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和思想政策问题上，得到了松江省委的负责同志的好多启发。舒群、古元、高铁以及《松江农民》的几位同志，细心地校阅了我的原稿，在语言上，他们曾给我一些宝贵的校正。

我深深感到，文学工作者应该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为着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一些，为着把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再提高一步，文学工作者应该尊重各级党的领导和指导，应该经常虚心认真地向群众学习，并且善于集中同志们的智慧。要是不这样，要是看不起工农兵及其干部的智慧，自以为是，自封“天才”，架子搭的再高，却像荒早年月的苞米楼子一样——空的。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

《暴风骤雨》写的是中央《五四指示》达到东北后，东北局动员一万二千干部下乡进行土改的事件。开辟群众工作那一段，我没有参加，因此，书里的工作成熟的程度，是后一阶段的情形。人物和打胡子以及屯落的面貌，取材于尚志。斗争恶霸地主以及赵玉林牺牲的悲壮剧，取材于五常。

动笔以先，本来计划还大些。我打算借东北土地改革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来表现我党二十多年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艰辛雄伟的斗争，以及当代农民的苦乐和悲喜，用编年史的手法，从1946年7月起，分阶段写到现在。照这计划，得写四部，八十来万字，可是由于在乡下呆的时间还太短，以及三不够，就只写了现在这样草草的一本。

二、“三不够”

“三不够”是些什么不够呢？

首先是气不够。这个气字的涵义，该是气魄和气质。气魄是脑力、体力和毅力的总和。气质是你要表现的群众的思想感情，在你自己心里的潮涌和泛滥。

先说气魄。文章初稿要一气呵成，但要紧的是勤于修改。农民都知道，把地种上，要勤于铲趟，人勤地不赖，庄稼事如此，文章事一样。文章是改出来的，一篇文章得改好几遍。古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人民生活里的文学的矿藏，是玉石，但有时粗糙，必须琢磨，即加工。忽视和轻视加工，是不对的。毛主席一面批驳了不适当的太强调了提高的论点，但一面也说，月月《小放牛》，年年《小放牛》，也是不行的。今天在东北的条件之下，写长的也好，短的也好，都不容许忽视和轻视加工。文章要写好，得改一遍两遍以至五六遍。文章不改，就送出去，只图发表，这是对党、对群众、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态度，到头也害了自己，因为草率的文章发表多了，读者也就不信任他，不看他的文章了。我写这小说，原想多改，但只改了两遍，这是由于没有时间和气魄不够的缘故。

再说气质。一个创作要有说服力（感染力），要感情饱满，要使读者跟着你的笔尖一同跳动和悲喜，你的心，你的感情就得首先跳动和悲喜。要写农民的悲喜，你自己的思想情绪就得和农民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换句话说，要有农民的气质。如果是学生出身的人要写工农兵，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变成带着工农兵的气质的人。而在我，这个变化和改造是不够的。

第二个不够，是材料不够。在乡下前后只有八个月。在元宝时，醉心于当时的工作，对所见所闻，没有好好的详细作笔记。印象深的，还留在脑瓜子里，印象浅的，就都忘了。一动笔，就感到材料不够。

深深地感动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是第一等的文学材料。这种材料往往是极为珍贵，但又不易得的。占有这种材料的人，还得细细地回味和咀嚼，才能涌出文章来。

所见所闻，是文学的第二位的材料，但要是观察细致，体味深刻，从阶级观点上去周密地分析研究，这样也能把所得的材料转化为第一等材料。我想这样做，但由于疏懒，做的不够，有时凭记性。单凭记性是容易淡忘的。

P2-3

《周立波文艺讲稿》即将付梓，作为编校者和最早的读者之一，我有一些话想说。

这个集子收录人民作家周立波（1908-1979）生前的33篇讲话，包括他从1948年5月到1978年6月在省内外各种会议上的讲演、发言，接见记者、编辑、读者和文艺工作者的谈话等作品，涵盖了他去世前30年关于文艺问题的大部分讲话。其中有13篇从未发表过，把它们和作家已经发表过的讲话汇编在一起，这部书稿可算一部相对完整的周立波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全集（不包括论文）。它是研究周立波文学创作和文艺美学思想的一份重要资料，也开拓了一个新的窗口。

那还是2015年初夏，周立波的长子健明夫妇从北京回到长沙寓所，我捧着一卷宗文稿送给他们（其中大部分文稿是“文革”浩劫过去后，我从“大批判”专案组即将付之一炬的火炉旁抢救过来的），并面陈一函：健明、裕豪同志：

