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战争究竟怎么打？史书记载得往往不是那么详细，《南北战争三百年》试图弥补正史、古籍中的这些缺陷，意图通过一部军事史的写作，再度诠释魏晋南北朝战争历程。

晋灭吴，隋灭陈，桓温、刘裕北伐……数场重大战役详细分析，还原冷兵器战争原貌。

我们通常对古代战争的想象都源自演义、小说等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中的战争场面都不过是小说家的幻想与虚构而已，并不是真实状况。李硕著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对各种史料进行分析与整理，从散落史书各处的战争叙述中寻找线索，借助全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为我们描绘出了魏晋南北朝各场重大战役细节，展现出丰富、生动的历史原貌。同时，本书对骑兵和步兵的作战模式和战术演变做了详细的论述，对战争中如地理、季节、财政等因素对战事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讨论。由此，本书也补充了正史、古籍所未详述之处，通过一部军事史的写作，对魏晋南北朝历史进程做出了新的诠释。

《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修订版，由兵种、战略及政权动员等部分构成，主要从军事和战争史的角度，对中国自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终结（317-589年）近三百年南北分裂的产生背景、持续及终结的原因，以及分裂对峙时期的战争现象进行分析与探讨。

作者李硕试图还原古代冷兵器战争的本来面貌，探讨战争、战役背后的诸多制约因素，并从战争的角度研究历史与社会。他的基本观点是：发生南北分裂的根源，在于北方少数民族骑兵拥有了对中原王朝步兵的压倒性优势，而南北分裂之所以维持近三百年，与中国南北方的地理环境差异有重要关系，即南方水网丛林地带不便于北方骑兵作战，而南方军队依赖水运，不适应干旱的北方环境，所以南北政权都长期难以实现统一；至于南北分裂的终结，则是南北方社会与政治整合的产物，即北方少数族政权在充分的中原化（汉化、封建化）之后，更有效地利用了汉地的军事资源与军事手段，以步兵、水兵在江淮水网地带稳步向南推进，从而统一南方，南方政权则先是有门阀士族分权的局面，后有皇权政治与军人势力的长期斗争，一直未能完成政治整合，所以对北方战争长期处于弱势，最终只能由北方完成统一。与此同时，作者探讨了诸多变量（偶然性事件）对实际战事的影响。

序言（张国刚）

前言

第一编　骑射、冲击与军阵：步、骑兵战术的演变

 第一章 早期骑兵战术特征：骑射与游击

第一节 匈奴骑兵战术与其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关系

第二节 《六韬》中的战国骑兵战术原则

第三节 秦汉之际的骑兵战例

 第二章 汉匈战争与骑兵冲击战术的肇端

第一节 汉军与匈奴的战术区别及社会背景

第二节 文帝到武帝：探索中原骑兵进攻战略

第三节 卫青、霍去病的骑兵战术革新：从骑射到冲击

第四节 再论李广与李陵

 第三章 骑兵冲击战术的发展期（东汉到西晋）

第一节 刘秀时代的“突骑”作战

第二节 汉末三国骑兵冲击战术的强化

第三节 汉末三国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第四节 西晋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

第一节 关于马镫研究的学术史和考古证据

第二节 骑兵冲击战术的成熟：马镫与马槊

第三节 冲击骑兵的战术运用特征

第四节 游牧族对骑兵冲击战术的适应

 第五章 4—6世纪南北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第一节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骑兵建设

第二节 北方骑兵对南作战的特征

第三节 南方政权的骑兵建设

第四节 南方骑兵作战特征

 第六章 古代步兵军阵的战术特征与发展历程

第一节 古代步兵军阵的队列特征

第二节 军阵的“非理性异动”

