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培安著的《旅游二十五年（一位中国画家的亲身经历）》一书，回首这二十多年，作者以“在国外的各种第一次”的系列故事，客观地描述了“他与欧洲的不解情缘”。其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险情奇遇、是非恩怨，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留学生充满艰辛的奋斗史和艺术家坚忍不拔的成长史。

曹培安著的《旅游二十五年（一位中国画家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在1992年，作者为了自己的艺术梦想，毅然踏上了留学之路。在国外的生活并不好过，作者为了梦想尝尽了酸甜苦辣，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作者在美术殿堂上打开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序一 关呈远：最好的礼物

序二 郭聪聪：他还是当年的他

序三 张曼亚：说说我的儿子

引子

第一次售画

第一次与老外吃饭

第一次拿护照

第一次获签证

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找工

第一次与乞丐为伍

第一次过圣诞

第一次海外过春节

第一次干餐馆

第一次海外写生

第一次为老外画像

第一次上街卖艺

第一次外出穷游

第一次去皇家美院

为了艺术第一次“偷渡国境”

第一次参观卢浮宫

第一次海外写稿招“麻烦”

第～次戴手铐

第一次在海外当老师

第一次文化冲突

第一次在海外开画展

第一次被老外骗

第一次海外得奖

第一次海外遇窃贼

第一次感受老外的母爱

第一次在海外参加示威游行

第一次海外就医

第一次参加老外婚礼

第一次参加老外葬礼

第一次海外学开车

第一次与首相面对面

第一次领略外国教育

第一次知道老外如此送礼

第一次听友人讲恐袭

第一次巴黎开画展

第一次回国办个展

后记

在我家附近有几家上点档次的饭店，如不远处的“西湖饭店”是个老字号，还有一家白夏宾馆里的餐厅，另一家就是在我们弄堂正对面多伦路上，这家饭店后来改名为“咸亨酒家”。说到多伦路，我要多说上几句：多伦路现在成为上海的“名人街”。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上海文人名人的集散地”。萧红来过、丁玲来过，冯雪峰、郭沫若来过，瞿秋白、茅盾也来过……中国的民族灵魂鲁迅先生，他在山阴路大陆新村的寓所离多伦路只有四五百米。老先生经常夹着油布雨伞，经过我家弄堂口到对面的多伦路中间的“中华艺术学校”与“左联”艺术家们柔石、殷夫等谈艺论道。这也是当时特务们最活跃的地方，我曾怀疑我们的弄堂口时常会突然出现一个“修鞋摊”或“磨刀人”。他们的眼睛紧盯着多伦路口进出的人影。不久殷夫被捕了，柔石被杀了……

就这么一个文学家，革命者出入的地方，四十年后，将迎来外国的鲁先生前去“成亨酒店”吃饭。当我们快走到弄堂口时，这位鲁先生站住了脚，看到弄堂里有一家叫“剑南春”的小饭馆（原来是里弄食堂改建的，现在富源春面馆所在地）。“就在这里吃饭吧！”鲁马克先生说。我一愣，这种不上档次的小饭店是洋鬼子请吃饭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在再穷，“排场”“面子”还是要讲的，哪怕一般朋友来也不会在这里请吃饭呀！心里虽这么想，嘴里却答道：“随便，可以。”站在门口的迎宾小姐，胸前佩着俗不可耐的红底黄字的迎宾带，眼圈画得像她家乡的熊猫宝宝一样。一见两个老外要来吃饭，忙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摆手，移步，转身，动作快而协调，像当年张蓉芳带领四川女排打出的那个“短平快”一样快速，敏捷。好一个川妹子。待我们步入饭店坐定，川妹子不见了。几分钟后，她带着老板和一个跑堂出来。老板满脸堆笑，热情的让人感到有些肉麻。给我的感觉像当年义和团要猛“宰”“洋鬼子”一样，今天的营业额可以超额完成了。跑堂小伙飞快地在我们的桌子上一通猛擦，几秒钟后，玻璃桌板在太阳光反射下露出条条白色油渍。我说：“小伙子，拿块干布来吧。”他尴尬的一笑。

鲁先生拿着菜单问我：“想吃什么？”答：“随便。”（咱中国人哪好意思在外国人面前提出自己爱吃的东西？）两位“外国来宾”飞快地在中文菜单上看着，随口点了一份三黄鸡，一份麻婆豆腐，一份鱼香肉丝和一份蔬菜。随后将菜单一合，问我“够吗？”我忙说“够，够。”可心想“这哪是请人吃饭啊？”店老板也一脸惊奇：“就这些？”我想老板的失望比我要大得多。鲁先生问我：“喝什么？”我要了七喜饮料，充当翻译的同学要了可乐，而鲁马克和刘春兰两人合要了一小瓶青岛啤酒，一人一半地喝了起来。平生第_次看见老外吃饭，我惊讶得合不拢嘴。抠门，真的抠门！但也不能怪别人呀。别人问过你想吃什么，你虚伪客套说“随便，随便”。用餐期间，刘小姐向我介绍了去比利时皇家美院留学所需要准备的材料。