这是我历年搜集的立波同志于新中国成立后至去世前，在各种会议、讲座上的发言、讲演、报告和接见读者、文艺工作者的谈话，共19件。其中，关于通讯报道的两件和在省作协读书会上的讲话一部分已经发表并收入其文集，其余各件均为记录稿或根据录音整理，迄今没有发表过。它们是立波生前十分重要的口述作品（佚作，未刊稿），都是联系本人创作实践和当时的文艺现实，讨论有关社会主义文艺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主要观点与毛泽东同志、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基本一致。许多讲话，充满真知灼见，内容非常丰富。如：他在大连会议上的发言（共14000多字），在湖南文学作者读书会上的讲话（约6500字），在中南地区现代戏会演湖南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关于戏剧创作问题的讲话（近8000字），以及全省业余作者会议的总结报告（长达25600字）等，都很有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湖南当代文艺遗产中的瑰宝，弥足珍贵！

徐守盛同志前不久亲自主持召开湖南省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暨调研成果汇报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极力推崇立波同志，称赞他和柳青等老一辈革命作家是值得文艺家永远学习的标杆和高峰。

我认为，立波同志这批遗作很有价值，不能让它们湮没在历史的灰尘中，应当力争公诸文艺界、学术界，公诸广大读者和全社会，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其作用。

如何处理为好，盼示知。

胡光几

2015年5月8日于湖南省社科院

健明同志很快便将文稿转交前来看望他的夏义生同志，建议由省文联整理出版。义生同志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力量加以整理编辑。由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陈善君同志主持其事，邀请邹理、龙永干两位研究周立波的青年学者参加，我也忝列其中。经过大家通力合作，依据原件（包括录音记录），仔细加以校订、整理、注释，我们的原则是力求其“真”，即还立波讲话的本来面目，不但保存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时代特征，而且尽最大可能保留其语言、语气表达上的个人色彩（立波是一位耿直、热情而又富于幽默感的文学大师）。当然，由于原件大都是记录稿，整理者只能从字里行间领会其内涵的真谛，不可能原汁原味原面貌，而且有的地方难免有误，敬希读者、专家予以谅解、包容和指正。

周立波和柳青、赵树理，被誉为描写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铁笔和圣手。他们忠实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用手中的笔为人民大众服务，并都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不朽之作。他们是一个文学时代的杰出代表人物。周立波文学道路和文学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毕生扎根人民中，为人民写作。他的挚友严文井、陈荒煤曾以同样的语言赞美他是“一个大写的人，真正的作家”。贾平凹赞扬柳青的话，同样是周立波的写照：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去写土地和人民，而写作中他把自己变成了土地和人民的儿子。在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优秀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重提并强调文艺家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柳青、周立波、赵树理这些前辈的榜样凸显出异样的光彩，他们的文学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他们的文学道路至今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周立波说得好：“文学的园土是在人民生活里。作家必须长期扎根在生活的肥土里边，才会有出息。”（《素材积累及其他》）他深人生活从来不是“走马看花、蜻蜓点水”，而是真正做到了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不仅要‘身入’，更要‘心人’‘情人’”。他“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投身东北的土地改革，在北满农村的日日夜夜，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写下了具有史诗价值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新中国成立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他举家从北京迁回湖南益阳农村，在故乡的沃土里扎根长达11年之久，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等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一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经典，重要的不只是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历史进程的本身，而且生动地揭示了农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和动力，他们在这场社会大变革的“悲喜剧”中的心路历程和伟大力量。历史实践启示我们：怎样看待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农民，怎样正确对待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引领他们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柳青和周立波在小说中思考和揭示的这个问题，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至今仍不失其意义。还应指出的是，正是周立波，通过其长篇巨制《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两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社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地概括了我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所走过的主要战斗历程。这在我国现代和当代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周立波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贡献。同时，新中国成立以后湖南一代又一代文艺家也正是在周立波等老一辈作家的言传身教和正确引领下，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不断开拓创新，从而创造了文艺湘军的一度和再度辉煌。

毋庸讳言，当前，文艺界也有一些同志对周立波的文学成就、文学道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并给予正确的评价，甚至有“边缘化”周立波的倾向。换句话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版图上，周立波的成就和地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这不能不让读过周立波作品的广大读者产生困惑，更让今天的青年文学爱好者无所适从：当今时代还需要周立波这样的作家吗？周立波文学道路和文学精神的当代价值在哪里？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抄录贺敬之同志致“周立波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学术研讨会”的贺信（2006年7月）中的一席话，与大家共同学习：

“在我心目中，周立波同志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他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始终不渝地继承鲁迅传统，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走与人民结合的道路，取得了堪称革命经典的丰硕的创作成果，因之成为当之无愧的卓越的人民作家。

近些年来，在‘告别革命’‘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浪潮的影响下，歪曲、贬损以致根本否定革命文艺传统的言论甚为风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范围中甚至成为强势话语。

在这种情势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地对待革命文艺理论、革命文艺作品和革命作家，是极为重要的。在重视分析其某种历史局限性和反思其某些失误的同时，理应同样重视其成绩和主流，重视其经由人民鉴定和历史检验了的优秀作品，重视其体现了与旧时代文艺不同的新的人民文艺（即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的成功经验；把这与改革开放后新生力量所创造的新成就和新经验结合起来。这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和取得更大成就的重要条件之一。