第三节 先秦至隋代的步兵军阵变化趋势

第四节 南方步兵的特殊战术形式

附录 戚继光对军阵战术的探讨和对世俗观念的纠正

第二编　南征与北伐：经典战例

 第七章 东吴的江防作战与晋灭吴之战

第一节 汉末三国时期的隔江对峙与攻防战

第二节 伐吴的前期部署及司马炎对将帅的戒备

第三节 灭吴之役的部署

第四节 伐吴之战过程

 第八章 陈朝的江防作战与隋灭陈之战

第一节 立国之初：与北齐的战事

第二节 560年代陈内战与北周、北齐的渡江作战

第三节 隋军灭陈之战的部署

第四节 灭陈战事实际进程

 第九章 桓温对前燕的北伐

第一节 南方对北作战的地理因素

第二节 晋军北伐中的黄—淮航道

第三节 桓温伐前燕

 第十章 刘裕对南燕和后秦的北伐

第一节 刘裕伐南燕

第二节 刘裕北伐后秦

 结语 地理环境并非战争的决定因素

第三编　成功转型与积重难返：南北朝的战争与政权

 第十一章 北魏开国初期的战争模式

总论 拓跋北魏战争模式的三次转型

第一节 拓跋珪伐燕之战的战争形态

第二节 北魏前期的复合战备形式（5世纪前期）

第三节 420年代拓跋嗣的对宋战争

 第十二章 北魏政权中期的战争模式

第一节 拓跋焘时期魏军的战争模式

第二节 北魏进占淮北青齐与作战模式转型

第三节 北魏中期的步兵来源

 第十三章 北魏政权后期的战争模式

第一节 孝文帝时期的魏齐战争形态

第二节 魏宣武帝初年的对南扩张

第三节 505—506年萧宏北伐与魏梁战事

 第十四章 南朝的财政与战争

第一节 刘宋时期的战争与财政

第二节 南齐的财政与战争

第三节 梁、陈的财政与战争

总结

 第十五章 南朝军人势力与皇权

第一节 陈朝的“军人共同体”特征

第二节 宋、陈军人改立皇帝的选择

第三节 皇权对军事将领的打击与控制

第四节 皇权、将领对士族文化的追求

余论 文武分途与“南朝化”命题

参考文献

后记

第四节 伐吴之战过程

根据各路军队的进展，晋伐吴之战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咸宁五年（279 年）十一月至太康元年（280 年）二月十八日，为第一阶段，战事主要发生在长江北岸诸地区，以及自三峡至江陵的长江南北两岸；自太康元年（280 年）二月十八日至三月十五日，为战事第二阶段，王濬舰队从江陵东下，配合江北各军攻克敌沿江诸城塞，顺流直下，于三月十五日登陆占领建邺，尽俘吴后主朝廷，战事宣告结束。

在第一阶段的战事中，各路伐吴军队所遇到的抵抗很强烈，且都有较大战果，但各路统帅对于战事进度的意见并不一致，其中最关键的争执，是能否顺利渡江。在第二阶段，晋武帝已明确指示王濬舰队攻占建邺，但未能及时厘清王濬舰队与下游陆路诸军（主要是中线扬州都督王浑）的指挥关系，导致王濬与王浑发生争执。下面将重点分析西晋高层对于伐吴进展的预判，以及在实战过程中的抵牾。

第一阶段战事

据《晋书·武帝纪》，晋武帝于咸宁五年（279 年）十一月诏命前线各军展开全面进攻。由于诸军进入临战需要一些时间，加之原边界距离吴军重要城垒尚有一定路程，所以到次年正月、二月才进入激战阶段。关于王濬舰队启程的时间，《华阳国志》卷八载为咸宁五年（279 年）“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晋书·王濬传》则载为“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自建平郡（今巫山县）以下的三峡江段都由吴军控制，吴军预先在峡中“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而羊祜尚在世时已从吴军俘虏口中获悉这些布防地点，所以王濬舰队已有针对性措施，顺利通过三峡江段。这表明在益州舰队的下江行动中，荆、益两州保持着密切的协作。

按照晋武帝战前的诏书部署，王濬舰队在驶出三峡，进入荆州江段后，便开始接受荆州都督杜预的指挥（节度）。二月三日（庚申）， 王濬舰队攻克江北重镇西陵，继续沿江而下，攻击两岸吴军。

