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性不仅为圣人所有，一般人同样具有。孟子将理义看作“心之所同然”，就肯定了每个人都有追求善的权利，也都能达到善的境界。同时，也意味着在对善的追求上，人与人是平等的。圣人与一般人的区别只在于“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章句上》)。实际上，“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章句上》)、“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章句下》)。从这点出发，孟子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章句下》)。
2．四端说
性善论是孟子人性学说的核心，但并不是说人人天生就是善人。这种善只是“善端”，是善的萌芽，需要培养、扩充。孟子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仁、义、礼、智四端，“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章句上》)，“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所以，要培养“四端”、“扩而充之”，才能显现善性。
由于仁、义、礼、智四端是“我固有之”，那么，其表现为“良能”、“良知”也是与生俱来的。所谓“良能”、“良知”像“四端”一样是天生就有的，即是人本性所固有的。孟子用小孩爱父母、敬兄长来论证人具有先天的“善性”。
3．养心说
孟子虽然强调人的本性中有“善端”、“良知”、“良能”，但不是说人生来就有完善的道德。社会上的人确实有不善的。孟子把人的不善归结为“不能尽其才”。他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才”指人生来就有的资质，也就是性。不善者就是没有很好地培养“善端”。人能否培养和扩充自己的“善端”，主要取决于自身的主观愿望和努力。孟子以舜为例，说明舜一心向善，故为圣人。所以向善者取决于主观的“心”，即要养心，养心才能培养、扩充“善端”。
如何“养心”?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章句下》)，因为追求过多的物质欲望会使人失去善性，故孟子反对“求利”和“多欲”，以“寡欲”为养心的主要内容。
如果不能“寡欲”而导致丧失善性，那么就应努力把它找回来，恢复善之本性，这就是所谓的“求放心”。
人的善性是与生俱来的，但要靠“心”来把握。孟子视耳、目等感官为“小体”，视心为“大体”，认为耳、目无思考作用，常为外物所蒙蔽，把人引向迷途，心则能思，通过思维的明辨，便能克制物欲以存善性。所以他强调要先把心中固有的“善”树立起来，以防感官因“蔽于物”而夺走“善”。修养好了心性，就可以不受外界影响了。 (二)仁政学说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以人性善作为理论依据的，是性善论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具体体现。孑L子曾根据他的仁学思想提出“为政以德”，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
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
上。(《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
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
章句上》)
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孟子把先王的“仁政”归结为当政者的“不忍人之政”，归结为在行政管理实践中贯穿“不忍人之心”，即“推恩”。只有如此，才“足以保四海”、“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否则，不仅不能治国、平天下，甚至“无以保妻子”。可见孟子的仁政学说实际上是他的性善论在政治上的运用。
孟子把治国之道分为王道和霸道两种。王道，就是为政以德，行仁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服，就像孔门弟子尊敬孔子一样，“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才能治理好天下。孟子从得民心而王天下的思想出发，贵王贱霸，反对以武力统一天下的“霸道”，力主以德服人的“王道”。“王霸之别”体现了儒法两家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即法家主张用武力征服而称霸诸侯，儒家则强调以争取人心而取得天下。P7-9
在经过认真的阅读、注释、翻译、解读后，《(孟子>读本》终于和朋友们见面了。孟子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的善良、仁义、哲理、睿智以及对中华民族的担当意识，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发生在数千年前的许多事，如同发生在今天；孟子在数千年前的贬褒，在今天仍然有其重要价值。我想，包括《(孟子)读本》在内的“大众儒学十三经”，都具有这样的特质。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表现，是我们每一个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本书一定会有不少问题，请朋友们不吝赐教。
本书除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外，主要参照杨伯峻译注的《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
本书编写的分工是：《孟子与(孟子)》、卷一至卷四为解光宇；卷五至卷九为刘艳；卷十至卷十四为丁晓慧。最后由解光宇、刘艳统稿。
解光字
2016年1月
进入21世纪以来，一股全国性的大众儒学热潮从各地涌起，成为当代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这波儒学热的兴起自然不是无本之木，它既是儒学被人为压抑摧折一个多世纪后的强力反弹，又反映了转型社会对于道德底线失守的焦灼，更是古老的儒家传统在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探寻自己的社会定位以图返本开新的努力。因此，无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现实，大众儒学的兴起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众儒学的历史渊源
