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出生之时，中国正处于传统帝制向共和宪政转型的动荡时代，既布满机遇，又充满挑战。那时的中国就如同一辆轰鸣而过的列车，从历史的这头呼啸着奔向新希望的另一头，而王国维正好搭上了这班驶向新社会的列车。
海宁王氏乃当地的书香世家，王国维之父王乃誉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以幕僚的身份任职于江苏省溧阳县县衙，家境虽称不上大富大贵，却也是达到了温饱的水平，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小康。
若要追溯家世，王家当真是“海宁巨族”。王氏家族的祖籍河南开封，王家的远祖王禀作为家族中的重要人物，北宋靖康年间官至河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在“靖康之难”时，他奉命驻守太原城，带领守城将士英勇抗击南下侵宋的完颜宗翰的西路军，最终因城中粮食耗尽，无抵抗之力，兵败失守。王禀只得背负宋太宗画像，带着长子王荀突出重围。逃出城外不久就在金国铁鹞子重甲骑兵的围追堵截下，被逼跳入汾河，溺毙而亡。
太原虽破，但王禀功不可没，因为正是他守城有方，让太原城在无援军的情况下，坚持了九个月之久，在开封和金国南下路线上拉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已经建立南宋的宋高宗赵构思及太原一战，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并赐谥号“忠壮”，加封他的儿子王荀为右武大夫、恩州刺史。宋高宗还特召王禀长孙王沆，准其在直隶临安府海昌城建造“安化坊”居住，并准其“袭封前爵”。由此王氏一脉真正在海宁落根延绵。
王禀的英勇事迹受到海宁百姓的敬仰，王氏祖庙里时常有人前来吊唁进香。王禀对国君的忠诚令人们久久不能忘却，直至明代还有人兴建了“宋安化王祠”，香火鼎盛。
遗憾的是，“穷不出五服，富不过三代”。世袭“安化王爵”的王沆及其子孙不思进取，成天饮酒作乐，到王国维父亲王乃誉这一代时，王家早已家道中落。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更是让王家雪上加霜。
1851年（咸丰元年），广西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据了清朝的半壁江山，富饶的江浙一带便在其中，而当时被称为“天下粮仓”的海宁更是成了太平天国政权的经济命脉和物资补给大本营。
1863年（同治二年），清政府对太平天国进行围剿，但太平天国对于海宁是严守不放。于是，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在海宁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势力争夺战，这让原本富庶的海宁在战争的摧残下迅速地衰颓，不仅经济衰退，而且政事混乱。
当1864年清政府勉强取胜重新夺回海宁时，此时的海宁已经遭受了惨重乃至毁灭性的创伤，早已不复往日风光，三千里的吴会之地随处可见断壁残垣，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烽烟四起，家国无存，本来就被败得差不多的王家更是一落千丈。王国维的曾祖父王瀚，本生祖父王嗣旦为躲避战乱逃难至上海，不久相继逝世。
当时的王乃誉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在亲友的帮助下安葬了两位老人后，一贫如洗，只能在杂货铺当学徒谋生。战争结束后，随杂货铺迁返至硖石镇，投奔了作溧阳县令的亲戚，这才得到了稍好一点的谋生与求学环境。入不敷出的家境使得王乃誉不得不外出谋职，在经过长期努力奋斗之后，王家才终于得以喘息，慢慢走上小康之路。“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确如此。
曾经帝王时代创下丰功伟绩的英雄们还在历史的丰碑上飘扬，“一生功名奉国家”的伟大抱负深深感染着海宁县少年的心；而名利来去匆匆、世事沧桑变幻的无助感又让这个家庭在一种敏感而多愁的氛围里浸泡着。
王氏毕竟系属江南名门，虽说家道中落，但祖上不乏文臣武将、文人墨客，家中藏书汗牛充栋，文化底蕴深厚，王国维从小便受到了士大夫文化气氛的熏陶，尤其是父亲王乃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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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人间留不住
1927年6月2日，民国时期再寻常不过的一天。
在北京颐和园门口，一辆黄包车停住了。走下来一位身材不高，身着长袍，脑后拖着一条辫子的老人。他步履匆匆，不作停留地径直走向园内的昆明湖畔。
在排云殿西册的鱼藻轩前，他停住了，接着点燃一支纸烟，徘徊许久。
烟尽，老人从容跃入水中。
从老人投湖到被园役发现并救起，只有短短几分钟。然而，人已气绝。
当时围观之人并不知晓老人的真实身份，直到有人发现这位老人脑后的一个辫子，方才明白这便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了。随后，人们又在老人身上发现一封遗书：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随着王国维义无反顾的一跃，这一天也被永远定格在随着大师之死引发的全国为之震惊、悲痛且困惑的“斯芬克斯之谜”中。人们不解，在他被公认为学术研究巅峰时期的知命之年，他为何要以这种方式泯灭辉煌？他的死，让人不禁联想到两千年前汩罗河畔孤独忧郁的屈原。而关于他的死因，人们也臆测纷纷。
