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受人欢迎的演员讲述他的青春史和奋斗史，描述所经历的故事，在今天的荣耀里重温过去的时光。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从洛杉矶去过纽约七次，去过欧洲一次，欧洲令我格外难忘。这些旅行只是出于生意的原因，都是因为当时我头上悬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虽然我在洛杉矶住了长达20年，即便在工作间歇，我也往往疏忽了感情上的事，就不足为怪了。这些给我带来了无穷的烦恼。
爱情破灭后，名声和财富让我变得无动于衷。除了工作，我对其他事毫无兴致可言，20年后，工作也变得令人厌烦。所以，我急需情感的刺激。
我厌倦了爱情和周围的人，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想再回到青年时代，重新捕获童年时的心情和情感，现在这些早已离我远去，如此不真实，就像梦一般。我想让时光倒流，穿越到记忆模糊的过去，再次让其清晰可见。
我为这次旅行感到兴奋不已，买了好几份伦敦地图，在加利福尼亚的家里，我反反复复地研究路线，那些给我留下孩童回忆的地方重回我记忆中。
那些让我感到压抑窒息的工厂高墙，令我恐惧不已的房屋，还有令我难过悲伤的大桥。我想再次捕获那些悲伤和欣喜。我再次回到了那所孤儿收留所，从5岁开始我在那里住了长达两年之久。忘不了那些在操场上度过的寒冷暗淡的日子！我想看看我们避雨的那个操练大厅，那时我们围着还有些温热的水管哭诉不已；还想看看有长桌子和排着长队打饭的大饭堂；还想闻闻我们一进厨房就扑鼻而来的锯末和黄油的味道。
这些记忆对我影响至深，我想再次重温，害怕以后再没机会了，因为将来任何事都可能会发生，学校也许会被拆除，所以此时我不能让自己错过。
我到英国的首次旅行就是一次失望之旅，不是因为我受到的接待，正好相反，朋友们和其他人都对我十分友好，而是由于其他原因，过会儿我再详细解释一下。
现在得先说点别的内容。那时我才19岁，精神上极度空虚，靠着杂耍表演（我们美其名曰杂耍表演艺术家）勉强度日。那时，生活是孤独寂寞的，社会圈子也非常狭小，我渴望更多的东西。那时的日子对我来说，没有浪漫，没有快乐，没有任何美好可言。忽然八月的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事。
我们在一家郊区的戏院演出，当时我正站在幕布后等待上台。当时一家剧院的女孩们在台上跳舞，其中一个女孩滑倒了，其他人都在笑她，她的头发呈咖啡色，眼睛大大的，是褐色的，满眼尽是笑意。
忽然滑倒的女孩转身朝幕布的方向看来，恰巧迎上了我的目光。我从未见过这般美丽的小脸，当时我目瞪口呆。她感到我喜欢她的笑容，不一会儿变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后来，她下台换装，让我照看她的衣服，衣服上有薰衣草的香味。自那以后，我一直非常喜欢这种香味。
她们表演结束后，她来取衣服。
“谢谢你。”她说，我们两人站着、笑着，但是这时剧团经理走过来，打断了这一幕。
“快点，我们快晚点了。”她们还要去另一家剧院表演，她转身去拿东西。
“我帮你拿吧。”我激动地说，拿着她的化妆盒，帮她打开门。
“明晚见。”她急切地说。
我只有点头的份儿，嘴巴早已说不出话来。她走到门口时转过头来，略带羞涩地说：“别忘了。”
“我不会忘的。”我回答道。
P37-39
卓别林的环球之旅发生在《城市之光》上映后，他对这次旅行的记录首次出版成书。书中既有卓别林的手写稿，也有珍贵罕见的图片和档案资料。
——查尔斯·J.马兰德 《卓别林与美国文化：一位明星形象的演变》
目前市面上有许多喜剧大师卓别林的传记，这些传奇故事中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本书填补了这一缺憾，强调了卓别林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卓别林的工作和生活一直都广受关注，如果读者对他感到好奇，想一探究竟，请看《卓别林：我的环球之旅》。
——弗兰克·沙伊德 《卓别林：独裁者和流浪汉》
“世界公民”卓别林1931年至1932年间周游世界，亲自撰写游记，描述对当时世界的看法，给读者以启迪。八十年后这些游记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书中既有编者的深刻见解和考证过的注释，还有珍贵罕见的图片和档案资料，卓别林的爱好者们一定不能错过。
——杰西卡·巴克斯顿 “发现卓别林”博客
哑剧界发生了一场重大变革。一位天才演员在他最近一部电影中用哑语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能满足观众的各种需求，表演自始至终非常轻松自然。我们可以想象，在电影里一个脸上化着妆的小丑在日内瓦街头无声地乞讨奶黄饼，结果换来的却是有毒的瓦斯；镜头转向哈尔滨，他坐在一个火药桶上，脚上穿着大号的平底鞋踢着一个大桶，同时向几位军官炫耀如何取胜，这里汉语的“声音效应”制造出良好的观影效果；他在俄国的田野里开一台苏联式拖拉机；在印度他将一块布缠在腰上；他手拄一根易折的拐棍，脱下那顶破旧的圆顶礼帽进入一家美国银行。他以往扮演的角色永远都是沉默不语、面带沉思、滑稽风趣的人物。
