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寓言
周知堂晚年撰文云，今天那所谓的向日葵，其实是一种“舶来物”。这种植物，明末才进入我国。在王象晋的《群芳谱》里，向日葵被称为“丈菊”，“迎阳花”。我国本土，其实还是有向日葵的，不过另名冬葵。冬葵，在云贵川又谓“冬寒菜”。冬寒菜，我是吃过的，吃起来口感肉质腾腾的。当然，食之时是冬天，红泥小火炉，门窗紧闭。至于这种冬寒菜，为何会被唤作向日葵，周文援引说，其一是由于“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此谓“卫足”；其二当然便是所谓的“向日性”了。由此，晋人陆机咏园葵诗云：“朝葵东北倾，夕颖西南唏。”宋人姚孝锡也诗咏葵云：“倾心知向日。”这些吟咏，自然都献给冬寒菜了。如果这些“史实”能被植物学家证实，便表明，植物的命运，也是坎坷的。
不可避免的，是这世界上，颇多穿凿附会之说。向日葵（当然是指今人所称的向日葵了）究竟是否真的向日，就颇值得研究。以前我读《植物学》，知道植物有向光性。有一回我爬龙王山，满山松树成林。我仔细观察发现：南坡松茂密，北坡松稀疏。此乃何故？当然是由于“向日”程度不同所致。而向日葵，当然或多或少皆会有向日性的。“太阳出来照四方”，纵然其不向日，日亦向它矣。何况，它总得沐日而长。问题的关键在于向日葵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般能够朝向太阳生猛得团团转？翻阅图文并茂的《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只见上面说：“向日葵靠花盘的一段茎有一个特点：背着阳光一侧聚集着许多促进植物生长的物质，叫做生长激素。在这种激素的刺激下，背光侧长得比较快，而向着阳光一侧生长激素少，生长得慢。这样一来，向日葵的茎向着太阳的一侧弯曲，花盘便会朝向太阳了。”但是，插图上的文字继而又说：“长成的向日葵，不再跟着太阳转了。”这或许是事实。在南京读书时，有一次我路过一农家，只见篱笆内长着探头呆脑的向日葵两三盘，其时正是八九点钟光景，天地一片辉煌，可葵盘却照样向西。至于日本植物学家牧野富太郎作出的证明，就恐怕有些不合时宜：向日葵并不能随日旋转。这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由此可知，向日葵不会团团转而会向日是必然的，向日有可能是偶然的。向日葵葵心永向红太阳的说法，只是一厢情愿耳。主宰自己的命运；植物界比人间更难。
最为特殊的情况，恐怕要数向日葵在“文革”中的经历。这是一段空前扭曲空前藐视人间却又“雄视千古”的经历。是时也，举国上下，万众一心，霎时，就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造葵”运动新高潮。“向日葵成了一切风景的中心”。向日葵，在山坡上落脚，在大墙上生根，在操场上绽叶，在像章上摇曳，于人心上“开放”。其生长点之多，其涉及面之广，其影响度之大，不但前无古葵，而且必然也是后无来葵矣。如果说是时还有“百花齐放”，那么，一百朵齐放之花，就都是向日葵。这其实是典型的“一花独放”呢！这么多葵花为谁服务呢？“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葵花向太阳，即向奇异的心中之太阳也。葵花能如此光芒万丈而又如此庄严神圣地被政治利用，只因其染上了亦奇亦异的“太阳”神彩也。凡事一染上非正常的色彩，命运就不同一般了。当然，作为植物，向日葵之如此奇遇，也是偶然的，绝不是自觉的；不是自编自演，实在有他人导演啊。向日葵，红也向日性，紫也向日性，如此被讹化而且被操纵的本性，演变成了一出富有时代感的荒诞闹剧。
然而，如同宿命一般，真正的向日葵又该注定是美的。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曾把向日葵葵盘比喻为精美绝伦的大音乐厅，一粒粒粉黄的花蕊，宛如一个个座位。太阳一出，整个音乐厅就上演辉煌壮丽的阳光交响乐。我读过印象派大画师梵·高画过的系列《向日葵》，依稀记得画师笔下的向日葵，墨绿的衣衫，金黄的脸庞，色调是那么强烈、那么响亮！我们南粤是没有人种向日葵的，或许是气候水土不适宜其生长吧。所以，当我这个粤人第一次在苏州田野见到向日葵时，心灵是怎样地被猛烈地震慑和吸引啊！那一棵又一棵的向日葵，仰着金黄色的脸庞，摇曳着肥硕的阔叶，婷婷挺立在一望无际的田间阡陌。八月的阳光如同哗哗的瀑布，八月的天幕是那么幽蓝，八月的风儿是那么柔和。我真想自己幻变为一棵向日葵，也加入这田野风景。
