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如童话的爱丁堡，翩翩独行的中国君子，正用极富创造力的画笔与文笔巧摹风物，妙谈文化。哑行者怀着孩童般的好奇心，穿梭在山间湖畔、大街小巷与历史遗迹之中，时而为苏格兰人的独特口音与习癖忍俊不禁，时而又如侦探作家般将苏格兰王室的密史娓娓道来。他让熟悉事物陌生化，以重建四周景物，并辅以优美的插图，最终达成一种“深邃的单纯”。

蒋彝著，阮叔梅译的《爱丁堡画记》以笔墨为妻，以书画为媒，他的画作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将东方的写意与西方的精巧，细腻地融合在一起，自成一格。

《爱丁堡画记》原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文描摹了一个东方人对爱丁堡的印象，同时将英伦风物与中国文化参照对看。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领略苏格兰各地的风貌，书中无处不在的幽默、智慧与简洁，中式书画中洋溢的闲情逸趣，偶尔模仿苏格兰当地的口音，不禁也让人捧腹大笑。蒋彝更是在书中抛出许多中国与苏格兰两种不同社会形态中存在的相似且有趣的民间故事，同时引领读者重新审视爱丁堡的人文风光、自然景色，细致而精到地勾勒出爱丁堡的画面与众生样貌。蒋彝著，阮叔梅译的《爱丁堡画记》不仅首次在国内原貌呈现经典原作，还精心复刻了原版画作、书法，全彩印刷，精装呈现。

前言／郑达

多此一举的序文

误解

不实之争

意外见闻

绝妙焦点

心醉神迷

戒慎恐惧

诗情画意

与世隔绝

奇异探险

奇思异想

旧日情怀

冬日奇想

美好回忆

不速之客

即时体会

动荡过往

不情不愿的结尾

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挖掘出爱丁堡的真面目。

为了这第二次行程，1943年8月，我在离开牛津前就做好了一切安排。在这儿，我一定要向伦敦、内陆与苏格兰铁路局的工作人员致上谢意，他们在办完自己分内的事之后，还不辞辛劳，为我安排火车卧铺。由于他们的热心，我才能开心踏上行程。战时长途旅行最开心的，就是抵达目的地了——无论当地天气如何。当我走出王子街车站，发现正下着毛毛雨，为我涤去长途的舟车劳顿。我终于可以洗把脸了，在战时火车上，那绝对不可能。在中国，我们习惯以晚宴为远道而来的朋友“洗尘”。自然，我不期望爱丁堡有这么顿晚宴等着我，不过，那雨确实自我寒酸的衣服上洗去了些尘埃。

前往马曲芒的路上，出租车穿过梅多斯公园。伦敦公园一望无际的亮绿草坪一向带给我极大乐趣。在这儿，雨丝似乎也染上了一些草坪的颜色，好像天空正向下吐着绿色蒸气。我一直喜欢鲜绿色，充满活力，还能轻易和其他颜色混在一起。只可惜，没有任何颜料能长久表现那感觉，但愿我能找到方法，在画作里呈现那鲜活色调。

依我之见，绿色是大自然的主色调。冬天，也许到处是黑色、灰色，春天和秋天，亮丽色彩主导一切，可是一年四季却随时见得到绿色。少了背景上的绿，红花或黄花还美得起来吗？经过一个漫长、萧索的冬季，看到树林上的新绿，难道不让人愉悦吗？长途旅行后，见到雨中温和的绿，让我开心不已。记得1934年时，我来这国家没多久，适逢一位朋友买了辆绿色的车子，可他家居然有人受不了那颜色，没法看那车子一眼。我因为太喜欢那颜色，知道有人嫌恶，不免觉得惊讶。我想到，搞不好还有人打算去除掉大自然中的绿色。