自襄阳南下的杜预所部，正月时已包围了吴江陵城，但一直未能攻克。杜预遂派一部兵力沿长江北岸向上游进军，以便接应王濬舰队；同时又派少数兵力偷渡长江，“奇兵八百，泛舟夜渡”，埋伏于乐乡城外。乐乡是吴军在长江南岸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且是其长江舰队停泊基地。当上游吴军被王濬舰队击败，逃入乐乡城内时，杜预所遣伏兵随之混入城内。王濬舰队于八日（乙丑）抵达乐乡城外江面，与吴军舰队展开会战，将其尽数歼灭，吴荆州舰队统帅“水军督陆景”被俘。王濬军与城内伏兵里应外合，于当日攻克乐乡。此战彻底消灭了吴军长江上游的水上力量，使得江北吴军孤立无援，杜预军遂于十七日（甲戌）攻克江陵。  至此，吴军在长江上游的重要据点已全部被晋军攻占。

同时，指向长江中游的荆州军（江北都督胡奋）、豫州军（刺史王戎）也逐渐进抵江边，围困夏口和武昌二城。下游的扬州都督王浑、徐州都督司马伷所部，也基本肃清了江北吴军。战线基本推进到长江一线。

但自全面进攻开始以来，贾充一派从未停止对伐吴前景的质疑：

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

张华本传未载此事具体时间，《资治通鉴》则将其放在平吴之后，属于倒叙，亦无法查证具体时间。本书认为，此事应发生在战事开始后至二月中旬之间。因为在王濬军攻克乐乡之前，晋军的进展颇不乐观：杜预军攻江陵、胡奋军攻夏口、王戎军攻武昌，都难以破城；司马伷、王浑两军虽扫荡江北，但临江而不敢渡，使战局有陷入拖延的趋势。张华、杜预、王濬等力主伐吴者，显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只有在王濬舰队攻克乐乡后，才取得了在长江南岸的第一个重要据点，江北的江陵也在九天后攻克，战局才呈现出转机。

在王濬的益州舰队驶出三峡，即将与杜预的荆州陆军会师之际，指挥权问题也在凸显。开战之前，晋武帝已经做出部署：“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杜预到任荆州尚不到一年，而王濬在益州经营已有八年之久，只因为杜预与皇室有亲，官品也高于王濬，才有这种安排。

如果杜预在王濬舰队归入自己麾下之后率部登舰，直取建邺，必将建立灭吴首功。但杜预从大局出发，做出了不和王濬争功的姿态。他判断：如果王濬舰队能够从三峡攻克沿途要塞，开到江陵与自己会师，那么早已功勋卓著，自然不甘心受制于人；如果王濬舰队无力攻克吴军诸要塞，也就无法赶到江陵一带与荆州军会师，更谈不上接受自己指挥的问题。早在获悉益州舰队攻克西陵时，杜预便写信给王濬，鼓励他顺江直下，径取建邺，“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王濬得此信后大悦：这解除了他被人抢功的顾虑，正可以放开手脚建功立业。为了向皇帝暗示这种心情，他还专门将杜预的信件转呈武帝，希望武帝能让自己放手一搏。

江陵克定的第二天（十八日，乙亥），王濬舰队开到江北，与杜预主力会师。同在这天，晋武帝发布诏书，将王濬军号提升为平东将军，由“监”升格为“都督梁、益二州军事”。这是对他数日之前攻克乐乡的嘉奖。发这道诏书时，晋武帝还未必知道占领江陵的消息，但他在这天稍晚时获悉江陵已定，于是又发布一道诏书，部署继续进军的事项：

（一）唐彬舰队划入王濬指挥之下。  （二）杜预军队继续进占荆州的长江以南地区。

（三）杜预军队中划拨一万人给王濬、七千人给唐彬，编入长江舰队。

（四）王濬、唐彬舰队继续向下游进军，占领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并继续东下：王濬舰队协助胡奋攻夏口，克城后胡奋军队划拨七千人给王濬；唐彬舰队协助王戎攻武昌，之后王戎所部划拨六千人给唐彬。然后王、唐舰队顺流攻占建邺。