从社会学存在的角度分析，传统中国的儒学存在形态包括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三部分。朝廷儒学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主要是政治儒学；士大夫儒学重在阐释儒家道统；民间儒学面向社会大众，重在化民成俗，是教化大众的儒学。民间儒学的政治色彩较淡，也不太关注理论体系的建构，它关心的是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如果说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的诞生是儒教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儒学普及化和大众化的完成则是儒教中国形成的现实标志。在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构成了彼此间复杂的张力关系。
在传统中国，儒学的大众化与民间化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孔颖达认为：“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已经有学者指出，将普及化的塾庠制度推到三代的说法，多半是为了突出儒家教学制度的悠久性，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三代之时，学在官府，“六经”皆为王官典藏秘籍，王官之学是学在君侯与学在世卿，教育与大众无缘。西周礼乐虽然文质彬彬，极一时之盛，却同样“礼不下庶人”。
儒学走向大众的历史转折点是孔子在民间开创私学。在王官之学衰微的历史背景下，孔子开始民间讲学，首次将原先被禁锢于庙堂之上、作为王官贵族特权的六艺之学传播到民间。孔子的民间讲学无疑是大众儒学的历史起点，它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孔子的私学拆除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教育壁垒，开创了大众儒学的先声。孔门教育以有教无类著称，来到孔门受教的，有世卿官贵、富商巨贾、贩夫走卒、无业游民等，以至于时人感叹：“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学属于贵族之学，诗书礼乐高雅非凡，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它们出现伊始就被封锁在贵族的深宅大院之中，无由进入寻常百姓家，社会也因此而划分为有教养的贵族和没有教养的群氓两部分，前者为“君子”而后者为“小人”。然而，随着一位圣贤的到来，这一文化的壁垒被打破了。儒学本来是属于贵族的，但是，现在它开始走向平民，并在民间社会找到了更为深厚的土壤。从此，“君子”与“小人”从以是否拥有官爵来区分，变成以是否具有德行来区分。在朝衮衮诸公可以是“小人”，贫寒如颜回者也可以称“君子”。儒学深入民间使得过去的“野人”(周代与“国人”相对)也具备了高雅的贵族气质。孔子是中华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拆墙者，他拆掉了那道古老的墙，将礼乐文明的清流引入民间的沃土。
其次，孔子的私学在官学之外培育了一个致力于传道授业的师儒阶层，该阶层成为儒学走向大众的主导力量。孔子去世后，子夏设教于西河，曾子设教于武城，其他门徒也在各地继续推广儒学。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儒家教化体系，使儒学成为全民性的人生指南与信仰，此举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堪与基督教之形成对于西洋文明的意义相媲关。
从内容看，着眼于儒学修身做人的学修次第，“大众儒学经典”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和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蒙学基础用以童蒙养正，家训家礼培养良好家教家风，劝善经典激发人的为善之心，四书五经通解则是对儒家义理的系统阐述，囊括了从蒙训、礼仪、心性到信仰的不同方面，四个板块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大致反映了儒家教化不同阶段与层面的需求，体现了大众儒学的社会性、实用性和阶梯性。其中的劝善经典，本丛书选择了《了凡四训》和《王凤仪言行录》，它们具有儒释道合一的特征，是儒家思想与民间信仰相融会的产物，体现了大众儒学自身的特色，对于社会教化具有良好的效果。针对近代以来女德教育严重滞后的现实，本丛书特意选入了《女四书》，并从古今之辨的角度加以辨析，以满足读者需要。从体例上，每部经典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以达到忠于原著、贯通古今和深入浅出的编写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上述传统经典中同样存在不少不适应当代的内容。比如，女德文本和蒙学经典中那些强调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单方面服从的思想内容，并不符合原始儒家的思想，是汉代以后儒学受到法家浸染的产物。对于经典中那些不适合于当代的部分，本丛书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保留原貌，但在解读部分予以辨析，提请读者明鉴。
最后，本丛书是编著者集体合作的结晶，得到了各位儒学前辈大家的关心指导，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潘宇女士、翟江虹女士和刘静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孟子晚年退居讲学，与弟子万章等人著《孟子》七篇，即“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起《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长于雄辩。
这本解光宇、刘艳、丁晓慧、赵法生编写的《孟子读本》分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对《孟子》的主要内容做了全新解读。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大众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大众儒学关心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大众儒学经典”是我国儒学史上第一套由学者编纂解读，面向普通大众，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的儒学经典读本，以现代的视野、大众的角度、践行的立场，深入浅出地讲解儒家修身做人的道理。
这本解光宇、刘艳、丁晓慧、赵法生编写的《孟子读本》是其中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