有人说，他是因为与罗振玉合做生意赔本，欠下巨额债务，才被逼无奈；有人说，他是考虑自己前清遗老的身份，担心日后会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还有人说是王老以“尸谏”的方式劝阻皇帝溥仪东渡日本避难……
实际上，在民国年间，王国维的“自沉”并非孤案。在他之前，有清末学者梁济于1918年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有年轻作家王以仁1926年从轮船上跳海；在王国维之后，有青年作家顾仲起于1929年跳入黄浦江；有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朱湘1933年在南京采石矶投水自杀。
透过民国时期文人自杀的现象，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转型期间的重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反映在社会现实之上，还渗透在个人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信仰里。而一向敏感而善于查看时代风气的文人，便首先遭遇了身份认同与精神追求的矛盾。所有的彷徨、忧郁、迷茫甚至自绝，也都因此而生。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文化价值的断裂将诗人深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于是，王国维只能选择自杀的方式使自己的人格得以保全。也许他的自绝消极而无奈，但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义。因为在王国维的生命里，浓缩着一个过渡时代的彷徨与迷茫。
只是后来的人们，大概是出于对王国维的爱护，总是回避他对清朝的感情，回避对大革命的厌恶之感，甚至有意让他跟罗振玉划清界限。因为，在这些人眼里，如果不是这样，便成为先生的污点。
其实，一个真实的王国维，要比加上如此诸多好心遮羞布的大师，要可敬得多。
一个时代的惊叹号
时光走廊的另一端，画卷缓缓铺陈，一个王朝的太阳即将落山，摇摇欲坠的时代迎来了变迁。而在这黄昏光景里，一个瘦瘦的男子将自己和影子共同沉入了颐和园昆明湖。
有诗人说，他的辫子，是一个时代的惊叹号。也有人惋惜，旧政权已然覆灭，他却用生命发起一场荒诞的战争，打捞那个转眼化为烟云的坍塌王朝。
他是王国维，怀揣一封遗书：“五十三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堂吉诃德不是输给了风车，而是输给了时代。王国维亦如此。他是自己的刺客，他将生命还给了世界，留下了悲伤的亲人，和未来时光里所有手捧《人间词话》的世世代代。
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三重境界被后世的许多青年牢记于心，希望成为内心的指引与敦促，去获得“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勇气和力量。
作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美学家，他用“意境”征服了所有人的心，他以独到论断，成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搭建起时空的文化传递。
一袭长衫，一件马褂，一顶西瓜皮帽子，和一条饱受争议的小辫子，这是他留给历史的背影。
其实，只需一个转身，人们就能看见他眼中的纯白与勇气。
王国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近两百年来仅有的两位大师之一(另一位为陈寅恪)，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是深受鲁迅、胡适、梁启超、陈寅恪、朱光潜推崇的国学大师，他的“人生三境界”传遍大江南北。然而生不逢时，最后却悲剧性地选择了投湖自杀，为国学和封建王朝殉葬，令人唏嘘。他的一生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剧变，他的命运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命运。
慕成雪著的《摘得星辰满袖行(王国维传)》再现了王国维经历的时代风云、事变沧桑，记述了他怎样从清末“诸生”、寒门“布衣”，通过“独学”成就了融汇中西、学贯古今的一代大师；比较全面而翔实地展示了他作为新文艺理论的先导、新史学的开山和甲骨“四堂”、清华“四大师”之一的学术巨子，对近代中国文化学术多方面建树及世界性贡献；同时，揭示了他在帝制到共和的大变局中，追求、苦恼、矛盾、徘徊，最后“自沉”的悲剧性结局。
他总结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的这三种人生境界，成为众多青年内心的指引，激励大家去获得“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勇气和力量。
他用“意境”征服了所有人的心，他以独到论断，成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搭建起时空的文化传递。
他引领了中西美学、文学的碰撞与融合，使之诞生出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
他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他就是王国维，他和他的《人间词话》，都在这本慕成雪著的《摘得星辰满袖行(王国维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