（五）由于舰队东下，贾充的指挥中心也从襄阳东移到项城，以便协调长江下游战事，特别是司马伷、王浑等军与王濬舰队的协同问题。

这道诏书表明荆州方面的胜利给了晋武帝信心，使他不顾贾充等人反对，执意将伐吴进行到底。另外，这也是他了解了杜预和王濬关系之后的部署：杜预无意于争功，所以命其留在上游；下江直取建邺的任务则留给了王濬。

P214-218

这是一本研究战争的学术专著。聚焦的时代，是秦统一之后，分裂割据最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作者不是叙述战争的故事，而是试图探讨在胡汉种族差异、南北地域差异这样两个特殊背景下，所进行的战争中的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等史家都比较忽略的。

本书有三个视角。一是兵种（骑兵、步兵）及其装备与相关战术的演进，作者会从先秦两汉的战史追溯其起源；二是通过这一时期南北之间发生的若干经典战例，分析战略问题以及战争中各种复杂因素（地理环境、军事技术、统帅素质等）的影响；三是讨论战争本身与各行为主体（政权）的关系，包括战备问题、财政问题、战争对政权运作的影响问题。

中国历史古籍浩如烟海，军事与战争的著作也十分丰富，《新唐书·兵志》更开启了正史中记载军事制度的传统。但是，即使是对于战争记载特别关注的《资治通鉴》，对于古代战争中兵种的运用、战术性细节的展开，也往往语焉不详。李硕的这部书，试图弥补其缺失，功不可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李硕是一个有才情的青年学者。一直以来，我带博士生，通常是与学生们商量选题，充分尊重研究生自己的意见，只有学生没有主见的时候，我才会给一个比较朴实的题目，供其参考。李硕的这部博士学位论文，是他自己读书得间的产物。本书虽然受到博士论文体制的限制，但是仍然能看出作者传神之笔。比如，作者认为西汉卫青、霍去病创立的骑兵冲击战术，用近距离搏杀对抗匈奴的远距离骑射，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飞将军”李广的悲剧在于他个人的骑射之长，不足以弥补所统部伍的短处，在匈奴人面前，顶多只是显示个人英雄主义色彩。马蹬的发明、槊（长矛）取代戟，都适应了骑兵冲击战术的作战要求。又比如，作者对于步兵方阵的分析，对于“陷阵”在两军对阵中的意义，要言不烦，能洞解史籍中许多不甚了然的记载。我相信，阅读本书的读者，重读《资治通鉴》书中关于汉唐时代的战争记事，会有很多的助益。

当然，战争问题不只是军事问题，战争其实是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政权内部问题的外在表现。因此，谈论战争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时，就会涉及十分复杂的因素。作者在这一部分，试图超越战争的技术层面，进行深入讨论，虽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却用自己的洞见启动了读者对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索。

博士毕业后，李硕本来可以留在内地高校，但是，他选择到西北边陲去工作。我能理解，因为我知道他是有情怀的人，有自己很高远的理想，有自己的学术和文化追求。这些年我们虽然难得见面，但是，我知道他一直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笔耕不辍。我猜想面对历史的古战场，李硕一定也会思考本书中他的那些推断和讨论，因此本书已经比较当年的博士论文有了新的灵感。

现在，这部博士论文就要付梓了，应李硕的要求，我写上以上这些话，表达对该书出版的祝贺之意。

是为序。

张国刚

2016年12月10日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本书是我2006—2012年间，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完全按照“标准化”的学术模式生产出来的。

2005年，我干了五年“新闻民工”之后，又考研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硕士。当初想读先秦史方向，因为我工作的几年里常看《左传》，想写写关于春秋时期贵族婚姻与国际政治的问题。但那年分导师时，恰好先秦史方向没有老师，于是我跟了治隋唐史的张国刚教授读硕士。张老师给了我一个硕士论文题目：中古时期的范阳卢氏家族。这个家族的时间跨度很大，从东汉到唐代都出了不少人才，所以我就从《后汉书》读起，想借机把整个从汉到唐的史书都看下来。

