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沁夫所著的《玛拉沁夫文集(卷2茫茫的草原下部)(精)》是一部极具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当代文艺史上一部民族“史诗性”的重要作品。这部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内蒙古察哈尔草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内蒙古自治运动和解放战争初期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小说字字真诚地展现了玛拉沁夫笔下的美丽的草原风光、浓郁的草原气息，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民族色彩浓厚的人物语言以及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像喝着牧民的珍珠马奶茶般浓郁香醇而令人陶醉。

玛拉沁夫所著的《玛拉沁夫文集(卷2茫茫的草原下部)(精)》以一支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武装——明安旗骑兵中队的建立，作为它描写的中心内容;同时又通过这支革命武装与牧民的广泛联系,展示了草原生活的多方面的圆景。

卷三

卷四

末尾

后记

去年秋季，国民党大举进攻草原时，斯琴的爱人、我们草原的利剑、勇敢的铁木尔，中敌之计，被敌人抓走了。斯琴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愤然回到村里，放火烧了住着敌军的三座蒙古包，烧死了敌团长一名，立了战功，受到师部表扬。当时，她就作为一个战士，离开了家乡——美丽的特古日克村，跟大部队退到北部草原去了。

两个月前，武装工作队回到明安旗时，因她对这一带的情况熟悉，领导上便派她跟随张彪队长等又回到明安旗家乡。一转眼，两个多月了。在这期间，除有两次小股敌军进入草原骚扰外，还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不过张彪同志多次说过：各种迹象表明，在这一带有敌特活动。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武装工作队改变了活动方式，有分有合，平时住在自己家里或者牧民家里，分头做群众工作，了解敌特活动线索，一有情况，立刻集中，统一行动。所以，斯琴就跟爸爸一起，住在自己家里。

拂晓时分，草原上静悄悄的，只有一阵凉风掠过草梢，发出轻微的啸声。晨风湿润、凉爽，即使最贪睡的人，叫它一吹，也会立刻清醒、振作起来。

初春，山洼里最先发青，春天第一期鲜花已在那里悄然开放。马儿都爱到那里去吃嫩草。斯琴直奔黄骠马习惯去的南山洼走去。

南山洼!去年比今天稍早些时候，铁木尔回到家乡来、遭到斯琴的拒绝以后，他不是也像今天的斯琴一样，孤独一人，来这里悲痛地沉思过吗?事过很久以后，斯琴才听说这件事。可是还不到一年，他们就又分离了，而且这一次他是被国民党抓走的，十有八九可能是永远分离了!“永远”这两个字，有多么可怕啊!起初，她一想到它，吃不下饭，喝不下水，即使在几个月以后的今天，想到那两个可怕的字，心依然像刀割一般地剧痛。她现在只有等待，等待，一旦得到铁木尔与她永别了的可靠消息，那时她不能一个人活下去，她已经准备好怎样去为铁木尔讨还血债!

每当回忆起去年春天她对铁木尔那样冷酷无情，她便产生一种犹如母亲无故伤害了孩儿那样，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悔恨与痛心。如今，她只能精心地饲养铁木尔留下的黄骠马，借以消减内心的忧闷和痛苦。

她来到南山洼时，曦光微茫，隐约可见黄骠马吃饱了夜草，在闲散地游荡着。它不断地低下头去，用嘴唇蹭磨地面。因为春季阳气上升，马身有火，嘴唇肿痒，马儿借此解痒。

黄骠马看见主人，便撒娇地喷着响鼻，向她跑来。她也迎过去，伸手替它顺了顺夜寒未散的皮毛，慈爱地说：

“吃饱了?嘴唇发痒，是不?来，我给揉一揉。你呀，总是跑出这么远，怪叫人担心的。”

她揉了几下马唇之后，跨上马背，往回走。来到山坡上一棵大树底下，勒住了马。

从前，她跟铁木尔经常在这棵树下纳凉、谈心。有时她先到来，就爬上树去，不叫他看见，故意惹他着急，直到他等得不耐烦了，她才突然像老鹰似的从树上跳下来，咯咯咯笑着用手捂住他的眼睛……

