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西方的哑行者，以诗文书画封蜡英伦气味，访山水风物看破异中之同。

蒋彝著，罗漪文、罗丽如译的《牛津画记》讲述了迁居牛津时，蒋彝原本只想短暂停留，却一待就是五年。因为战争，家国故土渺不可及。在这座举世闻名的文教之城，蒋彝像地道老牛津般优游于丰厚的自然与历史之间。他发掘出隐藏于古老学院中的自然之美：与白天鹅同立树下躲雨时的无声交谈，草原楼旁三株开花的小樱桃树……他注目牛津师生们在书店、酒馆、食堂内的形象，带领读者呼吸润湿的空气，瞥见小径上腆肚持杖的绅士。哑行者从平凡的琐事里看见深意，内心则时刻回荡着远方的故乡。

洽味河的夏天，雪中的商业大街，牛津学联的辩士，鳟鱼客栈的孔雀……蒋彝著，罗漪文、罗丽如译的《牛津画记》结合插图、书法、诗歌，以妙趣横生的笔法，用英文勾勒出作者从伦敦迁居牛津五年期间的所见所闻，展示了牛津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风俗人情、文化生活。作者发掘出隐藏于古老学院中的自然之美，注目牛津师生们在书店、酒馆、食堂等场所的形象，带领读者呼吸英伦润湿的空气，瞥见小径上腆肚持杖的翩翩绅士。本次出版的是英汉双语版，方便中文读者欣赏这一经典作品，也适合英语爱好者及学习者阅读。

前言 戈弗雷·霍奇森

第一次鞠躬

“我该翻墙吗？”

我对雪莱有何认识？

百感交集

象牙微雕

三株小樱桃树

“吾爱汝至深，恰味河”

天上之酒

一小顿脾气

和谐的激狂

柳林中的风声

不寻常的友伴

闻所未闻

敬晨雾

敬爱的猫咪阁下

寂静墨丘利

“孩子般易受愚的爱”

头发袭击

非梦也

羞怯的容颜

鸟儿的问候

抽暇作画

悦耳的喧嚣

北方的微风

乍暖还寒时

友谊之媒

“何时当石非石？”

十三号星期五

一点儿也不

火炉前有一张舒服的沙发和两张扶手椅。我坐在写字桌前的旋转椅上，想象着老师转身问学生问题。面向花园那扇窗旁，有道门通往卧房，房间虽小却非常舒适整洁，里头也有扇窗面向花园，采光明亮，还有取暖的小电炉。起居室另一扇窗户旁则是一间小房间，架子上排放着各式各样的瓶子、玻璃杯、盘子和碟子，另外还有两三个橱柜。卧房对面是堆满书的书房，但陶希无权使用。

那位教师投身军旅之后，过着怎样的生活？跟他在这些房间的日子比起来，有何不同？我一直忙着揣度这些，直到两个仆人进来，思绪才中断。仆人各自提着一打啤酒，并未留意到我。其中一人说道，倪先生今天又要宴请朋友了。他们留下啤酒走了，第三名仆人来时，带来十多瓶矿泉水。我很纳闷，陶希是不是经常买这么多茶酒，尤其是他的橱柜里已经有很多了。接着又来了几盒香烟和糕点。

我安静地坐着，一名老裁缝走了进来，臂弯里有两套新西装。他非常健谈，问我知不知道倪先生在哪儿，又提到他在其他时间都碰不着倪先生，所以一直试着在晚上来找他。他非常喜欢倪先生，乐于服务这样的好学者，事实上，他已经服务倪先生将近两年了。我想起考克斯所写的《牛津回忆录》，里头提到“牛津生意人的‘记账系统’，和他们急欲将年轻人的名字记在账簿内的恶劣行径，至今仍影响着无知的年轻人，使他们泥足深陷，并因囊中羞涩而无法脱身”。然而，陶希不是无知的年轻人，目前就我所知，也不至于无法“脱身”；再者，这裁缝看起来也不像个讨债的。

