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可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给人类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影响之中。在硝烟日渐远去的今天，有必要让读者重温并牢记这段历史。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二战记忆”丛书。

入选作品取材广泛，既有正义力量抵抗侵略的无畏战斗，如《日日夜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青年近卫军》《丧钟为谁而鸣》《焦点不太准》，也有法西斯铁蹄下人民生活境况的真实写照，如《一个人的遭遇》《安妮日记》《上海，远在何方？》，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法西斯对人类的戕害，以及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显现的英雄气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乌尔苏拉·克莱谢尔所著的《上海远在何方(二战记忆)》对于广大读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历史有所助益。

由乌尔苏拉·克莱谢尔所著的《上海远在何方(二战记忆)》以不同凡响的艺术表现，意蕴深邃地融历史事实和艺术想象于一体，别开生面地勾勒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流亡上海这段历史的全景图，给读者描绘了一个既遥远又熟悉的流亡者世界。本书2008年在德国问世后，即成为畅销书，为广大读者喜爱，深受评论界赞誉，因此接连获多项文学奖，并很快被译介到世界各地。本书中译本获2014年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生存能力

传奇

收藏

运河

一双受到保护的手

秘密小组

电波

方形小匣子

路

光芒在眼睛里闪烁

木剑与别的武器

乞讨与施舍

召唤

各奔东西

盟国法庭

陶西格何许人也？要提到他，那你就得从头说起了。如果这样为之的话，问题便必然随之而来：你能移植他吗？你能想像出他被移植后的情形吗？你无疑会被那一蹴而就的情形所蒙蔽。一只沉甸甸的大手将一个人从他家里，从他的城市里拖出来，抓住他，又将他放置到另一个地方，另一片大陆上。这样的可移动性，这样的顺从性，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灵便性的训练可不是天生俱来的。你不可能将那只沉甸甸的大手(爪子？)想像为上帝之手，而更多是一只彪形大汉之手，一只来自于不可捉摸的童话里的手，即使你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可是你也许还相信神话里的奇迹吧。换言之：你不可能真的想像移植陶西格。他可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律师啊。

书商路德维希·拉扎鲁斯从来都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道：人在沉没之时，才会竭力要弄个明白，不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就是抱住一条蜘蛛腿不放，或者寄希望于城里的一抹灯光，一筹莫展，一片空白。没有结果。为什么就像一滴水，蒸发了，又降落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嫩小的树苗无声无息地折弯。或者正如路德维希．拉扎鲁斯问到的：为什么人会那样卑鄙无耻呢，为什么从古到今都少不了无事生非的人，肆意破坏的人呢？他为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陶西格也一样。可是陶西格什么都不相信，所以他也不像拉扎鲁斯那样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天生就是个不可知论者，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的职业是律师。他相信，人可以主张并合法地享有权利。他也相信，人可以实施自己的权利，或者有人需要律师来帮助他实施自己的权利。他也相信，当时在柏林或许能帮助路德维希·拉扎鲁斯主张权利。他父母亲远见卓识，就在希特勒上台前不久卖掉了他们的书店。这笔资金本说能够保证拉扎鲁斯终生都不会为养老会的事儿发愁：然而，那些买主却嗅到了有利的时刻就要来临，不承认合同有效。一家柏林法院立刻就断然认定他“违反道德”。终生分期支付给一个不讨人喜欢的犹太人一笔款项，这似乎更能说得过去，更何况犹太人的财产同样可以十分廉价地“被雅利安化”。这个“终生”对一个如此被剥夺了财产的人来说到底还会有多长呢，也就无所谓了。可是拉扎鲁斯表示拒绝。您别再说啦，陶西格先生，您懂得奥地利人的权利，可是却不明白这肆意蔓延的不公正。陶西格先生无言应答。

