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等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的古代社会、古代历史以及古代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们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有可能透过各种现象的迷雾，看到一些真相，或者说更接近于真相。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出于资产阶级学者的地方。尽管这几位前辈们的著作中有一些论点需要讨论，但他们走的道路是一条阳关大道，他们开拓荒地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使中国哲学史开始成为一门科学，其著作具有示范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被广大学者所接受，并被运用于一切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史研究这个阵地也被马克思主义所占领。三十多年来，我们出版了通史、断代史、专题研究、论文集等，举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讨论。尽管研究者在对于一些重要哲学家或学派进行历史探讨时，得到的结论不同，甚至相反，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没有分歧。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怎样把这些原则和中国哲学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走了不少弯路。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正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学术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讨论的气氛，中国哲学史又呈现繁荣景象。过去曾经讨论后来被搁置了的一些问题，今天又得到哲学史研究者的深切关注。在建国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将大大有益于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新的起点。
60年代初期，在教育部主持下，为了给高等院校开设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由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共同编写了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作为一部用于教学的教科书，需要讲一些比较基本的简明的知识，授课时间的限制，不允许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有所发挥，同时，观点也力求稳妥，学术界争论大的问题，则尽量避免采入。《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教科书，前三卷出版近二十年，我们对已出版的教科书不太满意：因为有些应当说的，没有说到；也有些问题，成书后我们的观点有了改变，认识有所前进，书中也未体现出来。为了适应于这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应当写出一部新的反映我们目前认识水平，比二十年前出版的四卷本教科书更详尽的哲学史专著来。
几十年来，对中国哲学史的特点、道路、发展规律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地位，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经过多年酝酿、考虑，这些想法和看法更趋明朗。这些看法是否符合中国哲学史的实际，将接受客观实践和历史的考验。但是我们的结论是在消化原始资料，广泛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亲手撷取来的。我们力图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下结论要有事实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做一次严肃认真的探索。
这部哲学史，将分成七卷。以华夏民族的认识史为开端，说明哲学如何从原始宗教中逐渐分化出来的逻辑过程，以《先秦哲学发展史》为全书的第一卷。汉承秦制，从社会结构到政治体制都是一脉相承的。对秦汉之际、两汉之间、东汉之末，我们将在一些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探究，对谶纬思想也有较多的论述，以《秦汉哲学发展史》为第二卷。魏晋时期，哲学从两汉神学目的论中获得一定的解放，在农民起义失败后，佛教、道教都在建立，儒学玄学化，与佛教、道教同时并存，形成时代特点，以《魏晋哲学发展史》为第三卷。隋唐时期，儒、释、道并称三教，互争雄长，国力达到封建社会的高峰，而宗教思想也发展到高峰，以《隋唐哲学发展史》为第四卷。宋元明清，儒教建立，形成体大思精的宗教神学体系，不但关联到中国近千年的国运的兴衰，也影响到东亚诸邻国。由于儒教的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宋元明清哲学发展史》将分第五、第六两卷叙述。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夕，中国社会发生质变，哲学思想亦迥异于前期，《近代哲学发展史》纳入第七卷。七卷既竞，如乘槎以穷河源，如汇百川而归大海，事实既明，条理自见，哲学史规律亦将从此引出。
本书写的是一家之言，不求每个章节字数按比例分配。我们认为重要的，或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就多讲；认为不重要或没有多少新见、学术界都已注意到或讲得烂熟的问题，我们就少讲或不讲。因此，对各个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之间的论述占用的篇幅就显得不够匀称，甚至有些任其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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