“活着就要替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多做工作”——回忆父亲刘金轩的长征纪事

孙毅一双铁脚板走完长征路

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兵站部——我的父亲吴先恩的长征路

张国华湘江之畔与船老大交朋友

陈正湘长征散记

陈先瑞率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斗争

革命理想高于天——我的父亲周玉成在长征路上

胡奇才率部执行阻击任务三过草地

王耀南在长征路上架桥开路

甘思和在长征中过雪山草地

思念与启迪——追忆我的父亲朱致平和他的长征往事

万水千山——我的父亲向守志的长征岁月

军团长的大骡子——我的父亲刘子云长征忆事

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潘家珍

刘友光经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苏进随军委直属干部团参加长征

吴烈护卫党中央和红军首长胜利长征

“最香的一顿午饭”和“断粮的一夜”——我的父亲罗章亲历长征的片段

难忘长征——我的父亲郑效峰长征忆事

孟庆山长征纪事

父亲符先辉长征路上战友情

彭清云的两度长征路

鲁瑞林亲历长征中的几个片断

百战成钢——记父亲蔡长元的长征回忆

愈是艰苦愈坚强——父亲潘峰在红二六九团的战斗生活

潘焱三次过草地

后记

为红军长征出发找到突破口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是选择南线粤军的防线作为突破口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第五次反“围剿”受挫后，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准备战略转移前，在周恩来和朱老总的领导下，红军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和“互相借道”的协议。

1934年9月，陈济棠向红军递交了一份停战声明，并电约红军举行秘密军事谈判。朱德总司令立即表示同意，并同周恩来商议后，决定派潘汉年、何长工两名同志为我方谈判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举行了秘密谈判。行前，朱德就谈判原则专门向潘、何二人作了交代。谈判中间，朱德又专门给陈济棠发了一封信，信中首先揭露了蒋介石降日反共的罪恶和蒋觊觎两广的阴谋，并提出了“合作反蒋抗日”的五条建议。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建议，双方代表经过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往来；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可以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随后的实践证明，这个协议对于中央红军突围时顺利通过粤北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军团，中央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八万余人开始向粤北突围转移。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这样，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令部下到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但下属军官同时也得到命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10月27曰，红军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构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堵防。在这个过程中，红军认真执行“秘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军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可以说，红军过境粤北时，几乎没有进行大的战斗，较好地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与周恩来、朱德同陈济棠结成的统一战线是分不开的。

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红军占领遵义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主动，但还没有完全摆脱险境。这时，可以利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好新的围追堵截之间隙，总结一下过去军事上失利的教训。在前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基础上，经过酝酿，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由于中央和红军都处在不断作战的环境中，这次会议不可能分清过去政治领导上的是非，主要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检讨长征以来党中央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尽力统一认识，并在组织上采取相应措施。  会议开始，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推到客观原因上去，不承认主要是他和军事顾问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继博古的报告后，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着重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的错误，批驳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个人错误作辩解的做法，并阐述了今后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朱德也作了发言，尖锐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临时中央走了”。他还表示，他自己和恩来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根据毛泽东和多数同志发言的内容，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解决了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肯定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基本战略战术，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使遵义会议的决议得以顺利贯彻，会议还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实际上是主持政治和军事全盘工作的“三人团”，并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样，遵义会议开始确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危急的战争环境中独立自主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遵义开会的那几天，朱老总容光焕发，会议结束后，他高兴地对康奶奶说：“这次会议开得好啊，你等着传达吧！”1月18日，在遵义天主教堂召开了中央、军委直属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几百人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恩来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情况，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P4-6

80年前，曾经有这样一支军队，用他们的双脚丈量了伟大祖国三万千米的山河，用他们的意志昭示了中华民族刚毅坚强的品格，用他们的奋斗彰显了中国人民坚决抵御外侮的决心，用他们的牺牲和奉献精神谱写了人类战争史上不朽的篇章，用他们的胜利证明了人民军队所向披靡的威力。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我们说，长征精神是胜利的精神。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他们以加在一起20余万的兵力，冲出数十万敌军的重重围追堵截。他们把革命抗日的火种播撒在征途上，以顽强不屈的抗争激励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国人民。

我们也说，长征精神是奋斗的精神。红军的长征是在战胜比自己强大数倍以至数十倍敌人，征服极其恶劣自然环境的艰苦奋斗中完成的。在作为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甘溪突围、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红二和红六军团便水血战、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等浴血战斗中，在攀登一座座雪山、进入亘古荒原的艰苦行军中，红军指战员始终以昂扬的斗志迎接并克服各种各样的挑战。

我们还说，长征精神是团结的精神。长征途中，实现了八次胜利会师，举行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整合成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天下红军是一家”成为了人民军队凝聚力标志性口号。

我们更要说，长征的胜利是全体红军的胜利。长征的伟大胜利，既是跨越几万里征途的红军主力取得了胜利，同时也是全国范围所有红军队伍共同赢得了胜利。这个胜利，离不开那些留守江南八省的红军指战员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以自己的牺牲吸引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踏上征程。这个胜利，同样离不开在陕甘宁地区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他们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正是他们接应中央红军，确保了经过长时间长途征战陆续到达陕北的红军有了恢复、壮大的坚强保证。

这本书，由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的子女们共同撰写，娓娓诉说了他们亲耳所闻父辈壮怀激烈的长征故事，记录了80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诗壮举，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能够传承延续、发扬光大，激励每一个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奋斗的人们。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的父辈在长征中》一书付梓出版了。本书由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老前辈的数位后代撰稿，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图片。很多撰稿人或工作繁忙，或年事已高，他们克服各自困难，亲自撰写、反复修改，记述了许多真实感人的长征往事。在此，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谢意。

我们要特别感谢陈昊苏同志为本书作诗一首；感谢一些专家学者的严谨审核，提出宝贵意见；感谢中国游学会、“三守”精神(守时、守约、守信)倡导者杨建潭董事长对本书的支持。编委会的同志们精心组织、周密策划，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编辑们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我由衷地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历史爱好者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加深对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的理解和认识，深切体会到红军指战员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坚定信念，体会到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品质作风，从中受到一些教益和启迪，自觉传承、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更加积极昂扬地投身改革、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去。这就是我们组织编辑出版本书的出发点。

由于本书中涉及人物较多，并受资料、记忆等方面的限制，难免有一些疏漏舛误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修改完善。

王太和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