如果论辉煌，这才是真正的辉煌、本质的辉煌。如此的辉煌，才是值得人深恋而向往的。读过苏州的向日葵风景，我就一直想写写向日葵。曾写过一首《向日葵》的诗，发表在大学校刊上。当然，那首诗断断少不了以向日葵在“文革”时期扭曲的“辉煌”为背景。憾乎这首诗觅不到了，诗句已茫无印象。如今回忆这些，使我不得不想到机遇两个字。辉煌是一种命运，命运是一种机遇，机遇又是一个黑匣子，黑匣子并非人人可得。著名科学家查理·尼科尔说得好：“机遇只垂青那些怎样追求她的人。”如果凡尘没有向日葵，“文革”就不可能出现向日葵那样的“辉煌”；如果向日葵的模样长成狗尾巴草，梵·高的系列《向日葵》就同样也是系列狗尾巴草。而且，向日葵能否被发现，更是一种命运。只是这样的命运，就一定是福祉吗？
俗谚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云：“爬得越高，跌得越惨。”太极端的事，大多是复杂的。文学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在《向日葵》一文中说，梵·高的《向日葵》“明亮的画幅上带着些淡淡的哀愁和寂寞感”，又云“向日葵衬在一片明亮的黄色阳光里，挂在漆成墨绿色的墙壁上，宛如婷婷伫立在一望无际的原野，特别悦目，但又显得孤清。”这，可谓道出了风光得意与落寞、与凄清同在的境遇。诚然，向日葵的美，其实也是瞬时的。大凡美的东西，都具有瞬时性，因而难于自保，这是一种宿命，其间不乏痛苦。一位青年散文家说：向日葵甚至“还来不及细品曲终人杳的滋味，花盘和枝叶就已纷纷然而堕落，老朽的枯茎已感到死亡冷冰冰的抚摸，不禁一阵瑟缩；它低下头来，看到自己的根深深扎在大地上，它陡然感到一种寸步难移的痛苦。”何尝不是呢？佛陀在波罗斯，亦曾经做过有关痛苦的说教：出生是痛苦，衰老是痛苦，疾病是痛苦，和可爱的东西分开是痛苦，欲望难于满足是痛苦……总之，万般皆苦。可谓茫茫然“苦海无边”。而我则认为：痛苦本质上是人生的一种光辉，一种美丽。诚然，别人对此是否认同，又终究得根据当事者本人的认识。只是，当事者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常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有与事态适当地拉开距离，即犹同远远地遥望庐山之时，才可能真正体味出真实及美丽的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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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十特质略说
——我的散文观
（代后记）
1．“我在”性
作为散文特质的“我在”性，其一，表现在散文通常以第一人称“我”行文（其实，无论以第几人称行文，都是被作者认同的文字），这在客观上已使人鲜明地感觉到“我在”。若内容是主观的，自然直抒胸臆，本色地袒露心迹，成就散文为“最个性化的文体”。（楼肇明：《散文关学随笔·第十三位使徒》）倘若所写的是客观题材，文字亦是经由作者“人气”灌注过的，完全符合作家洪深的“卤汁”说：“小品文的可爱，就是那每篇所表示的个人的人格。作者的人格，他的哲学，他的见解，他的对于一切事物的‘情绪的态度’，不就很像卤汁么！如果这个好，随便什么在这里渗浸过的材料，出来没有不是美品珍品。”（引自郑明蜊、丘秀芷主编：《文艺天地任邀游》）其二，散文以“我”的口吻说话，多“系日常交换意见的器具”，最家常化、最亲切，自然“不隔”，作者与读者间的心理交流距离无疑比其他任何文类更近。其三，散文一般不使用象征、暗示、隐喻等间接、曲折表达思想的手法，这又使读者能更直接地理解“我”意，所产生的阅读效应乃至共鸣的时间，会缩得最短，读者更易感到“我”的在场。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全文皆是“我”的口吻，自由自然，语带涩味，其内心的“气闷”已完全裸露并直陈与你，就似与作者面对面地谈话。
2．求真性
散文如果没有求真性，就会被小说取代。
不说散文的特质是“真”，而说“求真”，是因为所谓“真”，委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散文不可能呈绝对之真。表现物事时，作家尽量求内心真实是必须的，然而要达到绝对之真，又是断断不可能的。
散文家笔下的客观物事之真，不可能也无法成为自然主义式的照像实录。
