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至善先生不但继承了父亲叶圣陶先生的编辑和出版作风，而且不断有所创新，形成独特的编辑风格，促进了中国编辑水平的提高；他以“认真、勤奋、诚恳、谦虚、好学、多思”为座右铭，具有高尚的编辑道德和优良品行，是我国编辑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从这部《叶至善集(6书信卷)》走进至善先生的世界，一定会厚实我们的底蕴，纯粹我们的精神，完美我们的性情的。

叶至善所著的《叶至善集(6书信卷)》收录了叶至善先生所写的书信，通过这些文章，充分展现了叶至善先生作为一位优秀的编辑家、出版家、作家各方面的才能，并给后人留下大量足以借鉴的经验，不论是对编辑、出版、创作，都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干校家书（致父亲叶圣陶）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

 附：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干校家书》

友人书简（致欧阳文彬）

 一九七九年至二○○四年

 文彬附言

《叶圣陶集》编辑书简（致缪咏禾）

 二○○一年至二○○五年

 小沫永和附言

编后记

1 八月二十四日爹爹：

前天(二十二日)开镰割稻，从插秧到收割恰好三个整月。我目前还在放牛。天气预报所说的本月份三场大雨，都已经过去，没有成什么灾象。割稻的紧张程度似较割麦差一些。原因是插秧本有先后，不是同时成熟；稻粒也不像麦粒容易脱落。小麦是机械耕作的，一熟就是全部熟。因而要赶，要抢。割稻种麦，也叫“双抢”，也作了动员，主要是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目前的中心是整党。

关于初伏终伏的问题，我也不大清楚。但是我早就想到过，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夏至、立秋(包括其他节气)都是以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定的，因而有的日历上写明，某日几时几分几秒交什么节气。如果交夏至那一天的时刻很晚，那么立秋与夏至之间的日数就会比平常年头多一天。而“庚日”，则是十天一逢，没有变化，这就很可能在中伏多赶进一个庚日，中伏就延长为二十天。旧历的日期是按照月亮的运行定的，是“阴历”。节气却是按照太阳的运行定的，应该说是“阳历”，而所以这样定，是为了补“阴历”之不足(如“月份”是按节气定的，必要时插进“闰月”作为调整)。而用天干地支计日期，可能是很古流传下来的，六十天一个周期，与太阳、月亮的运行都没有关系。这就必然会出现这种结果。“伏”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每年最热的天气，总在夏至以后；最冷的天气，总在冬至以后，迟于太阳的运行一个月左右。“伏”在夏至之后，所以最热；而“数九”从冬至开始，是最冷。

永和插队，与小沫和我都不同，有许多是在小沫和我的环境条件下所学不到的，主要当然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有没有改造自己的要求和决心。这并不是说小沫和我的条件比永和差，而是说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比如说，我们这里军代表领导得好，三八作风的教育抓得很紧，解放军同志处处时时身教言教，这个条件就比永和优越(小沫那里也有这个条件)。但是永和那里，许多事情都要自己处理，自己安排，更需要有革命的自觉性，这方面锻炼，我和小沫恐怕都比较弱。

“五七干校”如何办，因为整党，没有展开讨论。我想培养干部、教育干部是主要的。

男 至善

八月二十四日

2 十月十一日爹爹：

昨天中午接到电报，我没有回电。因为我想，我六号发出的信，总该到家了。我在中秋节前就发出一封信，这封信可能遗失了。信上主要说：《文汇报》和《北京日报》上有重要的革命大批判的文章，请收集一点寄给我看。此外说了些放牛的事和这里的生产情况和自然现象，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也一直在等家里来信，等得很急。中秋节前阿满来信说爹爹前一阵身体不大好，她自己身体也不大好，因而很惦记。我的身体一直很好。同房间十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从未生过病。可能因为受到的照顾，劳动不如他们重；也可能自己比较当心。放牛这活就是两条腿累些，要站，要跑路。牛对人很和善，从没有发生过用角顶人的事，最多脚被牛蹄踩了，肿痛几天。这种事总发生在几条牛挤在一起的时候，只要小心些就可以避免。天气变化较多，我是宁可穿暖一些，尽量避免受凉。近来觉得有些困倦，是睡眠时间不够的缘故。食量一直很大，每天至少一斤半。生活很好，顿顿大米饭、白面馒头，鱼、肉、豆腐也经常吃到，营养够丰富的。所以一切都可以放心。我每隔十天总写一封信，如果收不到，那就是遗失了，不会有别的原因。因为信总是托人去寄，中秋节前那封信是托一个孩子去寄的，可能他把信丢了，害得爹爹这样着急。我以前信上说过，如果真害了病，倒有时间写信了，所以接不到我的信，绝不是我身体不好，不能写信的缘故。我希望爹爹或阿满也能每十天给我一封信。角得我惦记。

P3-P4

《叶至善集》的书信卷，包括作者的三集书信：《干校家书》《书简情》和《(叶圣陶集)编辑书简》。

“文化大革命”期间，作者在河南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开始了和父亲叶圣陶长达三年多的通信。从一九六九年的五月到干校，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离开干校，父子俩来往的信件多达四百多封。二〇〇七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作者子女整理的《干校家书》，这里选入的是作者写给父亲的二百一十一封。在这部分书信的后面，附上了原书中编者写的《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干校家书)》一文，对出版家书的原委做了比较细致的介绍。

抗战期间的一九四五年，经人介绍，叶圣陶先生接受了欧阳文彬女士的申请，留她在开明书店做编辑，从此欧阳文彬结识了圣陶先生一家，和叶家兄妹更是情同手足。新中国成立以后，作者随父亲迁往北京，欧阳文彬则长住上海，两人在京沪两地，只有通过书信传递彼此的消息。二〇〇七年，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了欧阳文彬的《书简情》，书中收录了五十二位革命前辈、文化长者和编辑同人写给她的信三百六十四封，仅作者写给她的就有九十三封之多，其中的大多数信件，还是在谈论编辑工作。欧阳文彬在来信的后面附了“文彬附言”，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她和作者的交往。

二〇〇一年，作者开始了修订《叶圣陶集》和撰写父亲传记的工作。责任编辑缪咏禾先生在南京，作者在北京，许多编辑上的事情基本上得通过书信来相互沟通。咏禾先生细心，把作者的来信都保留了下来，就有了由十七封信集成的《(叶圣陶集)编辑书简》。信后面的“小沫永和附言”，对此事做了相关的说明，读者看后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