陶西格相信，人可以主张并合法享有权利，在律师的帮助下实施权利，这没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信仰是不对的，只要你拥有它。可是他自己有朝一日会没有了权利，他似乎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也许他对此缺少想像吧。干吗要竭力想像不可想像的事情呢？陶西格是个匈牙利律师，出身于泰莫斯沃尔，这个地方是奥匈帝国领地。无可置疑，在这座城里，人们讲德语和匈牙利语，法律判决则是奥地利式的，也没有人对此不以为然。那是一个开明的时代，你在卡尔斯巴德可以是不可知论者，犹太人，或新教徒，在林茨可以是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在莫斯塔可以是穆斯林，非穆斯林，或不可知论者，这就是奥匈帝国，你不需要评判，你可以立足于一个广泛的权利之上。泰莫斯沃尔有罗马尼亚人、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这都无关紧要。人们去咖啡馆，抽烟，喝酒，向跑堂示意，被叫去接听电话。被人呼叫，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新鲜事：律师陶西格先生，劳驾您，有电话！律师陶西格直起身来，昂首挺胸，身材魁梧，神气十足地穿过咖啡厅，也许有点笨脚笨手。他拿起听筒来洗耳恭听，若有所思地晃晃脑袋，面对那个委托人守住秘密。他开始好像是个未来的委托人。一本正经地斟酌着，给电话里点点头，未免显得荒唐可笑。他自己觉察到了，小心翼翼。我这就去，他说道。然而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委托人打来电话，而是年轻的妻子弗兰西斯卡想跟他说说话，无非就是想听听他的声音而已！这个深沉、温柔而文质彬彬的匈牙利声音。况且，他的笑声回荡在咖啡馆里，冲着话筒低声细语，乐滋滋地耍笑着妻子的渴望，听的渴望，爱的渴望，幸福的渴望。他同时是渴望的发起者和接受者。他买好单后离开咖啡馆。他就是这样给拉扎鲁斯讲述的，而拉扎鲁斯又原原本本地倒出来，十分惊叹这样一种他似乎不可能感受到的爱。

他们1912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一个英俊的男人，一个聪明而前途光明的男人，弗兰西斯卡·陶西格后来这样说，而且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这样说。而她呢，会弹钢琴，懂得好几门外语，持家里里外外一把手，对一个上流维也纳女人来说，这就足够了。1912年看上去就是这样的情形。她的父亲：一个富有的木材商人，对橡树情有独钟。每天晚上，他的铅笔就顺着一行行数字划来划去，敲打着写字台的木头。建筑木材生意无比稳妥，哪儿有前景，哪儿未来要建造巨型屋架楼房，建筑木材无处没有用场，也就是说奥匈帝国的四面八方，凡是铁路可以到达的地方，几乎无所不及。弗兰西斯卡·陶西格说：我一生仅有一个任务，而且它要实现起来也不会过分困难。我一定要缔结一个门当户对的良缘，不再仅仅只是个出身显贵人家的女儿。她如愿以偿，因为她选择了陶西格律师。她身着白色盛装，超凡出众地步入了婚姻殿堂。从此之后，生活就像是一条宽阔的河流，河床犹如多瑙河一样宽阔，一条承载着她的河流，“生活”就这样完全自然而然地呈现在眼前。生活得到了自我证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串成了一条珍珠链，快乐美满。一种探索，心心相印的温馨。草地上铺起花边小桌布，银制的食鱼刀叉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餐桌上，而我们这些幸福的人总是身处其中，她后来对拉扎鲁斯如是说。后来，幸福的人生一去不返了。可是当时，他们如鱼得水，生气勃勃，总是身处其中。当泰莫斯沃尔1918年成为罗马尼亚领地时，无论对这个匈牙利律师还是这个十分讲究的夫人来说不啻为一个霉运。奥匈帝国变成了一个深洞，一些人掉进去了。这个匈牙利律师该走人了，一个新的法律必然应运而生。陶西格相信法律，而且相信对了。一个匈牙利律师在罗马尼亚没有了立身之地。也就是说，这个匈牙利人该走人了，他仅仅偶然是个犹太人而已。陶西格是不可知论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别有风格的组合，在泰莫斯沃尔也一样。她妻子逢年过节就去庙堂里，这就足够了。岳父的木材生意尚有陶西格先生和夫人的用场，还有那食鱼刀叉、金边瓷器和钢琴。于是他们去了维也纳。陶西格先生不再当律师了，这很可惜，可是却无法提出诉讼。岳父的公司举步维艰，风雨飘摇，可是毕竟还靠着最后的气息支撑着。