一篇散文表现的“山”，只能是散文家自己眼中的山、心中的山。
即便散文家内审视式地表现自我，是否就能全真呢？亦非也。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人都具有双重或多重人格，认为散文家与作品的叙述者“我”能完全彻底地重合，同样是没有理由的。何况还有心到能否笔到的问题。写作表达是心灵外化的形式，既然是一种形式的转换，表达真度自然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到位。
而且，散文写作所求之真，对作家来说，还存在如何由“客观之真”到“主观之真”，进而创造出“艺术之真”的问题。
3．离散性
离散性是被“拿来”的高等数学概念。散文的离散性主要决定于四个存在因素：其一，诚如楼肇明先生在《散文美学随笔·第十三位使徒》所云，是“因这题材的广阔和无所不包的矛盾，使它不得不采取随机和散漫。”即题材的杂而多，使散文的结构形态呈现出散漫的特点。其二，是由于淡情节甚至无情节，致使篇章缺乏严格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其三，是散文家的行文笔法本身之繁杂且存在诸多矛盾：既叙述，又抒情，亦议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散点透视”或“多向透视”，而无法仅作单指向的直线式表达；从思想到内容皆“东翻西找”地凑篇聚章。其四，便是散文写作的过程不可能一直受连贯意识的驱动。写作意识既然无法连贯，文字相应也就难于逻辑缜密，无法形成严格的秩序，因为所谓秩序，在本质上是反离散的。而没有严格秩序的散文文体，呈现离散性是再自然不过了。神两者只要其中之一是散的，散文就必然存在离散性的特质。散文虽然具有离散性，但并不等于是“一盘散沙”。
4．诗性与智性
诗性与智性兼备是散文语言的基本质地。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论写作》中说过：“真正的散文是充满诗意的，就像苹果饱含果汁一样。”散文语言的诗性，首先，表现在能忠实地袒露作者的理智，可“真度”最高地展示作者的灵魂，乃来自精神幽深处所、体现作者人性的最本原的语言，如此的语言必然是审美的、诗性的。其次，表现出“艺术空筐性”，提供了让读者认识“这一个”作者的机会，同时给读者预留下诸多审美想象空间和类同嚼橄榄的回味空间。
散文语言的智性也有两个表现，其一，表现为“语言的陌生化”。散文“在语言层面上，陌生化的两种途径，一是求‘奇崛’，求‘艰险’，一是求‘俚俗’，求‘平易’”。（李晓虹：《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语言的陌生化，是作家的智性使然。陌生化的语言，是感觉和意思的新鲜，是对“语言惰性”的斗争，是“语言定势”和“语言惯性”的逆向，是对“熟语”的反动。如果散文语言疏离陌生化，必落入平庸，又怎能表现文学对生活的艺术升华、超越呢？其二，表现为语言之趣。趣即散文语言的趣味。趣，可分为美趣、情趣、智趣、理趣等诸多类型。趣是避免淡而无味、令人昏睡的良方，是令人精神焕发的调神剂，是思想盘餐中的姜蒜葱花。
……
散文的开放包容性体现出对题材的选择空间和处理空间是可以无界的。思想、感情，即使细微如丝，在散文里，都可以自主、灵活地得以表达。甚至行文节奏的快慢流变，也可以由作者机智而适当地处理，更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切入主题或点化主题，行文如苏轼所云如流水般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随物赋形，姿态横生。
散文的开放包容性也表现在散文的主体内容流变上。 考察中国散文史，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诸子散文为哲学散文，《左传》《史记》中的散文为历史散文，至魏晋，方出现文学散文。散文还分化出文化散文、学者散文、乡土散文、抒情散文、艺术散文和当今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科学散文、生态散文。同一时代，可以有主体内容相异的各种散文并存；不同时期，也可以创作出主体内容相似的散文。
散文之所以呈现如此的主体内容流变，这除了是由散文文类的秉性所决定外，还与时代、与作家的审美观、与散文理论家的导向等有关。
值得指出的是，散文开放包容性的强弱，与作家的审美取向、思考能力、洞察力、想象力、直觉力、知识背景和情商等因素的情状也有干系。
