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伦理文化中的“恕”与“亲”，被创作惯性遮蔽了近百年，却被这部作品艺术地激活，并赋予恤暖与柔情的光晕。严歌苓所著的《小姨多鹤》浑然地带有我们久违了的经典文品：读来多趣、精微、活泼，不失紧凑；思之开阔、雍容、庄重，甚至高深。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

严歌苓所著的《小姨多鹤》讲述了抗战末期，东北张家将日本遗孤、十六岁的少女多鹤买到家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其后几十年里，多鹤与张俭及其原配妻子小环在苦难多舛的命运中演绎着爱与恨的故事……作者以对中国当代史深入精到的把握，以一个跨国作家的宽阔视野，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哲学与命运突围。严歌苓凭借这部宏阔史诗性架构的小说，再次惊艳文坛，几乎囊括了当年民间所有文学类奖项，进一步夯实了牢不可破的地位。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孙俪、姜武、闫学晶领衔主演。

正文

台子上搁了十多个麻袋，从轮廓一点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人是兽。吆喝的人说要买就论斤两，一角钱买一斤日本婆子，大肉也没这么便宜。斤两是预先约好的，最重的一个口袋也不过七十斤。穿黑制服的县保安团派了一个班维持秩序和买卖公道。小学校操场上从一早就挤满了老乡，不少光棍都是看得起买不起。七十斤的日本婆也要七块大洋，有七块大洋的光棍，就娶得起中国媳妇了，好好的弄个女鬼子回家干什么？

清早下了第一场雪，通向安平镇的大道小道已经给踏黑了。还有人陆续赶到，若是三五成群的小伙子，仗人多势众敢把脸皮一厚，大声问：“买得不合适，保换不？”回答一律是：“不换！”“花那一大把银子，买个不适合的咋办？”人群会有条嗓门喊：“有啥不适合啊？灯一黑，全一样！”或者：“合不合适的，狗皮袜子——反正一样！”

人们就笑。

笑声大了，也挺吓人的：最靠台子边沿的麻袋们蠕动了几下。

前天保安团跟一伙胡子接上了火，胡子给打死几个，大部分跑了，扔下十多个日本黄花闺女，胡子们还没来得及受用。被逮住的一个腿挂彩的胡子招供说，他们这回没有为非作歹，不过是打了千把个逃难的小日本——多少年前学生们不是说“抗日不分先后”嘛。胡子们抗日胜利果实是胡子头目兜里半兜子的金首饰，都是从小日本尸首上摘的。后来他们子弹打光了，就把剩下的八九百小日本放生了。保安团拿这些十六、七岁的女鬼子不知该怎么发落，她们个个饿得只剩一张皮一副骨架，加上一双张着无数血口子的脚。保安团没闲钱余粮养活她们，昨天通知了各村保、甲长，让老乡们买回去，好歹能推推磨。一条驴也不止七、七十块钱。

保安团的人不耐烦地喊道：买晚了，该买个冻死的回家了！

学校门口的人群动了动，把三个人让进来。三人里头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年轻男子。认识他们的人和旁边的同伴说：“张站长两口子来了！他家二孩也来了！”张站长是火车站的站长。火车站连职工带站警带站长一共就一个人。小火车是勃利到牡丹江铁路上的一条支线，在安平镇只停靠一分钟。张站长一身绿制服在一片黑袄子里很出众。人们知道张站长用火车投机倒把，靠火车停靠的一分钟又是上货又是下货，不时还塞上个把没票的人，因此他家底不薄，买份量最重的日本婆也不在话下。站长媳妇矮矮小小地跟在站长身后，不时停下，朝落在五步远的二孩跺跺小脚。张站长只管这个儿子叫二孩，可谁也没见过他家的大孩。

张站长和二孩妈走到台子下，朝十多个麻袋看看，叫保安团的老总帮个忙。他们指着中间一个麻袋说：“给这个扶直了，让我看看。”  保安团的班长说：“扶不直，你没看麻袋不够大吗？”他见二孩妈还要罗嗦，便说：“别耍奸了，你不是就想看看她多高嘛？告诉你们实话：能够上你家锅台涮碗！小日本是倭寇。倭寇都是倭寇婆下的！”

人群又是笑。

天又开始飘雪花。人们看见二孩妈跟二孩说了句什么。二孩把脸一别。人群里有和二孩熟识的小伙子，这时吆喝起来：“二孩你不是有媳妇吗？给咱省着呗！”

