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扪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工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
世间有许多人比你忙得多。许多人的学问都在忙中做成的。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幼时在印刷局里做小工，他的书都是在做工时抽暇读的。不必远说，你应该还记得孙中山先生，难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还要忙些吗？他生平无论忙到什么地步，没有一天不偷暇读几页书。你只要看他的《建国方略》和《孙文学说》，你便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不读书讲革命，不知道“光”的所在，只是窜头乱撞，终难成功。这个道理，孙先生懂得最清楚的，所以他的学说特别重“知”。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叉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由学生出身吗？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吧！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们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锐敏力便须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萎谢。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习惯也是这样。
你也许说，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就是读书吗？讲义课本着意在平均发展基本知识，固亦不可不读。但是你如果以为念讲义看课本，便尽读书之能事，就是大错特错。第一，学校功课门类虽多，而范围究极狭窄。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自己在课外研究，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再比方你对于某种功课不感兴趣，这也许并非由于性不相近，只是规定课本不合你的口胃。你如果能自己在课外发现好书籍，你对于那种功课的兴趣也许就因而浓厚起来了。第二，念讲义看课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借此培养兴趣，颇是难事。比方有一本小说，平时自由拿来消遣，觉得多么有趣，一旦把它拿来当课本读，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便不免索然寡味了。兴趣要逍遥自在地不受拘束地发展，所以为培养读书兴趣起见，应该从读课外书人手。
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须慎加选择。你自己自然不会选择，须去就教于批评家和专门学者。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我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事都可以学时髦，唯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我所指不必读的书，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其他像“文学大纲”“科学大纲”以及杂志报章上的书评，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P3-6
“趣”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非一两句话讲得清楚。在我看来，讲理论、讲道理，而要使人感到有趣味，至少有三点要做到：一是要结合实际事例来解释，使抽象的道理容易理解且不乏味；二是要生动、形象、活泼，有点艺术化的处理，使人读来不但不感枯燥，反而感到新鲜有味；三是行文要深入浅出，把深奥的道理用平实浅易的话表述得一清二楚，语言要流畅优美，使人读之如口渴饮甘泉，舒畅无比。朱先生在这几方面做得极好，堪称典范。那些谈论人生修养的哲理和探求美和艺术奥秘的学理，本来都是十分艰深的，但到了朱先生笔下，却一下子变得生动活泼、新鲜有趣起来。
——朱立元（复旦大学教授）
朋友：
薰宇兄来信说他们有意把十二封信印成单行本，我把原稿复看一遍，想起冠在目录前页的白朗宁写完五十个《男与女》时在《再说一句话》中所说的那一个名句。
拿这本小册子和《男与女》并提，还不如拿蚂蚁所负的一粒谷与骆驼所负的千斤重载并提。但是一粒谷虽比千斤重载差得远，而蚂蚁负一粒谷却也和骆驼负千斤重载，同样卖力气。所以就蚂蚁的能力说，他所负的一粒谷其价值也无殊于骆驼所负的千斤重载。假如这个比拟可以作野人献曝的借口，让我渎袭白朗宁的名句，将这本小册子奉献给你吧。
“我的心寄托在什么地方，让我的脑也就寄托在那里。”这句话对于我还另有一个意义。我们原始的祖宗们都以为思想是要用心的。“心之官则思”，所以“思”和“想”字都从“心”。西方人从前也是这样想，所以他们常说：“我的心告诉我如此如此。”据说近来心理学发达，人们思想不用心而用脑了。心只是管血液循环的。据威廉·哲姆士派心理学家说，感情就是血液循环的和内脏移迁的结果。那么，心与其说是运思的不如说是生情的。科学家之说如此。
从前有一位授我《说文解字》的姚明晖老夫子要沟通中西，说思想要用脑，中国人早就知道了。据他说，思想的“思”字上部分的篆文并不是“田”字，实在是像脑形的。他还用了许多考据，可惜我这不成器的学生早把他丢在九霄云外了。国学家之说如此。
说来也很奇怪。我写这几篇小文字时，用心理学家所谓内省方法，考究思想到底是用心还是用脑，发现思想这件东西与其说是由脑里来的，还不如说是由心里来的，较为精当(至少在我是如此)。我所要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再经过脑加以整理的。
这番闲话用意不在夸奖我自己“用心”思想，也不在推翻科学家思想用脑之说，尤其不在和杜亚泉先生辩“情与理”。我承认人生有若干喜剧才行，所以把这种痴人的梦想随便说出博诸君一粲。
光潜
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在朱光潜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欣闻他早年撰写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即将重印，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朱光潜先生是我国现代美学界的泰斗和主要奠基者、开创者之一，也是本世纪以来我国为数不多的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之一。他一生著译等身，为中国美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正如他的后任中华美学学会第二任会长王朝闻先生所说，朱先生对中国美学事业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
朱先生自1925年起出国留学八年。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十部著译。《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其中的第一部。他到英国不久，就开始为开明书店的刊物《一般》(面向中学生和一般青年)撰稿。他以书信方式，结合文艺、美学、哲学、道德、政治等，给青年谈论修养，指点迷津，深受青年欢迎。到1929年，这一组十二封信就结集出版。由于所谈问题十分贴近当时国内学生、青年探寻人生道路时的种种迷茫、彷徨、苦闷心情，因而此书一版再版，成为畅销书。由此，朱先生亦“和广大青年建立了友好关系”(《作者自传》)，他以后写书撰文，常常想到青年读者，考虑到他们的需要。《谈美》便是三年之后的1932年，再以书信形式为青年所写的一本美学入门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前一部书的续篇或姐妹篇。前一部虽论及文艺美学，但主要谈人生修养；后一部主要谈艺术和美，却着眼于美化人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我来说，这两部小书并不陌生。记得初读它们是在1979年我在复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蒋孑L阳教授当时除了要求我们多读西方哲学、美学原著外，也要求读些朱光潜、宗白华等先生的著作，他特别指定了要读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在读完《文艺心理学》一书后，我曾写过一篇近万字的读书心得，作为学期末的作业交给蒋先生。