最后，裁缝不耐久候，收起衣服并留了口信，请倪先生到他店里试穿。但我劝他再多留一会儿，跟我谈谈他所知的瓦德汉学院。他显然所知甚多，也很乐意跟投契的听众分享。他提到陶希对面的房间曾闹过鬼，常常在晚上踱步上下楼梯。没有人知道那是谁，或是在做什么。“我们有一阵子没听到他的声音了。”裁缝以此作结。

裁缝离开一阵子后，陶希的一位朋友走了进来，他受邀于今晚来访。我们并未向对方介绍自己，因为在这学院的房间里，似乎不用那么正式。虽然我是个外人，也不熟悉大学生间时兴的话题，但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仍聊得很热络。这位年轻人显然熟悉陶希的房间，很快就自己动手拿起一瓶啤酒和两只玻璃杯。我跟他说我很少喝酒。之后他又为自己点了一根烟。

不久，陶希和他的朋友们涌了进来，客人们不待招呼，就自行喝起酒、抽起烟来了，陶希也希望他们能宾至如归。很快地，房间充满了嘈杂的声响和尖锐的人声。我跟不上话题，那些句子似乎很短且不完整，一堆名字喊来喊去，收音机也打开了。我在喧哗中微笑坐着，喝一小杯雪利酒，感到脸颊正在发热。

我椅子的扶手上坐着一位名为罗杰-克罗斯基的年轻人，最多不超过20岁。他发现我是唯一没抽烟的人，就笑着说我是非常好的“年轻”小伙子。他青春红润的脸使我忘了自己的年纪肯定是他的两倍。另一名年轻人和罗杰大约同龄，在某段时间几乎是话题中心。我得知他刚扮演了伊恩·海伊《舍监》一剧的宾博一角，这戏在牛津剧院上演了一周左右。（P6-7）

在我一生中，总有哑行者紧紧相随。他拿着画笔与古墨，悄悄地在我身后蹑足随行，不曾间断。

1941年某日，父亲将母亲、妹妹、祖母与我送往约克郡谷地的尼德谷地乡间，以躲避战争炮火，他带给我们一本《约克郡谷地画记》。那年，我才七岁，喜欢书里的图画更胜于文字。我知道，书本是一位名唤“哑行者”的中国绅士所写，他还以有趣的中国画法描绘许多我所熟悉的景色，诸如基恩西峭壁、名为哈铎的瀑布等。我喜欢第74页插图里的兔子，到现在仍然如此，但中国画家不认为我们的山谷足以入画，我颇感失望。

数年后，我到牛津就读一所寄宿学校，父亲又给了我一本《牛津画记》。这一次，他画的是我一天经过数次的地方，比如大学公园里的彩虹桥。我一直很钟爱这本书，却不知蒋彝当时的住处离我学校仅不到一公里之遥。

25年后，我住在纽约，某一天，看到一幅中央公园湖泊的水彩画，那不容错认，正是哑行者的作品。我很惊讶，蒋彝居然到过美国。书店将画标价300美金，这在当时可说是一大笔钱。我多希望我买下了它。

然后，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妻子从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礼品店买了一叠圣诞卡，上面印制了蒋彝的水彩画，描绘着战时的商业大街，大雪纷飞中，除了一辆红色巴士，一切近乎空寂。我将卡片寄给朋友，其中一位当时是《周日独立报》的编辑，他很喜欢，并向我打听画家的事。再一次，我完全不知道这位画家跟我一样，那时也住在牛津的南荒原路，几乎是门对门，我住在41号，他住在28号。

当时我所知道的蒋彝，就仅止于以上所记的内容。然而，我衷心希望编辑找我写篇文章介绍他，因此做了一些功课。(结果编辑并不感兴趣，这是成功的编辑之所以成功之处，有足够的热诚去促使人们写东西，但又不致邀太多稿。)下面是我找到的资料。

蒋彝1903年出生于九江，这座古城镇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长江畔，是那一带瓷器产区的集散地。蒋彝本名仲雅，家境并不富有，但属于所谓“士绅”阶层。蒋家宣称自己是公元前2000年时皇室的后裔，从10世纪起，就拥有一些田产，包括肥沃的水田与贫瘠的山田，相比之下，其土地数量之多足以让所有的英国公爵显得仅如暴发户一般。一直以来，无论是佃户或他们所缴的田租都没什么改变。蒋家开枝散叶，但都住在同一座向外延展的三进大宅中。