二孩对这句话连眼睫毛都不抖一下。二孩非常沉得住气，不爱听的话全听不见，实在把他惹急了，他也可以很驴。二孩长了一双骆驼眼睛，对什么都半睁半闭，就是偶然说话，嘴唇也不张开。这时他扛着宽大的肩膀跟上来，嘴唇不动地说：“挑个口袋好的，回家还能盛粮食。”

P1-3

序

狼烟不止一处。三面环绕的山坡上都陆续升起狼烟。随着天际线由黄而红，再成绛紫，一柱柱狼烟黑了，下端的火光亮了起来，越来越亮。天终于黑尽。火光里传出“呕呕呕”的吼声。

村子里处是女人们急促的木屐声。她们佝着腰蜷着腿跑得飞快，边跑边叫喊：“中国人来啦！”自从那种叫原子弹的东西把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中国人就常常来打一阵枪或扔几颗炸弹。女人们很快就习惯佝腰蜷腿地跑步。最后一次满洲招兵，四十五以下的老小伙子们也全走了，眼下剩的村民中，绝大多数是女人。女人们把自己家的孩子召唤回家，十五六岁的少年们已经在护村墙的射击口各就各位。护村墙有半米厚，上下两排射击口，绕村子一周。六个日本村子都有护村墙，是他们从日本刚来的时候筑的，那时都认为本部首长多此一举：中国人见了日本人能躲就躲，躲不过去就鞠躬让道。这些天不一样了，代浪村的人们叫喊“中国人来了！”就像不久前全中国的中国人叫喊“日本人来了！”一样凄厉。

三天前，六个日本村子的村民集合起来，向满洲最北边的小火车站开拔。那个站叫盐屯，在满洲最北端，是他们从日本来满洲时下车的地方。他们打算在盐屯搭乘最后一班开往韩国釜山的火车。然后他们会乘上回日本的船，顺着他们多年前的西进渡满路线回去。六个村子加起来，三千多口人，不少人把牲口也带上了，给腿脚不灵的老人和不耐劳累的孩子们骑坐，或者拖拉行李。在盐屯站等了一夜一天，等来了的却是本部的电报，让村民们立刻退回村里，因为大批苏联坦克已经过了中苏边境，也许会跟他们迎头撞上。代浪村的铃木医生跳上火车，叫村民们别听本部的，前进和后退都是赌博，真正的日本人应该选择前进。火车空空地开动了，一个空空的窗口，伸出铃木医生不甘心的脸，还在叫喊：“跳上来吧！笨蛋！……”

狼烟弥漫过来，低低地压在村子上空，给秋后骤冷的空气凝成一股浓烈的辛辣。火光渐渐繁衍成无数火把，漫山遍野，全中国的人都来了似的。吼声远比枪声吓人：“呕！…..呕！呕！……”

一个趴在射击口少年先开了一枪。所有少年们都朝火把开起枪来。他们闭着眼咬着牙，朝密密麻麻的火点子开枪。那些火点子其实还在几里路之外。火把越来越多，一团火光刹时就能繁衍出一群火把。火把却不靠近，吼声也始终远远的，如同天边滚动的闷雷。

村民们被村长召集到村神社前的空地上。看来不撤也得撤了。

天就要亮了。远处的小火车“呜”了一声，或许又载来几十车皮的苏联大兵。村长的紧急通知说不背行李，只背孩子。谁也不打听，撤离满洲国怎么可以不带行李。他们的村长不该是疏忽这样重要细节的人。这样的大撤离沿途一定会有食宿安排。女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安详。多年前他们从祖国日本来的时候，旗号是“垦荒开拓团”，那时谁也不知道舒展无垠的田野是他们的政府从中国人手里夺的。现在中国人的大清算开始了。前几天集市上死了个崎户村的村民。死得很难看，头发、鼻子、耳朵都不见了。

五十一岁的村长站在十多个元老前面，沉默地等待木屐声响停下。他说不要相互打听，也不要小声议论。人们照办了。他又说，站得近些。再近些。人群秩序地动了动，很快成了个方阵。婴儿们都在母亲怀里或背上睡着了，大一点的儿童靠在大人身上打盹。村长的声音低低的，透着抽一夜纸烟的干涩。他说决定是他们共同投票的结果：他和活着全体元老。一切必须在天亮前结束。村长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想不出话来说的时候就给人们一再鞠躬。他吃力地表达了他的意思：大日本国人是太阳的臣民，战败的奇耻大辱远比死亡更加痛切。他又说苏联大兵昨晚在附近一个日本村子里毙了三四个日本男人，轮奸了十几个日本女人，抢得一颗粮食、一只家畜不剩，比匪盗还匪盗，比畜牲还畜牲。再看看这些山上的狼烟吧！没有退路了！中国人时刻会冲下来！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十面埋伏”、“四面楚歌”。