散文的自主开放包容性并不等于自由化。我已不太认同散文可随意而写的说法。即便散文写作无法，但我以为这无法之法实乃大法。其实，散文写作就无法脱离“蝴蝶效应”的制约。蝴蝶效应乃混沌学概念，指“输入端微小的差别能够迅速放大到输出端，变成压倒一切的差别。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意思是说，今天一只蝴蝶在北京拍动一下空气，就足以使下个月纽约的一场暴风雨为之改观。”（［美］詹姆斯·格莱克著：《混沌学·序言》）对成熟作家来说，散文开篇首句的文字，或高雅或粗犷，影响所及，已足以使整篇文字的风格走向亦或高雅或粗犷。
10．文类之母性
中国文学的文类发展流向，彰显着散文的文类之母性。诚如宝岛台湾省作家郑明蜊所云：“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散文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学类型，它居于‘文类之母’的地位，原始的诗歌、戏剧、小说，都是以散行文字叙写下来。后来多种文类个别的结构和形式要求逐渐生长成熟且逐渐定型，便脱离散文的范畴，而独立成一种文类，现代散文也是如此，在她的羽翼之下，许多文类又逐渐成长，如游记文学、报道文学、传记文学等别具特色的散文体裁若一旦发展成熟，就又会逐渐从散文的统辖下跳脱出来，自成一个文类。”（郑明蜊、丘秀芷主编：《文艺天地任邀游》）
即便散文的内在“功能”，也同样体现出文类之母性。散文的功能——“议论”“抒情”“叙事”，便相应孕育分化出了“议论散文”“抒情散文”和“叙事散文”。而散文的“议论”功能，又孕育分化出杂文小品、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等，“抒情”功能，也孕育分化出了抒情散文和散文诗等，至于“叙事”功能，则孕育分化出了人物传记、报告文学等。
2001年暮春初稿，2011年深秋定稿
（本文曾被《散文选刊》2012年第4期转载）
诗性情怀与散文哲学的和鸣
——评杨文丰的自然伦理散文
（代序）
陈剑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丰收期：散文的题材得到全面的拓展，散文的文体创新呈现出乱花迷眼的格局，散文的品种更是丰富多样，林林总总，一令人目不暇接。继“文化散文”“学者散文”“新散文”之后，近年又兴起一种“生态散文”或叫“绿色散文”。杨文丰的自然散文或科学散文创作，在我看来也属于“生态散文”之列。不过，杨文丰的“生态散文”创作，除了具备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散文”的共性外，又有一些在文坛上别人无法替代，只属于他独有的东西。因此，这样的散文在当代的散文写作中实属“稀品”，堪称独特，值得我们品读与研究。
杨文丰的“生态散文”为何少见？为何独树一帜？他的作品又体现了什么样的散文哲学？在《尊敬一棵树》中，他向我们揭开了其中的一些秘密。在复活节这天，“我对一棵槟榔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观赏和赞赏”。此后，“我”常以“绿色”的眼光与槟榔树复习“相看两不厌”，而“每一次读槟榔树，我都强烈地感受到槟榔树的美”，而且，“心境变得出奇的好”。不仅如此，在注视观赏“槟榔树”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与槟榔树都是世界“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要彼此尊敬，相互认识，并在尊敬的基础上，重新认识美，重新确立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正由于有这样一份“相看两不厌”的“情缘”和“美缘”，在《相看不厌美丹霞》一文中，杨文丰才能写出既美又独特的丹霞山。这种美不仅仅在于它的“色相”，在于它的秀丽和性感，更在于它的神秘，它的生命，它的性情和灵魂，它的自然诗性。如此，不但令“我”与丹霞相看不厌，也使“我”与自然有一种密契，即“人入山、面山”，应“眼含敬畏”。因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丹霞（自然），都不存在谁征服谁的问题，有的只是友善、相知和相融，是相互永存神秘，相互的无欲无望，相互希冀总有美的发现、欣赏，遂成‘知交’的至善至美态”。