结果硕士读了两年后，我幸运地转成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这自然要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张国刚老师问我：要不要把范阳卢氏家族写成博士论文？那时研究中古世家大族的成果已经很多了，崔卢李郑几乎都有人写过，我感觉再写下去，也超越不了前面人的研究水平，所以想换个题目。恰好那时已经读到了《魏书》，感觉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战争很有意思，特别是南北方之间的战争，背后藏着很多东西，好像还没人系统地写过。于是和张老师说，想写个《南北战争三百年》。张老师说很好，可这题目不像个学位论文啊。于是就改成了《中国4至6世纪南北战争研究》，一直用到博士论文答辩，现在出书，又回到了最早的标题。很多人回忆写博士论文的日子，觉得苦大仇深，我倒觉得挺开心，能有那么几年不操心别的，老老实实读书写东西，实际上是太奢侈了。

按我最初的想法，是把这几百年里的战争史，按照时间顺序原原本本写下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排比史料，寻找真相。因为涉及同一场战争，南方和北方的史书往往记载很不一样。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初步进行了一些辨析排比工作，但做得还很不够，疏漏不少。所以我最初的想法就是“跟《资治通鉴》较劲儿”。但这种写法不符合现在“论文”的体例（美国式的学术规范），要有足够多的“论”才行（如果是老欧洲东方学的传统，应该能容许我的最初想法）。于是写成了现在的样子。其实第二编的“战例”部分，基本就是我当初想写的形式。

在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我还想过做更“野”的题目。那时给张老师核对《中国家庭史》的一些引文，看到了敦煌文书里一个“感梦生子”的判决书，案情是一个寡妇怀孕生了个孩子，被夫家宗族送官控告。寡妇的辩护是：自己做梦梦到了亡夫，这才怀孕有了孩子，而非犯奸偷情。当时的法官也没法判断真相，只好在判决书里乱扯一通，和稀泥了事。当时觉得这个案例很有趣，就想写人类的性犯罪史，尤其是关于“捉奸”的法律，随后就看秦汉法律简牍、唐律疏议、元典章、大清律和刑科题本，还有国外的种种法典判例，有些英美的判例需要花钱下载。后来张老师觉得我跑得有点远了，要求我做个中古史题材的，这样才敲定了南北战争这个题目。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里面，战争史算是个相对生僻的领域，因为东方传统里对战争的翔实记录太少，演义、戏说太多，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真实的层面，难以还原。西方倒一直有客观记录和分析战争的传统，但只能用来研究他们自己的战争史。至少到目前，西方学者还没有研究中国战争史很出色的，因为这需要抠文言文的史料，有时一个字的理解就涉及大问题，让母语非汉语的人搞这个，有点勉为其难。所以我写这题目，问题意识上有些借鉴西方之处，研究方法上也有跟传统史学相承的地方，比如史地方面的考辨，对文献的梳理考证等等，战争和政治的关联很强，而政治史、制度史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领域。书中有些想法，可能还需要更深入的考察论证，比如最后两章，关于南朝财政与政治文化的一些新端倪，在唐代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可能藏着中国古代为什么没能自己发展到近代化的大命题。这就需要对辽宋金元乃至明清史的专门研究了，以我的学力和精力难以胜任。近年来看到北大历史系张帆先生几篇对蒙元历史的宏观概括，如皇权加强、身份世袭制回归和社会活力减退，这些因素对明朝又有强烈影响。张帆先生这些论述，和我的一些宏观判断有呼应之处，所以窃感到有些幸运。

我写博士论文的这几年里，正逢美国“新清史”热起来，这派搞的也是北方民族的话题，它更强调北方民族对于中原汉地的“独立性”，算是后现代和文化相对主义那一路吧。但这派对我这论文倒没什么影响，因为中古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民族，现在早都没了，都同化到汉族里面去了（现在的羌族和当年的羌也没有关系），你不服也没办法。另外，我这论文写的是战争，人在战争里面都是最务实的，看见敌人有什么好用的兵器，做梦也想自己能有，事关生死存亡，就不考虑什么文化的独特性问题了。