我自白日梦中醒来时，也到达目的地了。安顿好自己，用过餐，开始慢慢沿着斯特拉森路往邮局走，打算去那儿发一封电报。这时雨势已经变大，我并不想此时就开始观光，可到达邮局时，突然被远处屋顶和树梢后灰蓝色、雾蒙蒙的小山轮廓吸引。那山看来不远，我忍不住想要立刻认识它。我跨过马路，走上博福特路，一边伸长脖子，一边沿着狭路不断往前走。当我走在建筑高墙边时，那山忽然不见了，直到接近圣凯瑟琳教堂，才再度出现。大雨中，那轮廓看来模模糊糊，山型似乎很熟悉，我顿了一下，啊——对了！乌龟！一只巨大、纹风不动的乌龟。在雨中，那岩石的轮廓看来柔和，但仍似强硬的龟壳。家乡九江的龟山涌现心头，儿时，我在那儿放风筝，度过无数快乐时光。我想着，承平时期，孩子们也上这苏格兰小山放风筝吗？

由宽阔的达尔基思路望去，小山完全浮现我面前，我很惊讶空间的障眼法。站在密密麻麻的房子附近，我的眼睛和小山之间，没办法造成距离的错觉。它之前看来很近，高耸于两棵大树之上，在灰色雨蒙蒙的天空下，显示出完美的蓝色轮廓。可如今，远离了建筑，清楚看着那山，它反而变远了！随着经验增长，我日益相信空间在中国画里的重要性，再一次，我了解到我们宋朝大师在空间利用上的神乎其技，这在山水画里尤其明显。他们知道，艺术家如果将视线所见全部画到纸上，画面必然拥挤不堪，需要空间来透透气。如果拿掉一些东西，以留白取代，无论实际上或想象上，画面才可能取得平衡。(P2-3)

20世纪40年代，哑行者系列丛书在英国相当受欢迎。许多人虽然看过或听过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此一笔名，却搞不清或记不住作者的原名。基于此，1949年5月7日《爱丁堡晚报》(EdinburghEvening News)上的一个益智问答也就不让人意外了。题目是：“谁是爱丁堡的哑行者？”答案是蒋彝。

《爱丁堡画记》于1948年11月18日出版时，蒋彝已成功建立起自己旅行作家和艺术家的声誉。短短十年间，除了《爱丁堡画记》一书，蒋彝先后出版了《湖区画记》(1937)、《伦敦画记》(1938)、《战时画记》(1939)、《北英画记》(1941)，以及《牛津画记》(1944)。让人意外的是，蒋彝1933年才来到英国，而且当时英文能力还非常有限。除了这六本哑行者系列丛书，1935年至1948年之间，他另外还出版了12本英文书，其中包括一本回忆录、两本介绍中国艺术的书、一本小说以及几本童书。

蒋彝1903年生于中国长江畔的古城九江，幼年于家中私塾接受扎实的古文训练，并随当地颇孚众望的画家父亲研习国画。自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蒋彝在中学教过化学，加入过北伐军，前后于安徽及江西担任过三个县的县长。1933年，蒋彝前往英国，先在伦敦大学教授中文，后来则在韦尔科姆历史医学博物馆(Wellcome Historical Medical Museum)负责管理中国文物。1955年，他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的中文教职，前往美国。那些年间，蒋彝四处旅行，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在间隔42年之后的1975年，才有机会回到中国，回到家乡。1977年第二次返乡时，蒋彝病倒于北京的医院，并于10月26日过世。

蒋彝的旅行书风格独特，全然不同于其他旅行书，以至无论是在图书馆或书店里，立刻就可以认出他的书。蒋彝亲自设计书本封套，横跨顶端的是作者以毛笔写的英文草书标题，下方是一幅彩色画，以及用毛笔写成的中文标题。书脊上的英文标题和作者签名，也是以草书写成，不仅独特、悦目，还非常吸引人。无论随意翻阅或细心慢读，任何人都可以经由那些描述旅行经验的生动文字，夹杂其中为数可观的美丽彩色插画、素描，以及用书法写成配以英译的中国诗，明确感觉到他的创造力和天分。