回到家，老妈说：“咦？这么快就吃完了？在哪家高级饭店？”“高级，最高级，就是弄堂口的居民食堂‘剑南春’。”老妈不信：“不可能，不可能，外国人请吃饭，怎么会去这种饭店？”我说：“老妈，别问了，我也搞不懂老外这一套，连一人一小瓶啤酒都舍不得喝，还高级饭店呢……家里有没有泡饭，我饿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与外国人一起吃饭留下的深刻印象。25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和老外吃饭一人一菜是常有的事。这就是他们的文化。

P7-9

一月，好友培安从比利时回沪探亲，我们照例一聚。与往年不同，这次培安手上多了几份当地的华人报纸，上面有培安写的有关出国25年经历的连载文章，他计划编撰成书，希望我为他写个序。

作为老朋友难以拒绝，而且几十年来，我内心真的希望为他做些什么。当翻看完这些报纸；我的第一反应是，“他还是当年的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早于培安7年，去了上海东海农场当知青。1978年，我当时在农场党委工作，农场有知青两万多人，我主管工会、团委和宣传等方面工作。培安从基层连队调至场部工会搞宣传，由于工作关系我们有了交往。业余时间，我常去美工室坐坐，他给我的印象是：肯干，能吃苦，工作之余总在画画写写。

“文革”后恢复高考，培安要报考自己喜欢的美术专业，由于当时农场条件限制，画画只能靠自学，终未如愿。但他依然执着，不言放弃，像大漠中的野草不屈不挠，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后培安终于考上了美术院校，他的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我去了市农委工作，他大学毕业后，在高校任教，我们的友谊继续着……

其间，我得知的他的作品屡屡入选美展，他的恩师叶文西推荐他加入上海美协，1986年他成为最年轻的美协会员之一。正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时，培安告诉我，为了更好地提高自身的艺术水平，决定放弃国内良好的基础和职业，自费去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深造。我知道此一别，他将在异国他乡，迎接更大的挑战。1992年临行前，我为他饯行，预祝他早日顺利完成学业；那年他已35岁。

25年过去了，他每次回上海我们总要一聚，我知道他在海外孤独过、迷茫过、痛苦过；也知道他在海外获得过许多奖项，我希望他能回国举办个人画展。

2012年在出国20年后，培安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我见证了开幕式的盛况，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先生为他的画册做了序，对其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四十多年的交往中，我知道培安的“财富”不在银行里，他有自己的人生坐标和理想，并为之奋斗着……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匆匆写上这些，向他表示祝贺，为有他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骄傲。

2017年6月20日

多少年前，我曾计划将旅欧二十多年来的经历和奇遇用文字记录下来。

三年前，我将此想法与比利时《华商日报》的总编罗玉宏和姚伟先生谈及。他们表示可提供平台，在他们的报上连载，由此引起了我写这本书的兴趣。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也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面世。

滴水成河，积沙成塔。我利用业余时间，如候机、看病候诊等，间断或不间断地在《华商日报》刊登我的故事，引起不少华人读者的兴趣和共鸣。就这样三年下来，写下了近十四万字的散记。有朋友向我提出：你为何不将这些汇成一书？

为什么不？我问自己。但我知道我是个画家，不是作家。对于出版文字书籍还是第一次，心中没底。现在我以“玩票者”的身份，斗胆地找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学林出版社。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潮中，大批的自费留学生，满怀希望和远大理想，背井离乡，闯荡海外。他们散落在世界各地。二三十年过去了，他们现在都不再年轻。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和我一样有过相似的经历，或更为精彩的人生。

当此书即将付梓，我要感谢生我养我的母亲。她用博大的母爱和坚毅在我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将五个孩子拉扯成人。我的语文启蒙也源于当年做中学语文老师的母亲。记得在我十岁时，她以讲故事的形式，用中外文学名著开启我。

今年，母亲已是九十三岁的高龄老人。我求她为此书写点东西，她一口允应。

还有我的爱人，在长达三年的写作时间里，我占去了太多做家务和带孩子的时间。同时，她将我的手稿打成文字发给报社。谢谢爱人的理解和支持。

我更要感谢中国驻比利时前大使、中国驻欧盟使团前团长关呈远阁下。在他任职比利时的六年时间里，我们以书画结缘。大使先生多次光临我的个人画展，前来祝贺和鼓励。为此书，我请他为我写个序言。他二话不说，在还没看到我的文章的情况下，从北京寄来了他的文稿，让我深感荣幸和鼓励。

还有我原来农场的老领导郭聪聪先生，他几十年来一直关爱着我，帮助着我，无论我回上海开画展还是这次出书，郭先生总是给予最大的支持。我向他鞠躬致谢！

在出版过程中，我得到了时海玲老师的引荐，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的楼岚岚老师和许苏宜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还有未来做医生的田润同学大量的整理工作。借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我要说没有你们的支持也就没有这本书。

六十而花甲。我没想到过，自己又多了这本文字的书，也算是对自己出国经历的一个小小纪念吧！

本书是以“在欧洲的各种第一次”为主题的系列故事，描述了作者与欧洲的不解情缘。书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险情奇遇、是非恩怨，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留学生充满艰辛的奋斗史和艺术家坚忍不拔的成长史。“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或许是年届花甲的培安先生奉献给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的最好礼物。

关呈远

中国驻比利时前大使、中国驻欧盟使团前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