所以我想，后现代学术很多论著搞得像胡言乱语，脱离基本常识，可能因为“后现代”这东西本来就是个文化概念，文化是个可以自由发挥的命题，谁都可以论证自己的文化跟别人“不一样”，全球独此一家。但文化可不是人生活的全部内容，还有很多更实打实的、更“唯物”的层面。就像吃汉堡或者面条，这种区别算是“文化”，但人总得吃东西，不吃就饿死，这就不是文化问题了。后现代学术的无聊之处，就是它试图去乱套很多已经超出了文化范畴的东西，用吃什么的问题去代替（或者说掩盖）吃还是不吃的问题，“何不食肉糜”，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解构”，其实是生活常识都没有了，属于富贵病。

我写的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冲突融合的大历史，自然不想关在屋子里一直翻古书，总想找机会多走走看看。2009年暑假实习，去了内蒙古通辽市的一个草原小镇阿古拉，都是蒙古族老乡，会说汉语的不多，过的半农半牧生活。住了一个月，却没什么感受，感觉跟我老家的华北老乡们状态差不多。2010年春天，去镇江看刘裕当年的京口，沿着刘裕当年行军的道路和时间，从京口（镇江）走到了建康（南京玄武湖），感到的却是沧海桑田，今天的长江已经不是当年的长江，不光“英雄无觅”，连“千古江山”也完全不一样了。

后来，2012年的暑假，毕业论文也写完了，想看看第五章里的那条“吐谷浑道”，就去了甘肃南部的白龙江流域，那里都是深山密林，藏着些以农业为主的藏族小村落。溯白龙江一直往源头走，到了甘川边界上的小镇郎木寺，忽然看到草原、黑帐篷和牦牛群了，一下子感觉走到了游牧和农耕、古代和现代的结合点上。藏族老乡们也给了我全新的认知。中国西部天大地大，自然和人文丰富多彩，历史和现实水乳交融，是和东部地区（内地）完全不同的世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的结果就是到新疆工作。真到这里之后，却发现种种条件限制，已经很难继续做中原的历史了……

整理这些旧文时，难免回想起清华读研的生活，绿荫长杨掩映下的红砖小楼，还真有点留恋。我本科在北大，硕士博士在清华，对两个学校有点对比的了解。论生活舒适，吃的、住得舒服，那要数清华。北大环境局促，各种服务水准也都不如清华。清华是工科底子，学生风格都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千人如出一辙。北大则特产各种奇奇怪怪的人物，有很讨厌的，也有很好玩的，算是把人性自由生长的各种可能性都尝试遍了。有时也想写写两校异同，但枝枝叶叶，总关晴雨，最后还是写不下去。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是为后记。

补记：

这是一本关于战争的历史，地图必不可少，但制作起来比较麻烦。笔者考虑，应该按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河形势绘制，才便于体现战争态势。但比较精确的地形图只能依托现代卫星地图改编，而古代的海岸线、河流等和今天有些不同，改绘起来工作量颇大，本书的出版进度也因此拖延了不少。最后我想起以前工作的老搭档王睿兄，他老本行是油画，于是请他用美术方法绘制一幅中古时期山河形势示意图，算是个替代方案。睿兄正在海外做景观设计，得知本书的需求，搁置手中的工作加急绘制了一幅，翻拍发送过来，我在上面加了文字，就成了本书插页中的“南北对峙形势图”。由于这是美术家而非地理学家画的，所以读者对细节不必过于计较，了解一个大致的山河、城邑形势就可以了。

在此向王睿兄致谢！

李硕

2017年夏于乌鲁木齐

中国历史古籍浩如烟海，军事与战争的著作也十分丰富，《新唐书·兵志》更开启了正史中记载军事制度的传统。但是，即使是对于战争记载特别关注的《资治通鉴》，对于古代战争中兵种的运用、战术性细节的展开，也往往语焉不详。李硕的这部书，试图弥补其缺失，功不可没。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些年来出现的各种军事史著作中最有功力的一部。

——陈苏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