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编著的《名人传》分为《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三部分,看似独立成篇、互不相关,其实在时间脉络这一主线之后,三传之间却有着同样的精神品格。要在具体的阅读中去体会、揣摩他们在思想上有着怎样的相似点,以及这种精神品格的源头来自哪里。
本书用精彩生动的笔墨、典型而又具体的事实向我们展示了三位伟人卓越而又高尚的一生,借助热情、信仰、坚持、执着等精神品格的传达,让我们懂得什么是崇高与伟大以及个人、社会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去克服我们自身的渺小。另外,还能帮助我们保持清醒,激励我们战胜苦难,培养自己坚毅、热情的品格。
《名人传》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所作的名人传记,包括《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部传记,记录了他们苦难和坎坷的一生,赞美了他们的高尚品格和顽强奋斗的精神。
贝多芬,从小就显露了音乐上的才华,后离开家乡到维也纳,继而开始音乐创作。正当其光明的音乐人生慢慢展开时,耳朵却又失聪。但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对音乐的热爱,他先后创作了《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等经典传世作品。
米开朗琪罗,从小迷恋绘画,并坚持自己的选择,后进入雕塑学校学习。创作了《哀悼基督》《大卫》《创世纪》《最后的审判》等著名雕塑、绘画作品。
列夫·托尔斯泰,有着贵族血统,他却一心想摆脱令其厌倦的上流社会生活。他用自己同情下层人民的视角,剖析了当时的社会与人性,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著名文学作品。
贝多芬本想把这个并不缺少天资的侄子引上大学之路,但在替他的未来做过各种各样的梦之后,不得不答应他去做商人。但查理常去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由于一种比人们认为的还要常见的可悲的现象,伯父的伟大情操非但无益于侄子,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恼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展现其可耻灵魂的那句可怕的话语:“我变得更坏了,因为我伯父要我上进。”1826年夏天,他竟然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反倒是贝多芬差点儿为此送了命:他始终未能从这个可怕的打击中摆脱出来。查理治愈了:他让他伯父死之前一直没有安生过,而伯父之死,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贝多芬临死前,他都没有在其身边。几年前,贝多芬给他侄子写信说:“上帝从未抛弃我。将来总会有人来为我送终的。”但送终的却不是他称作“他的儿子”的那个人。
从这个忧伤的深渊深处,贝多芬着手歌颂欢乐了。
这是他毕生的规划。自1793年,在波恩的时候,他就对此有所考虑。他一辈子都在想歌颂欢乐,并以此作为他的大作中的一部终曲。整个一生,他都在琢磨歌颂的确切形式以及他可以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为此他一直犹豫不决。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也远没有拿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应该注意《第九交响曲》并未像大家所说的,题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叫《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终曲的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差一点就有了另一种结尾。1823年7月,贝多芬还在想以器乐曲作为它的终曲,后来,他把这器乐曲用到作品第一百三十二号的那个四重奏里去了。车尔尼(贝多芬最得意的学生,贝多芬曾在1801年至1803年间免费教他弹奏钢琴)和松莱特纳甚至肯定地说,在演出(1824年5月)过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这一想法。
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有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这从贝多芬的稿本上就可看出来,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进合唱,他作了不少的尝试,想以别的方法来代替。在柔板的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在这里加入很合适。”但他下不了狠心同他忠实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突生一个念头时,我就听见一种乐器在弹奏它,而从未听见人的歌声。”因此,他总是尽量延后使用声部;他甚至不仅把终曲的吟诵,而且把欢乐的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演奏。
必须更深一步地去了解这些延后和犹豫:其中的原委更加的深刻。这个总是受到忧愁折磨的不幸者,始终都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而他却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因为他不断地被卷入激情的漩涡,为忧愁所苦。只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如愿以偿。那是怀着多么伟大的精神啊!
当欢乐的主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乐队突然中止;突然间,寂静一片;这使得一种神秘和神圣的气氛进入到歌唱之中。本该如此:这主题确实是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超自然的平静之中:它用轻柔的气息抚慰着痛苦;当它悄悄渗入康复的心灵之中时,开始的接触十分的温柔,致使像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因看到他那温柔的双眼而很想流泪”。随后当主题进入声部时,首先表现的是低音部,带着一种严肃而有点压抑的情调。渐渐地,欢乐抓住了人。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一场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大军,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和受启迪而发出的呼喊,使人看到他正一边穿过田野,一边还在作曲,如痴如醉,激动狂放,犹如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之中。紧接着战斗欢乐的是宗教的陶醉;随即又是神圣的狂欢,一种爱的疯狂。整个人类全都向苍穹伸开双臂,发出强烈的欢呼,冲向前去迎接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中。
巨人的作品战胜了公众的平庸。维也纳的轻浮因此而受到了一时的震撼;该城一直完全是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一统天下。忧伤受辱的贝多芬将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如同1809年那样,几位高贵的朋友又一次恳求他千万别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写了一部新的圣乐曲(指《D大调弥撒曲》),您在其中表达了由您深刻的信念所启迪的那些情感。深入您那伟大心灵的超自然之光照耀着它。另外,我们也知道您的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最近几年的隐遁(隐居远避尘世)使所有曾把目光转向您的人感到怅然。大家都痛苦地在想,当一种外国音乐设法移植到我们的舞台上,想把德国艺术作品弄到无人问津的时候,那位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却沉默着……我们民族期待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荣光,并不顾当今时尚而重创一种真与美的时代,这一重任只有您能承担……但愿您能让我们很快遂了心愿……但愿仰仗您的天才,未来的春天为了我们,为了世界而更加的鲜花盛开!”这些言词恳切的信说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道德上,享有多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为颂扬他的才华而想到的第一个词儿,既非科学词,也不是艺术词,而是“信念”这两个字。
贝多芬被这些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他留下来了。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盛况空前。当贝多芬出现时,观众们掌声不息,连续了五次;在这礼仪之邦,即使皇族驾临,习惯上也只是鼓三次掌。演出之狂热竟然惊动了警察。交响曲引起了一阵狂热的骚动。有许多人哭了起来。音乐会后,贝多芬因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他昏昏沉沉地和衣躺着,整夜未吃未喝,直到次日早晨。但胜利只是短暂一瞬,贝多芬分文未得。音乐会没有给他带回一个子儿。物质生活的窘迫毫无改观。他贫病交加,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战胜者——人类平庸的战胜者,他自己命运的战胜者,他的苦痛的战胜者。
牺牲,永远牺牲人生的愚钝,为了你的艺术!上帝凌驾于一切之上!