这就是杨文丰与自然“相看两不厌”一的玄机，是他的散文哲学依托的基础或起点，同时也是他的生态散文别具一格，并取得成功的奥秘之所在。如果进一步探寻这种奥秘，探寻其散文哲学的多重结构，我认为可以归纳出几点：
其一，是因为有爱。杨文丰在《“绿色散文”随想》一文中说，“绿色散文”家必然是善良的，热爱自然的，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爱美的地球村人。“绿色散文家的头上，闪烁着大爱的光环。爱，是绿色散文的助产器”。在“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获奖感言中，他又指出：“没有心爱就没有文学……有心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家要具有社会责任，要心有大爱。”（《没有心爱就没有文学》）由于心中有爱，拥有与万物荣辱与共的情怀，杨文丰笔下的“生态散文”，才可能如此体察入微，气韵生动，形神和谐。
其二，是对于生命的尊重。关于生命的问题，现代以降的散文家都做过或深或浅的追问。鲁迅的《野草》就是死亡与生命交织而成的歌吟。沈从文的湘西系列散文，因在“生活”中发现“生命”而强健，而悠远绵长。史铁生的散文，因享受生命的过程而辉煌。刘亮程的生命坚守，则在孤寂寒冷中透出温情暖意。可见，“生命”是一切优秀散文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杨文丰的自然散文来说，他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极个性化的，他的生命“介入”又呈现出独特的样态，这就是“融入＂与“倾听”。“融入”是指从外部介入生命本身，也是一种将自然心灵化、内敛化的过程。“倾听”则是在“融入”中倾听生命的韵律，它是生命体验的另一种方式。杨文丰不仅热爱生命，而且善于在“融入”中“倾听＂生命的节韵。比如，他在《冬虫夏草》中写道：“冬虫夏草菌寄生入蝙蝠蛾幼虫体内，也不一定是出于什么冤家路窄。我想，一开始，可能也只是一种偶然事件，只是这种偶然多了，才逐渐养成一种习惯，最后形成如此特定的自然选择……”冬虫夏草是虫与草的流血“整合”，是虫的死亡式异化过程，“是伟大的冬虫夏草将一种菌的习惯、行为，乃至思想，让虫壳包裹了，包装了，甚至连名字也‘去真菌化’了。世上不是有‘披着羊皮的狼，吗？我以为冬虫夏草不折不扣就是披着虫皮的‘狼’。”如此的文字，完全是杨文丰以自己的方式，通过“介入”而“融入”虫草的身心，设身处地，体察入微，理解感悟，而“倾听”所得的生命节律和心灵体验。显然，正因为有如此的“融入”，如此的“倾听”，他在散文中的“我”才与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昆虫以及各种自然现象构成一个整体；或者说，“我”与“自然”“合二为一”，共同享有生命的自由、和谐与快乐。
……
我想，只要鸣沙山仍在，大风仍在，人还在，月牙泉就前途未卜……
在杨文丰的科学伦理散文中，像上述这样优美生动、空灵洒脱，且富于韵律感而且启迪思想的文字随处可见。客观地说，这样的文字我是极喜欢的。因为作者不是在那里干巴枯燥地介绍自然科学知识，而是有丰富的想象力，有心灵的感受，有感情的渗透，总之是充满诗性的科学伦理美文。值得注意的是，杨文丰不但善于借助各种修辞手法来描绘自然景象，将原来虚无缥缈的东西具体化，而且他还十分注重表现自然诗性和创造象征。诚然，他笔下的象征物也是被科学知识或科学精神化了的。杨文丰笔下蕴含象征性的作品，除了《病盆景》《雾霾批判书》外，还可以列出《“晨昏线＂寓言》《根》《人蚁》《鸣沙山·月牙泉》《心月何处寻》等篇什，如此带象征意蕴的作品，使情感和寓意能弹性地扩张、升华，可以启迪读者产生多路径的想象和思考，臻入艺术殿堂。还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文字相当简洁准确，比如《蒲福风级》中对风的级别的描写，一级是大漠“烟直”，二级是叶儿“轻摇”，三级是海船“微显簸动”，四级是“船涨满帆”，五级变为“清劲风”，而六级则是“强风浩荡”……从对风的级数的．递增与之相对应的词语的准确选择，体现出杨文丰不凡的语言功力，而这是写好自然散文的前提和基础。