为此，进一步开展对周立波等许多前辈革命作家和革命文艺发展史的深入研究，对曾经出于偏见而做过的歪曲的‘再认识’和‘重写’，今天重新进行科学地、公正地又一次再认识和重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周立波文艺讲稿》出版之际，重温贺敬之这些充满热情、真诚、极有见地和指导意义的意见，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周立波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从中获取教益，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2016年11月20日

《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

现在想到的几点——《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情形

关于写作

《暴风骤雨》的写作经过

一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影片

怎样做个通讯员

答《文艺学习》问

《铁水奔流》的创作

几个文学问题——在中国作家协会长沙分会座谈会上的讲演

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

回答青年写作者——在《中国青年报》青年写作者学习会上谈话的一部分

关于当前文艺创作的几个问题

略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

谈通讯报道

谈创作

略论题材

谈影片《暴风骤雨》

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与写作题材的多样化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在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

素材积累及其他——在读书会上漫谈创作的一段

关于人物塑造和短篇创作等问题

与工农业余作者谈文艺创作

谈谈音乐创作

大力培养文艺接班人

关于戏剧创作的矛盾与结构问题

谈谈剧本创作

湖南省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的总结

益阳花鼓戏《山乡巨变》观后意见

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一些情况

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

一个声明

谈谈培养青年文学工作者

附录一：难忘的教诲——记周立波同志对戏剧作者的一次谈话

附录二：《周立波文艺讲稿》校编手记（代后记）

两年前，我去星城世家小区周健明老师的家里拜访，周老师交给我一个褐色的文件夹。文件夹内是一摞文稿，有纸质发黄变脆的手写稿，也有铅字打印的打印稿，还有从原件上复印下来的复印稿；字迹有的清晰可辨，有的模糊不清；内容则全是周立波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去世前，在各种会议、讲座上的发言、讲演、报告，共19件。这些文稿中的手写稿，是当时的工作人员记录的，每一篇的记录人员均不同，文字水平也有高有低。这些文稿绝大部分未公开刊发过，是“文革”结束后，胡光凡先生从“大批判”专案组即将付之一炬的火炉旁“抢救”出来的对周立波的“审查材料”。胡光凡先生将这些文稿送给周老师夫妇，并附有一封信，希望这些文稿能公开出版。周老师将这些文稿交给我，希望我想办法整理出版。

我仔细阅读了全部文稿。从这些文稿中可以真实地了解周立波先生的为文、为人、为学；文稿丰富的历史信息，浓厚的口语化色彩，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化特征和历史现场感，对研究周立波先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我和省评协陈善君同志商量，决定由善君组织人员整理编辑出版。

省评协成立了文稿整理编辑小组。由欧阳珂珮、尹红芳两位同志负责录入校对，由邹理、龙永干两位同志负责内容分辨取舍，请胡光凡先生把关。胡光凡先生非常认真，对每一句每一字都详加考辨厘析，反复推敲，再三斟酌，前后3次审阅全书，费时费力最多。在整理编辑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文稿中个别篇目和少数篇目中的部分内容不适宜公开出版，在征求周健明老师的意见后，作了取舍和删节。考虑到周立波另外尚有一些已经公开出版或者发表的文艺讲话文稿，篇数不是很多、篇幅不算太长；于是，我们就把这两部分内容整合起来，当然以这次整理编辑的文稿为主，汇成了一部比较完整的周立波文艺讲话集，也就是本书现在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周立波先生是深人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他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就是深入东北原松江省尚志县等土改地区和湖南益阳老家农村，分别历时1年多与3年才写出来的，深刻、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气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周立波先生是当代文艺湘军的重要奠基人。他在省文联主席任上，特别注意引导、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办学习班，搞讲座，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他用自己的作品影响了湖南作家的创作取向、艺术风格。2015年12月，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之后，我们组织50余位文艺家到益阳清溪周立波故居参观，学习周立波先生为人民写作的精神，高扬周立波这面湖湘文艺家的旗帜。周立波先生真正做到了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我们应该像他那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永远地做“土地和人民的儿子”。周立波先生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湖南文艺的一面旗帜。

我们愿以此书怀念著名作家、湖南省文联原主席周立波先生。

是为序。

夏义生

2017年6月

周立波著的《周立波文艺讲稿》收集了周立波关于文艺理论工作的讲话稿《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怎样做个通讯员》《略论题材》《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与写作题材的多样化》《关于人物塑造和短篇创作等问题》《与工农业余作者谈文艺创作》《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谈谈培养青年文学工作者》等。

周立波著的《周立波文艺讲稿》，内容涉及文学作品的创作、文学作品的欣赏、文学作品的评价、文艺人才的培养等方面。从这些文稿中可以真实地了解周立波先生的为文、为人、为学；文稿丰富的历史信息，浓厚的口语化色彩，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化特征和历史现场感，对研究周立波先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