——《纽约时报》
1932年4月15日
正如《纽约时报》的新闻评论员在上述摘录中写到的，查理·卓别林经常与电影角色（小人物）合为一体，而且全球各地的观众也觉得他表演的角色非常“人乡随俗”。他在美国居住长达40年之久，并于1921年和1931年至1932年间进行了两次旅行，这两次旅行的原因是当时他拍摄的电影面临着巨大风险，报纸上还刊登了他大量的私人丑闻。在这种情况下，卓别林决定到国外旅行。
卓别林于1921年动身前往伦敦，此时他刚刚执导完首部特色喜剧片《寻子遇仙记》。这部电影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正如查理·卓别林指出的那样，这部电影是继前两部观众反响较差的电影《光明面》和《快乐的一天》后拍摄的；第二，当时报纸上接二连三地刊登了质疑卓别林演技的文章，比如《是否卓别林式的时尚已过时？》（《戏剧》1919年10月号）的作者指出，卓别林的魅力在于无休止地重复扮演的角色，反对将卓别林视为伟大的艺术家，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具备艺术家的资格。
此外，这部电影不仅长达六卷，而且敢于冒险大胆尝试在喜剧场面中加入悲情的成分。另外，卓别林当时正从首次离婚丑闻中恢复过来，他同女演员米尔德丽德·哈里斯的离婚手续于1920年8月办理完毕。尽管马兰德提议，媒体在报道卓别林离婚之事时最好能温和一些，但是美国的《德梅因星期日纪事报》（美国爱荷华州梅德因）还是用满满两个版面报道了米尔德丽德·哈里斯出庭时所做的法庭证词。这篇报道因获得国际名人中心的授权而转载在美国中部的各大出版物上，这让卓别林真正成为跟他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不相符合的另一个人了。
……
卓别林抵达欧洲后，开始在那里放映电影，他旅行所产生的影响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很显然，《纽约王》中的夏洛克国王就是卓别林在旅途中所见的欧洲皇室的缩影，国王居住的旅馆套房跟他在旅行中住过的许多房间都是一样的。电影中的社交名媛莫娜·克伦威尔可能就是以克利翁酒店的德特丁夫人、艾尔莎·麦克斯韦或其他几位夫人为原型塑造的。那个男孩的学校也可能是根据卓别林于1931年11月同阿斯特子爵夫人一道参观的巴拉德学院塑造的。正如大卫·罗宾逊所写，《香港女公爵》的剧本是20世纪30年代晚期卓别林最初为宝莲·高黛所写的，后来两人分手后，大概是因为卓别林在旅行中同梅·里维斯的关系一直很稳定，他才得以继续写完了这个剧本。
卓别林还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他很快就对写作发生了兴趣，这种兴趣持续了一生。大卫·罗宾逊提到，卓别林的写作过程极其严谨，“他先将所写的内容手写出来，然后口述给他的秘书。之后，他对打印文稿进行修改，令他的几任秘书吃惊的是，卓别林对文稿中的一个单词都会不辞劳苦地反复推敲琢磨，尝试着写在不同的地方或使用这个词的不同变体”。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将手写文稿变成打印稿是通过口述的方式完成的，但是，卓别林在写作时就像他在拍电影时一样认真投入。即便如此，他将1932年和1933年全年及下一年的2月22日前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写作《卓别林：我的环球之旅》，他对写作的过程既熟稔又充满自信，卓别林这段时期出产的大量写作资料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实质上，《卓别林：我的环球之旅》完成后，卓别林感悟道：“我对成功充满了渴望，我不是按照以往的方式，而是以一种崭新的方式获得了成功；也许是另一种努力”（第四部分），这种想法让卓别林成了一位作家。
丽莎·斯坦·哈文
二战前喜剧大师卓别林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并撰写一系列游记连载在刊物上，但直到现在这些游记才第一次集结成书。据考证，这是卓别林首次公开发表文章，是他文学创作的开端。同时，也是卓别林开始关注政治时事的一个转折点，他在旅行中与多位名人会面，有丘吉尔、甘地、爱因斯坦等，他之后部分电影的创作灵感由此而来。
他对这次旅行经历的精彩描述，展现了他银幕角色之外的另一面。
本书为查理·卓别林著的《卓别林--我的环球之旅》。
电影明星查理·卓别林1931年2月到1932年6月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在这期间，他写了一系列的游记，取名《卓别林--我的环球之旅》。这些游记后来连载在《妇女家庭伴侣》杂志（1933年9月到1934年1月）上。在这次旅行中，卓别林还见到了很多政治家、名人和国家领导人，其中有丘吉尔、甘地、爱因斯坦等，和他们的会面给卓别林提供了后来电影的创作灵感：《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和《纽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