蒋彝写了13本哑行者系列旅行书，其中12本均已发表。那些书中，头六本均以英格兰为场景，最后一本则是关于爱丁堡；之后，蒋彝书写的便是世界其他各地了。在《爱丁堡画记》一书中，蒋彝以评论自己写过的书开场，同时细述他个人的文艺创作理论，还为他在探索新题材、新技巧时尝试的崭新方法提出辩护。

哑行者系列新鲜、有趣、深具启发性，已经让成千上万的读者深深着迷。这些书同时具备了三项优点，我准备以《爱丁堡画记》一书做例子，简短地加以说明：让熟悉事物陌生化，以重建四周景物；深邃的单纯；优美的插图。

蒋彝喜欢将四周环境变得陌生，让日常景物变得不寻常，让习以为常的概念变得异常。好比，作者穿着格子裙，手拿呢帽，化身成“想象中的苏格兰人”。同样地，身穿中国袍子、手拿折扇、悠闲踱步的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也成了生于中国的儒者。更有甚者，一向让苏格兰人当作狮子看待的亚瑟王宝座，竟然变形成了大象。这种让熟悉事物陌生化的做法，基本上是在挑战现有的世界秩序，或是僵硬的思想体系，开阔我们的眼界，迎接全新的可能，必须具备洞悉力、勇气和想象力才行。只不过，这从来都不是作者的终极目标，那只是一个必要步骤，让作者借由重建后的景物，带给读者全新的视野和体认。蒋彝不断表示，他希望强调东西方的相同之处，并书写与评论他所观察的西方，让双方互相了解。由于此一重建过程，他才得以如本书中所述，强调苏格兰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共通性。他使我们了解，与亚瑟王宝座相似的大象，不只是亚洲人深爱的动物，还是“最值得尊敬”的动物。还有，中国古代的民歌与罗伯特·彭斯的诗作，在本质上是互相关联的。

……

只不过，蒋彝一直没有完成博士学位，因为庄士敦于1937年辞去教职后回到爱丁堡，并于1938年3月与世长辞。

1934年，庄士敦在阿盖尔(Argyll)附近，买下克雷格尼什湾(Loch Craignish)内的里格岛(Eilean Righ)作为居所。退休后，庄士敦邀请蒋彝至他在岛上的住处游玩。1937年7月，蒋彝到那儿待了两个星期。蒋彝当时相当彷徨，在事业及个人生活上均面临着许多困扰。他不确定是否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能否得以继续于东方学院担任教职。七七事变后，他不确定他的家乡、家人是否安好。还有，虽然伦敦乡村生活出版社(Country Life)已同意出版他的第一本《哑行者画记》，他却不确定那书的命运将会如何。不过，1937年夏天，蒋彝首度造访庄士敦的住处时，却有机会欣赏到庄士敦由中国带回的优美的文学、艺术收藏。他享受着四周田园般的景色，乘坐小船，自由自在地徜徉于高山中的明镜湖泊上，在那儿，邮差一周只送一次信。“简直是世外桃源”，蒋彝当时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这么表示。由于那趟行程，他得以暂时自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生活中获得疏解，那次经历，必然也在他美好的苏格兰回忆中占了一席之地。

蒋彝曾和朋友分享他坚信的生命价值，“我努力工作，因为我相信，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借文艺创作超越时空限制，一直是蒋彝四十余年来努力不懈的目标。他希望，下一代的人依旧能记得并欣赏他对文艺的贡献。如今，距离他出版第一本书已经半个世纪，蒋彝的哑行者系列仍然保有最初的新鲜与活力，仍然受到新一代读者和批评家的欢迎。的确，读着这些书，我们感觉，仿佛蒋彝就在身旁，他的旅行文字和深具洞悉力的评论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自己、对外在世界产生全新认识，并提醒我们文化交流、互敬互重与全球合作的急迫性。

郑达

波士顿，200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