仲雅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不久就是1912年的革命与后来的日军侵华，种种变故摧毁了那持续千百年、演变缓慢的生活方式。1940年，他离开中国已经七年，蒋彝(让我们用他自取的名字来称呼他)出版《儿时琐忆》，以哀伤的笔调追忆古老的习俗、节庆，以及在传统的家庭中长大成人的感受。整本书洋溢着温暖与深情，但又带着淡淡忧伤，不时还掺杂些许流离的苦涩。

蒋彝习惯以他自己的水彩和线条画为自己的文字配插图。其父蒋和庵也是画家，如此向他父亲致敬，非常恰当。蒋彝记得，12岁时，父亲教他混合颜料，也教他制作柳树炭条来作画。他学着像他父亲般长期观察花朵与蝴蝶，再加以描绘。就我看来，比起肖像画或他擅长的山水画，这类题材(或山谷的兔子)，他会画得更为传统，更富“中国”味，或许早期的训练可解释这一点。

因为“某些理由”，蒋彝在南京东南大学攻读化学。服完兵役后，他曾短暂教过化学，当过报刊撰稿人。后来又成为三个地方的行政首长，包括九江。他认为那是一份“令人厌倦的口舌工作”。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写作与画画时，蒋彝会选择以“哑行者”为笔名。

1932年，蒋彝在苏州太湖的船屋上住了一阵子。1933年，他与地方军阀发生冲突，以当时地方军阀的恶行，这势必会给蒋彝招来性命之忧，因此，事后蒋彝远避英国。去英国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九江是英国的条约口岸，在那里，英国虽谈不上特别受欢迎，至少也算坏在明面上。

……

蒋彝注意到英国的阶级自负与种族傲慢，由于他诞生于充满自信的古文明，因此能以更高的眼界，稍挫其气焰。例如他对牛津学联的一段回忆：“我与朋友正在楼上的读书室喝茶，突然间，房间角落一个裹着黑色大衣的巨大身影站了起来，像在演戏般，朝侍者伸出右手，说：‘我要盐巴，盐巴。’他无疑是牛津的毕业生，所以对这地方及侍者如此熟不拘礼。”这个反讽很斯文，但丝毫不减其辛辣。

伦敦的寓所被炸毁后，蒋彝搬往牛津，并在当地住了五年。战后，他立刻到美国待了数月，然后返回牛津。但他又于1955年移民美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语言与文化长达16年，也曾在哈佛大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短期授课，证明其学术声望与日俱增。其间，哑行者仍挪出时间造访巴黎、都柏林，他所描绘的波士顿与旧金山令人惊异，为系列游记再添新章。

这些书远比一般图解的旅行指南来得丰富，作者假托游记，描述了一连串奇闻轶事、对比参照，对传统习俗及所见人物的自我形象，不时有极为犀利的评论，尤其对某些极隐晦的骄傲自大与殖民优越。然而我认为，是插画，让游记显得与众不同。蒋彝是三种鲜明风格之能手：精细的线描，通常带有一些讽刺画的灵巧笔触；水墨画，例如动人心魄的爱丁堡雨中街景，或湖区的清晨一瞥；工笔的水彩画，如他所画的牛津和波士顿，尤其是他的童年。

蒋彝的作画技巧受到中国书法的影响。但如果有人说，他的作品是典型的中国绘画，他会不胜其烦。“这些作品绝不是什么典型的中国风格。”他写道，“我的画，是一个中国人的独特表现，而不是全体中国人。”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中国重新开放后，蒋彝回到老家，并出了最后一本书《重访祖国》。也许，如他的华裔同辈——杰出建筑师贝聿铭亲口对我所言：他内心仍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1977年，蒋彝重回中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于同年10月在当地去世。波兰裔作家埃文．霍夫曼从小就被带到加拿大，并在美国接受教育，她曾在作品《在转译中失落》里精彩描述了移民的复杂情结。蒋彝从未失落，但他也不曾被转译。他运用他的中国技艺与感性，创造出一种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西方，而是全体人类共通的深切的仁慈与同理心。

戈弗雷·霍奇森

牛津，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