P28-30
罗曼·罗兰(1866—1944)是二十世纪法国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法国外省一个小市镇的公证人的儿子,童年是在外省度过的。1881年,全家迁居巴黎。后罗兰考入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当时是以思想矛盾冲突激烈著称的法国文化中心之一。
少年时代的罗兰以斯宾诺莎和古希腊的所谓“先苏格拉底派”哲学家与他所反对的种种唯心主义潮流相抗衡。
自青年时代起,他便非常喜爱莎士比亚、雨果和歌德等作家的作品,并在许多地方模仿过雨果的创作手法。但在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列夫·托尔斯泰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当他在大学求学期间,他就给其作品在法国广为流传的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写信,向后者提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并且很遵从托尔斯泰对他的劝告。
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选择了音乐史作为自己的专业。1912年前,他一直作为音乐史教师在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任教。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法国第三共和国与进步力量之间的社会冲突激烈。罗兰与著名作家左拉、法朗士等一样,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他参加了为德雷福斯案件辩护的斗争,他宣称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当然,他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还带有朦胧的浪漫主义幻想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他在瑞士居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呼吁交战各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积极反对战争。其文章明显的反战热情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瑞士,他接触了一些俄国侨民,了解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自1917年起,他同高尔基保持了多年的通信联系。到大战后期,他对群众的革命力量的信心更加强了,在《先声》集中收入的他1916年的文章中,他直接地向交战各国的人民——而不像一开始时那样,只向其知识分子们——呼吁,期望他们能够采取坚决果断的反战行动。
罗兰从苏联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它的朋友,不过,他对苏联的国内政策也存有某种戒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徒劳地试图以甘地和托尔斯泰的道德观与世界革命的原则相抗衡。三十年代,他成了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国际反战和反法西斯大会。他与巴比塞、法共领导人多列士、高尔基的友好关系在加强,其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侵占法国和维希政权的建立对罗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年迈多病的他在敌占区法西斯政权的监视下,基本上只是做一些多年贝多芬研究的收尾工作及写点传记、回忆录等。
罗兰在二战结束前,于1944年12月逝世,未能活到彻底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那一天,但活到了法国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日子。《欢迎多列士回国》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1944年11月,他出席了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七周年的纪念活动。
罗兰是作为剧作家登上文坛的,他的早期作品有悲剧《圣路易》(1897年),是收入其戏剧集《信仰悲剧》的卷首篇。收入该集的还有《阿埃尔》(1898年)和《时间会到来》(1903年)。但从1898年到1938年,他几乎花了毕生的心血在创作《革命戏剧集》。其中包括:《群狼》(1898年)、《理性的胜利》(1899年)、《丹东》(1899年)、《七月十四日》(1901年)等。
罗曼·罗兰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原因是他的那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2年至1912年)早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且颇受读者青睐。罗兰的现实主义才华通过该小说的篇章强有力地显示了出来。无论是半封建的德国及其小市民的因循守旧习气,还是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成了罗兰激烈抨击的对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罗兰的功绩在于他不仅以来自人民和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可爱形象与这一切相抗衡,而且还表现了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包括克利斯朵夫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女家庭教师安多娜特、工人埃玛努尔、女仆茜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七月十四日》完成之后,罗兰开始写传记体裁作品。后来,他把不同时期写的三个传记——《贝多芬传》(1902年)、《米开朗琪罗传》(1905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汇集成一册,题为《英雄传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人传》。
罗兰打算通过这些传记来恢复二十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的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罗兰认为他们不单单是天资聪颖的个人,而且是一些和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并且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的人。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贝多芬传》中。罗兰笔下的贝多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广泛的兴趣,他为法国革命的英雄壮举而欢欣鼓舞。罗兰写道:“革命吸引着全世界和贝多芬。”所以,尽管贝多芬经受了许多的痛苦:爱情希望的破灭,贫困,以及最后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最致命的打击——耳聋,但是,在精神上,贝多芬仍然坚强不屈,最后在欢乐的凯歌声中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乐章。
关于中译本的译名,似应题为《三大师传》更为贴切,题为《名人传》有些欠妥。首先,罗兰在将三位大师的传记汇集成一册时,只是称作《英雄传记》,也没有说是《名人传记》。“名人”一词比较泛泛,即所谓“著名人物”的意思。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了名的人”。而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当然是“著名人物”,但他们更是在自己专业方面独树一帜的大师:一位是音乐奇才,一位是雕塑绘画方面首屈一指的人物,一位是文学巨匠。所以题名为《三大师传》更贴切,使读者一看书名即可知晓是三位大师级人物的传记。但鉴于《名人传》已通用,改了反而不习惯,所以仍用了这个译名。
陈筱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