他听觉不太好了。他在战争中听够了，听得太多了，轰鸣的炮声损伤了他的内耳。律师是调停争端的人，他把一切法律条文都铭记在后脑里。不过坦率地说，他必须听到人家说什么。争端爆发了，也许你还能够制止它(化解它？)。有人误人了迷途，律师追着他，促使他接受他险些背离的权利。这样的委托人险些在缺少法律的空间里绝望地跌跌撞撞，四处碰壁，这样的情形一定要避免。律师就是他赖以支撑的拐杖。陶西格的听觉不够好了，作为律师，他当然必须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异常敏锐，那细微的匈牙利草动，一股微风吹拂，一阵草原风掠过，一匹匹小马的蹄子踩着风奔跑的噔噔声。在雷瑙写的诗里，空气听起来犹如马不停蹄的声音，放开缰绳任凭在广阔的原野驰骋。陶西格夫人把这样的诗句背得滚瓜烂熟。草在夏日的酷暑中遭到践踏，在战争中遭到焚毁。那时，泰莫斯沃尔还不是罗马尼亚领地，而他还是个年轻男子，有一个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妻子。樱桃眼，酸樱桃眼，栗灰色头发，纤细灵巧的手指按动着钢琴上一个个小键，抹过一幅画框，看看上面有没有灰尘，在案板上揉搓着面团，直到它发起一个个小泡来。瞧着她在烘烤点心时脸上渐渐泛起红晕，心里美滋滋的。然后，当她从火炉里取出那薄面卷时，他们就趁热吃起来，彼此看着眉来眼去。他们先舔舔嘴唇，然后舔舔腋窝，又舔舔下身，又舔舔外耳，又舔舔精子在上面浮游的脚蹼。他：一个天生善良的人，妻子这样说起他。他听觉不太好了，陶西格律师，可是他有一双警觉的眼睛，而且他与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抱成一团，听觉不好无关紧要。他注视着妻子，她的活泼可爱、她的樱桃嘴儿、她那优雅的耳轮。不可知论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一个绝妙而超乎寻常的组合，再加上这个女人。一个神奇的女人，拉扎鲁斯也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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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9日，纳粹德国爆发了历史上称之为“水晶之夜”的反犹惨案，从此便开始了惨绝人寰的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尤其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规模杀害和灭绝犹太民族的行动计划变本加厉地付诸实施。在这暗无天日的恐怖中，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几乎不可能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找到容身之地。许多西方国家，也包括美国，面对纳粹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暴行，采取了种种限制性移民政策。上海，这座当时被置于殖民管辖和不需要签证的海港都市便成为犹太人可以逃亡的归宿。于是，那些有可能逃离纳粹铁蹄的犹太人就不惜一切利用这样一个机会逃亡到遥远的上海。直到1941年，大约有一万八千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这里找到了避难所。尽管他们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恶劣气候，遭受到来自纳粹德国领事当局日益残酷的欺辱，而且在文化的差异中无所适从，但这些人最终大都免遭了纳粹有计划地迫害和屠杀，得以幸存下来。上海无疑是犹太人苦难史中永远不可忘记的一章。然而，除了史学界寥寥无几的声音之外，这段特殊的历史却几乎鲜为人知。德国当代女作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Ursula Kreehel，1947一)2008年发表的小说《上海，远在何方？》则以不同凡响的艺术表现，意蕴深邃地融历史事实和艺术想像于一体，别开生面地勾勒出了这段历史的全景图，给读者描绘了一个既遥远又熟悉的流亡者世界，让人叹为观止。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刻成为畅销书，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深受评论界的赞誉，因此接连赢得了多个文学奖项(莱茵高文学奖、热奈特一绍肯奖、德国批评家奖、杜塞尔多夫文学奖、约瑟夫一布莱特巴赫奖等)，并很快被译介到世界各地。