现在，她想回味一下当年的欢乐，从马背上站起来，两手抓住树权，一蹬脚，上了树。马儿走到一旁，边吃草边等候它的主人。

P8-P9

玛拉沁夫被誉为中国草原文学的开拓者、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他是中国第一个自觉地以写草原为己任的作家。他的小说把葱郁的草原呈现为生气勃发的生命形式，把自我的艺术个性与民族的艺术传统融合为充满英雄意识与阳刚之气的壮阔境界，浸透着蒙古民族游牧文化的厚重，显示出内在的诗意的张力。他站在历史的高度，用自己的作品呼应现实的变革，对民族的命运做深层的思考和追问，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和真诚的大爱之心。这使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同时，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作家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一直锲而不舍地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培养一批叉一批新生代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玛拉沁夫是一位创作成就颇丰的杰出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史诗性经典巨著、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下部)，也有描写重大题材的神采飞扬的中短篇小说和许多韵味悠然、行云流水般隽永清丽的散文及多部电影文学剧本。玛拉沁夫的文学成就，早已突破地域界限，蜚声全国，走向世界。他不仅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而且具有较深的文化学识和艺术素养；不仅创作方向正确，而且在艺术上也刻意求精。因此，他的作品既豪放洒脱、英气勃勃，又明丽清新、深切感人，具有鲜明的独特风格，在我国百花争妍的文坛上，是一束鲜艳夺目的草原之花。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古已经形成了一个草原文学流派。一个流派的形成，必定需要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文学群体，同时必定需要有几位优秀代表人物先行，玛拉沁夫无疑就是那个年代草原文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先行者之一。玛拉沁夫早在二十一岁时，因创作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而一举成名。从此，才情毕现的玛拉沁夫的创作就一发而不可收。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创作出了《春的喜歌》《在暴风雪中》《路》《迷路》《花的草原》《歌声》《琴声》《诗的波浪》等三十多篇小说，特别是用数年时间创作出反映蒙古族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史诗性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以及电影文学剧本《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晨曲》《沙漠的春天》《祖国啊，母亲!》和影响了几代人的著名报告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这些作品都强烈地表现了作者一贯坚守的对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大团结的珍爱情怀，并以他已经形成的具有浓郁“草原味”的清灵、秀丽的艺术风格，对草原的变革和新生活、新人物，进行全情倾注地描绘，显示出了玛拉沁夫丰厚的民族情怀与民族文化的底蕴。文学大师老舍赞誉玛拉沁夫为“文坛千里马”(一九六三年)。文学巨匠茅盾于一九六二年发表近一万字的长文，专门评点玛拉沁夫的小说创作。他认为玛拉沁夫的作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十多年来始终一贯。茅盾先生的结语是“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一自在而清丽”。

进入新时期以后，玛拉沁夫以饱满的时代意识和旺盛的创造力先后发表了《第一道曙光》《踏过深深的积雪》《大地》《荒漠》《草原的浪花》《青青大草滩》，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活佛的故事》和中篇小说《爱，在夏夜里燃烧》，堪称是中短篇小说难得一见的翘楚之作，充分展现了玛拉沁夫掌握小说创作功底之深、艺术想象力与表现力之强。《活佛的故事》获得了一九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蒙古族人民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通过更深刻更哲理化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推导出充满当代精神的主题；以深厚的民族情感、开阔的民族文化视野。把描绘草原的生活内涵与历史渊源全方位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玛拉沁夫是草原的歌者，是艺术地绘制草原的高手。他所选择的题材、提炼的主题、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具有浓郁的草原色调、草原气质、草原风采。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体会到艺术的神秘的一面，它能把你轻轻带到蒙古草原上。让你犹如置身于一望无垠的绿草丛中，犹如看到了人欢马叫的场景，听到了一首首悦耳的牧歌。因此，人们称玛拉沁夫是中国草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是名副其实的。因为，是他率先同几位少数民族杰出作家一道，将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带进了一个新的层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家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没有草原文学这个概念的。虽有一些个体文学写作活动，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九五二年一月，玛拉沁夫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文化生活简评”中称赞这篇小说是“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反映了现实生活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优秀作品。也正是在那以后，敖德斯尔、超克图纳仁、云照光、安柯钦夫、扎拉嘎胡、朋斯克、张长弓、杨啸、贺政民、冯国仁等一批内蒙古作家先后推出了一大批草原文学力作，其中有一些是汉族作家，对此玛拉沁夫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他说：“草原文学这个概念不是民族性的，而是地域性的，是指写草原这一特定地域的文学。内蒙古作家中的汉族同志，有的生在草原，长在草原，写了一辈子草原，甚至去世后把尸骨都埋在了草原，例如著名作家张长弓等，他们的作品当然是属于草原文学，他们本人当然是文学流派的重要成员。”玛拉沁夫的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的见解是公允的，得到了学界的认同。至此。内蒙古作家以一个群体姿态出现在当代文坛上。

大草原是草原文学的母体。玛拉沁夫不是坐而论道者，他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一直坚持深入生活。成名后，他在北京学习了两年，一九五四年主动要求返回内蒙古，径赴察哈尔草原，在基层挂职生活了三年，一九五八年到包钢白云鄂博铁矿担任车间党总支书记两年，后受批判，被下放农村改造，参加“社教”“四清”长达三年之久(玛拉沁夫却坦然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那也算是接触基层体验生活)。总之，不管在顺利时或是逆境中；玛拉沁夫从来未曾消沉过，这一点．我们从他在不同境遇时创作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因为他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共和国、我们这个时代的忠贞信念从未动摇过。玛拉沁夫的创作是蒙古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从文化全球化的高度和视角来审视玛拉沁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玛拉沁夫的小说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草原文化小说，这应该是玛拉沁夫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