这时站在最后面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往一棵山毛榉后面一闪，然后她缩起身子飞快往村里跑去。女孩突然发现她的耳环不在耳朵上。耳环是金的，是她从母亲首饰盒里偷偷拿的，只为了爱美和好奇。崎户村是女孩母亲的娘家，女孩的家在铁道那边的代浪村。十天前，世道刚开始乱，母亲叫她来崎户照顾有中风后遗症的外祖父。一个深夜，行走不便的外祖父却走失了。外祖父的尸体是村里的狗们发现的，大半个身体在河水里，一双脚卡在河滩地石头缝里。外祖母没怎么哭，有这样以死来体谅她的丈夫，她很知福。

找到耳环之后，女孩飞着两只赤脚往村神社跑，木屐给她抓在手里。

……

这样一个形如枯鬼的队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满洲走着。满山遍野的秋叶红得火烧火燎。

满洲的秋天很短，早晨他们露营时，四野白霜。他们就靠野果野菜和坚决到达目的地的信仰滋养着五脏和身心。走到第十五天时，人数下降到了一千三百。

一个早晨他们和中国民团遭遇了。他不知不觉走得离一个集镇太近，惊动了驻扎在镇上的三百多号团丁。团丁门用的全是日本造的好枪好炮，先堵着打，再追着打。他们跑到了山梁上的松林里，身后枪声才渐渐稀落。女人们都是身上同时背着、抱着孩子突围的。多鹤背着一个三岁的女孩，正发高烧，吐一口气就在她后脖梗上喷一小团火。女孩的母亲叫千惠子，自己怀里抱一个不足一岁的男孩。她不管子弹还会咬上他们，一屁股坐在地上，嘴角挂着白沫。另一个女人回来拉她，她两脚勾住一棵树，死命抵抗。她怀里的孩子尖利地哭喊，她大张的两眼看上去是灵魂出窍后留下的空洞。就在这时，她朝怀里哭喊的的孩子俯下身，旁边的人只看见她两个刀背似的肩胛骨奇怪地耸立了一会。等她直起身，那个孩子就一声不吭了。周围的女人们也一声不吭，怕她似的往后退缩，看她放下断了气的孩子，两手慢慢拄着树干把自己拖起来。

叫千惠子的女人杀了不足一岁的小儿子之后，又朝多鹤背上背的小女儿扑过来。多鹤哭喊着：明天再杀她，再让她活一天。多鹤到底年轻力壮，杀亲骨肉的女屠夫追不上她。她的大儿子跑到她身后，用树棍打劈头盖脸的打下去。她开始还躲，还把两个手护在头上，慢慢她撒开手，任十来岁的男孩把她打成一个血人。

杀婴就是这样起的头。从这个时刻起，队伍里女人们开始把生病的和太小的婴儿们扼死。出发的时候，发现谁家少了孩子，谁也不去打听。做母亲总得有得有失，总得保全他们能够保全的孩子。连兽类、畜类的母亲都有造物主给的这项特权，一旦嗅到天敌临近，它们无法保全犊子，就宁愿自己先咬死犊子。女人们面孔呆滞，眼睛里都有一种静默的歇斯底里。多鹤始终不让千惠子靠近，睡觉都把病女孩用腰带系在自己胸前。第二天早晨，从母亲手里逃生的女孩竟然病愈了。多鹤把一颗野栗子糊糊喂进她嘴里，告诉女孩，还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就要到目的地了。女孩问多鹤，她的脸怎么了。她告诉女孩，这不是她原来的脸，这是涂了河里的黑泥的面具。为什么？因为躲在黑臭的面具后面，她的真脸蛋别人就看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要穿过一个小城镇，不能把真脸蛋给中国男人或苏联大兵看见。女孩子告诉多鹤，她叫佐滕久美，老家在日本上野省畈田县。这是母亲们督促孩子们在路途上背熟的扼要身世，一旦她们遭遇到不测，孩子们好沿着这点线追索自己的血源。

那是在最终的劫难到来前，两个女孩仅有的一次交谈。

他们是在深夜启营的。久美的母亲没有醒来。人们把把千惠子的一缕头发割下来，系在久美身上，便出发了。

夜色褪去，另一个白昼翻卷而来。这是秋后典型的好天，人们觉得它格外地好，因为终点站快到了。齐腰深的蒿草经了霜雪白雪白，一望无际。人们太累了，还没躺直就已睡熟。他们睡得死亡般的深沉，上百匹狂奔而来的马都没有惊醒他们。

连枪声都没有立刻惊醒多鹤。她醒的时候，周围躺着的不再是熟识的村邻们，而是陌生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