克莱谢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诗歌步人文坛，先后发表了十二部诗集，是德国当代很有影响的女诗人。她的诗歌创作起初受到妇女运动和新主体性文学影响，后来或多或少地打上了超现实主义烙印。《上海，远在何方？》是克莱谢尔的小说处女作，也是她近三十年来不断探索、思考和构思的艺术结晶。克莱谢尔很早就关注到当年从纳粹德国流亡上海的犹太人的历史。1980年，克莱谢尔第一次来到上海，亲临其境，耳濡目染，并结识了一位当年流亡到上海定居的犹太女性，获得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更加给她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让她魂牵梦绕。从此以后，她的文学创作就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几十年间，她坚持不懈地穿行在历史回忆与现实思考之间，走访和查找了所有可能与这段历史相关的档案馆和图书馆，翻阅和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回忆录，采访了许多尚健在的流亡者及其后人，锲而不舍地探寻着那些“被置若罔闻的东西”(克莱谢尔)。1992年，克莱谢尔再次来到上海，又亲临实地考察了那些残存的流亡遗迹。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克莱谢尔驾驭这一主题的厚实基础。这期间，她首先以流亡上海的犹太人为原型，相继创作了四部广播剧，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随着艺术酝酿的持续深入，那一个个积聚在心灵深处的声音日益强烈地在呼唤；那一个个挣扎在生存中的犹太人形象日益活灵活现地浮现在眼前；他们在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自己活下来的辛酸。于是，在作者的脑海里，“探索与创作逐渐分离……虚构与回忆融为一体”(克莱谢尔)，一幅流亡者世界的全景图就这样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就是小说《上海，远在何方？》诞生的背景。

这部小说展现的是一群流亡者的众生相。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和情节结构，而是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叙述主线上，断片式地勾勒出了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流亡者形象。在作者挥洒自如的笔下，各个断片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自然而然地汇聚成一个相映成趣的艺术整体。正如作者所言，小说中的人物既有真实的背景、真实的信息、真实的名字和真实的地址，而且贯穿小说始终的也是真实的内核，同时也是酝酿已久呼之欲出的艺术形象。作者从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叙述视角出发，采取了有分有合、融合贯通的表现手法，成功地将那些文献的东西和那些虚构的东西编织成一个层次丰富丝丝人扣的马赛克图像，使得真实的发现与艺术的虚构在其中相互承载，相得益彰，创造了二者之间天衣无缝的平衡。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群流落到上海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怎样在绝望的边缘为活下来而在苦苦挣扎。他们从踏上这个殖民管辖又遭受日本人肆意蹂躏的异乡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而只是犹太人”；他们在犹太人居住区里苟延残喘，在纳粹的“长手臂”下陷入“黑暗的边缘”，在遭受屈辱中与命运抗争：陶西格夫妇忍受着与儿子骨肉分离的痛苦，千辛万苦从维也纳来到上海。丈夫难以面对这不可名状的陌生世界，在物质与文化极大的反差中彻底无所适从，格格不入，从始到终都绝望地沉溺于昔日那前程似锦的律师生存中，甚至连夜里睡觉都不摘下太阳镜来。为了求得一个新的生存，安抚抑郁成疾的丈夫，也为了相濡以沫的爱情，妻子不得不承受着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生存之重，不惜一双弹钢琴的手，起早贪黑地在一家餐馆的酷热里干着烤制维也纳苹果卷的苦差，只能把内心的重重痛苦深深地埋藏到凯勒的文学作品中。艺术史家罗塔·布里格只身带着满满一鞋盒子艺术明信片来到上海，然而他所教授的中国学生却对印象派艺术不感兴趣，这种拯救生存的可能化为了泡影，写给老朋友瓦尔特·本雅明的一封封书信也杳无音信，于是他就像许多流亡者一样，无可奈何地沉浸在对美好岁月的回忆里：柏林、维也纳、圣雷莫等不时绽放出昔日的光彩。他当年引以为豪的著作《当今的女人脸谱》如今只好尘封在避难所的床下。而当他亲眼目睹了陶西格夫人在丈夫的停尸床前那悲痛欲绝的面孔时，才觉得当下的女人面孔超越了他从前的一切想像：“当下这个女人的面孔是一个六神无主的平面，嚎啕痛哭从中进发出来，停滞在空中。”书商路德维希·拉扎鲁斯既是小说中穿针引线的叙述者，又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同时也是流亡生存的见证者。作为叙述者，他通过录音讲述了刻骨铭心的流亡经历和感受，从而赋予小说表现历历在目的真实性；作为小说众多流亡者形象之一，他又在患难之中呈现出复杂多变的人性。拉扎鲁斯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智慧，甚或耍些让人发笑的小伎俩，随机应变，入乡随俗，以求在审视现实的夹缝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他这样艰难地熬到了战争结束，最终回到了德国。显而易见，小说所描写的一个个流亡者是些形形色色的个体，虽然他们寻求生存的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却无一例外地承受着同样的命运。