杨文丰集中文教授和国家一级作家于一身，是具有独特散文观支撑和写作标高的作家。20世纪90年代，他已提出“形神和谐，启智启美”的散文美学观，撰文《呼唤“散文哲学”》，并讨诸自然写作的实践。如此一位自觉写作并具有文学使命感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并不很多。十多年来，杨文丰有数篇自然伦理散文相继被选进十余种高中《语文》和《大学语文》等教科书，许多篇什被选入国内权威的散文选刊选本，并获得冰心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老舍散文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
与美国自然文学已然是主流文学不同，在世界已经进入生态时代的当下中国，自然散文还是散文大家族中的小分支。因其小，因其浅，因其忽略审美性而一直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应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进入了生态时代，我相信中国的自然文学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现在，杨文丰写出了三本优美有趣，既具科学美、哲学美又具文学美的“自然书”，展现出自然散文广阔而诱人的前景。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判断，我以为《自然书》的出版有着别样的意义。相信随着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和环保意识的加强，人们会越来越喜欢自然科学小品，当然更会喜欢杨文丰这样融科学性、哲学伦理与文学审美性于一体的生动优雅，有趣有味的自然伦理散文。
2015年1月8日，于广州
杨文丰所著的《自然书》是科学散文集，也是自然伦理散文集或生态散文集，文学审美价值和科学价值俱高，风格卓立，自成一家。
《自然书》中40篇美文以细致的体察思考、广远的艺术想象、生动的拟人描述，向读者展示了地球的色彩、空气的蔚蓝、晨雾的流动、四时的运行、万物的繁衍、天地的旋律、时空的跨越……题材涉及植物、动物、气象、生态、科学史和伦理学等，将科学、自然、文学水乳交融，独树一帜。以形神和谐、启智启美的美学原则，以散文的灵动笔触，对无语的大自然所思所感而流淌于笔端的文字，如月光般皎洁幽玄，真切感人。这里有作者对自然精神和科学美的探求，也有对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的忧患。自然无语人有语，将生命、生存和艺术的坐标移到风、雨、雷、电、太阳、地球、大海、礁石、树木、小草……思其所思，乐其所乐，忧其所忧，怒其所怒。充满人文关怀地呼唤科学伦理，张扬道义，表现出一位具有农业气象学专业科学渊源的作家的良知和使命。若缺失这种学养背景，缺失人文的情怀，技艺再高超的作家或科学家也难以创作出这本《自然书》。
《自然书》还表现出作者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对农业文明的缅怀，对自然精神和科学美的探求，对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的忧患、追问及批判的勇气，以及对散文创新文体的建构。
《自然书》中多篇散文相继被选进十余种高中《语文》和《大学语文》等教材，许多篇目被选人包括中国作协选编的散文年选本在内的许多散文选刊选本，并被选作各类考题。
《自然书》既可作散文随笔读物，也可作科学人文读本，适合各方人士阅读，尤其适合中学生、大学生、科研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教师阅读。
杨文丰所著的《自然书（精）》是一本涉及科学伦理的科学人文集子，作者由从自然视角看人文的，也由从人文视角看自然的。这些短篇大多是近年发表的获奖作品（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也有特地为此书集结而专门书写的短文精品，诸如：本色南瓜、根、含羞草、鉴赏年轮是残忍的事、蝴蝶为什么这样美、自然小札、难忘童年的乡野物事、哀怜稻草人、奢望洁净的霜、雾霾批判书、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任何墙都挡不住心的自由……对科学爱好者，尤其是广大年轻学人拓展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的思考，进而怎样做人处事，无疑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