就在查找《文艺心理学》的同时，我也发现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这两本小书。现在回想起来，读这两本小书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因为第一，自己当时虽然年过三十，但毕竟还属青年范畴，这类书很合“胃口”；第二，对之爱不释手，一开读就放不下了，读了一封还想读下一封，好像读侦探小说似的，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非得一下子读完不可；第三，此二书文笔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把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美学理论说得既明白晓畅，又十分透彻。当时，在我印象中，此二书虽为理论修养书，却极富艺术魅力，比“文革”时期的许多所谓“文艺作品”更具审美吸引力。当然，也不必讳言，当时的我，思想中“文革”留下的极“左”余毒尚未完全肃清，“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未完全松弛，所以，对此二书特别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有些观点还带着“批判的眼光”而有所警惕，譬如对其谈社会运动(第四封信)时左右各打五十大板的骑墙态度颇为反感，认为其貌似中立而实质右倾；又如对他一再推崇陶渊明式的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静无为的理想境界也不以为然，认为他恰如鲁迅所批评的忘了陶潜还有“金刚怒目式”的另一面；……当然，这些具体想法现在看来也不见得都不对，但对我当时全面认识和评价朱先生的学术思想却带来某些负面影响，特别是从总体上认为朱先生的美学思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他的书虽然很有吸引力，但许多观点是错误的。
……
再次，朱先生这两本书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艺术的人生化或人生的艺术化，这恐怕也是朱先生前期(解放前)美学思想的一个根本追求和深层基础吧。《谈美》一书谈到了审美态度、审美距离、美感、欣赏、艺术与游戏、艺术创造等十几个话题，但全书归结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根本命题。朱先生明确提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离开艺术便也无所谓人生”；每个人“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在他看来，“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追求人生的艺术化、审美化，并非朱先生的发明，他直接受到德国19世纪后期大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明确说道：“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又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显然是人生艺术化、审美化的较早的宣言。不过，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悲剧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的产物，但最根本的则是酒神精神。朱先生虽接受了尼采的人生艺术化的思想，却更看重日神精神。因为酒神精神象征激情的放纵、亢奋；而日神精神则藉梦和幻觉象征美的外观，相对比较平和、节制、超脱。朱先生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重点，在于强调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态度，当然，这种超脱并非对“整个人生”的超脱，更非消极地逃避现实。在此，朱先生严格区分了“实际人生”与“整个人生”。他认为，这种对“实际人生”的审美的超脱恰恰为积极投入“整个人生”打好了基础。这从他对人生艺术化的具体解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他讲艺术的完整性体现在生活中即是“人格”，认为“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并举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的例子，说这“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认为“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又如他认为“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而世间有两种人(俗人与伪君子)的生活最不本色，“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掩盖本色”，因此他们的生活也最不艺术，说明他对俗人与伪君子的生活是不苟且的、否定的。所以，他主张的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与艺术化，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为消极地逃避人生与现实。实际上，从朱先生这两部书整体来看，他实际上是很关心民族、国家的现实的，特别关心青年在现实中的人生选择、思考与修养。这说明他主张的审美超脱并非真正要人们消极地超脱现实、逃避人生，相反，他希望给现实人生增添美好的色彩，因此，他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主导方面还是积极向上的。这一点不应有所误解。
至于朱光潜先生的具体美学观点，如美是孤立绝缘的形象，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以及一系列有关艺术创造与欣赏的观点，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他的书写得清楚明白、雄辩有力，读者可自己阅读。对他美学观点的是非评价，这里也无法多说。我只想指出一点，这些观点是他吸收了西方许多大美学家的思想观点，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进行的富有独创性的理论创造，而非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譬如，他对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艺术观共通弊病的剖析，是独辟蹊径而切中肯綮的；又如他关于艺术与游戏之异同的辨析虽源于西方，却抓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一点，可谓独具慧眼，有中国特色；再如他关于艺术欣赏也是创造，诗的生命不仅在作者、也要读者帮忙的观点，已具备70年代西方流行的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如此等等，都体现出朱先生美学思想的独创性。正是凭着这种兼容中西，勇于创造的精神，才使朱光潜先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朱立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朱光潜先生旅欧期间写给青年朋友的信，对青少年关心的话题——读书、升学、作文、做人、修身、谈情、爱恋等做了亲切而全面的探讨，长期以来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作品主要谈人生修养，更重哲理，但所谈的哲理是经过“情”熔炼而派生的，是含情之理。当读这些信时，不仅为其所讲之理所折服，更为其字里行间流淌洋溢的情感所打动，反过来又更信服这含情之理。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以有中学程度的青年为对象，并未曾指定某一受信人的姓名，只要是中学程度的青年，谁就是受信人，谁都应该读一读这十二封信。
每封信以青年们所正在关心，或应该关心的事项为题，如读书、修身、作文、社会运动、爱恋、哲理，凡此种种。自朱光潜先生笔下汩汩流淌的，是如长者劝导似的语重心长，如老友交谈般的诚恳真挚，读来亲切自然，受益颇多。作者虽随了个话题抒述其意见，统观全体，却似乎也有一贯的出发点可寻，就是劝青年眼光要沉，要从根本上做工夫，要顾到自己，勿随了世俗图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