然而，心灵创伤是没有止境的，历史悲剧依然在延续。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宣布投降，犹太人居住区随之解散了。可痛苦的磨难依然看不到尽头。流亡者虽说自由了，可返回家乡的旅程变得更加辛酸。被当年的同事召回大学讲堂的艺术史家布里格再也认不出他的柏林了。在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眼里，柏林的废墟无异于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木炭画。在无依无靠的孤独中，他绝望地死在医院的病床上。而更为凄惨的是蹲过监狱、进过集中营和被迫流亡的拉扎鲁斯回到家乡后的境遇。在为尊严而抗争的法律诉讼中，他遭受着更加漫长的精神折磨。在众多的人物中，拉扎鲁斯这个形象也是作家克莱谢尔为自己多年来难割难舍的犹太人命运主题埋下的伏笔。其用意在她后来的创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小说中，报道、评论、文献引言和叙事交替穿插，互为镜像，相映相衬。细腻的语言、真切的图像和细小的情节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那刻骨铭心无法言说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叙述游刃有余，张弛有致，形散而神不散，严肃而无说教，悲愤而不渲染，情感真实而不多愁善感，幽默而不嘲讽。在这别具一格的艺术构想中，那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生存故事在读者感同身受的心灵里势不可挡地汇聚成了时代的生存图像。

可以说，《上海，远在何方？》以精妙的结构技巧，使历史回忆与艺术虚构、文献性的细腻真实与卓越的叙事张力、多层交织的叙事视角和多线交错的人物命运水乳交融，错落有致。它以灵动的语言和真切的想像再现了一幅不同寻常令人扼腕的历史画面，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又饱含对现实的警示。这是一部深深触动读者审美心灵的好作品。2012年，克莱谢尔推出的姊妹篇《地方法院》又别具匠心地延续了前者的主题，成功地表现了犹太出身的法学家科洛尼兹一家战后从流亡返回德国后启人深思的生存境遇。这部小说获得了当年的德国图书奖。在新纳粹肆意泛滥和种族歧视死灰复燃的当今德国，克莱谢尔借用小说形式，孜孜不倦地追寻着那段充满灾难和痛苦的历史踪迹，其寓于其中的叙述意图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无疑也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联想和思考。但愿这部小说也能为中国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和富有裨益的认知与借鉴。 这部小说的翻译受到柏林文学之家(LCB)的资助，译者也有机会多次与作者直接交流，并解决了翻译中的不少疑惑，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韩瑞祥

2013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