《茫茫的草原》这部长篇小说的诞生、受誉，以及后来的遭难和重生的整个过程，是一个曲折、复杂而又完整的故事。我甚至想过，当我到了晚年，写不成别的作品时，就以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的坎坷经历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让读者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发展文学艺术事业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方面的关怀与重视，当时作家在创作活动中所富有的思想解放、大胆探索的生动活泼局面；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左”的思潮的逐渐形成和猖獗；在“十年浩劫”中，作家们所遭受的“史无前例”的冲击与迫害；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祖国大地上出现的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在这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茫茫的草原》的曲曲折折、荣毁沉浮的过程，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是从一九五二年开始酝酿写这部长篇小说的。那时我二十出头，刚踏入文坛，写作基础、艺术素养都比较差，但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敢打敢拼，一落笔就计划写一部百万字的巨著。后来我入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班学习，在学习期间有写作实习时间，所以没有中断这部作品的创作准备工作。每年我还利用寒、暑假期，到草原深入生活。一九五四年，我从北京返回内蒙古，为了完成《茫茫的草原》，我到察哈尔草原的一个旗里挂职深入生活，就在这期间写完了《茫茫的草原》(初稿为《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一九五七年春出书。

《茫茫的草原》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反映内蒙古人民生活斗争的长篇小说。它一出版就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这不只是对我个人的奖励，是党和人民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和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成长的鼓励!我一鼓作气，于一九五九年秋，在北京西郊风景秀丽的八大处写完了下部，三十二万字。正要向出版社交稿时，我被急电召回，“反右倾”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运动开始了。从那以后，《茫茫的草原》就作为具有人性论、阶级调和及民族主义倾向的作品而受到批判，时间长达一年多!当时我抱着极其真诚的态度，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按当时自己所能接受的程度，在一九六二年把上部重改了一遍，次年在韦君宜、王笠耘等同志的鼎力支持下，以精关的装帧重印出版。不少评论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我这个修改本给予热情的评价。日子又好过了。但好景不长，随之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工作的单位被打成什么俱乐部、黑窝子。《茫茫的草原》重遭厄运，被打成“鼓吹民族分裂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我被派去搞“四清”，“以观后效”，等候处理。

到了“文化大革命”，更加步步升级，我和内蒙古其他几位著名作家被打成“反党叛国集团”，我本人“荣升”为内蒙古文艺界“第二号阶级敌人”(此外还兼有十几顶帽子，不作赘记)；《茫茫的草原》(上部)早已被定为黑书，在报刊、电台上多次受到点名批判。我的家多次被查抄，后将我的家物、藏书、书稿全搬去，在呼和浩特市中心一个展览馆里举办“玛拉沁夫反党叛国罪行展览”，我用多年心血写成的三十二万字的《茫茫的草原》下部原稿，就在这时全部遗失了!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还被关押在单人牢房里。

然而，正在这时候，固阳县山村一位蒙古族小学教员，冒着危险把《茫茫的草原》(上部)，用铁盒密封起来埋在地下。后来这位可敬的同志给我来信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坚信终会有一天，《茫茫的草原》一定能够重见天日!

我钦佩这位年轻的预言家!他的预言终于变成为现实。打倒“四人帮”后，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做出决定，正式给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及其作者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已重印该书。

历史是多么可爱又公正的老人啊!

到了一九七九年，春风吹得我创作欲望顿然骚动，我提起笔来开始重新写起《茫茫的草原》的下部。这可就难喽!原稿的基本情节、人物脉络等没有忘记，但是具体的语言表述、细节描绘等就无从记得了。特别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下部，它受着上部的总体制约，还不能完全离开上部另行编制。恢复丢失的旧稿，比写一部新作还难!我苦苦熬了一个春天，终于写完了全书。内蒙古大型文学季刊《奔马》的编辑同志闻讯前来索稿。当时我的自我感觉并不良好，总觉得最后几章写得不理想，但又一时找不出缘由何在，我感到困惑。我没有敢把全书稿子交出，只将下部的前半部即本书的卷三，交给他们先拿去发表。这是一九七九年五月的事情。当时我国正在兴起思想解放运动的春潮，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形势，人们不安于现状，不安于既得的成绩，都在从各个方面进行勇敢的探索和创新。就是在那一股催人奋进的春潮中，我逐渐认识了这部小说最后几章所存在的问题，即，它沿袭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习惯(是的，我只想说那是一种习惯)，按照最初的总体设计，把故事写完了。如果说得再直率一些，我仿佛重复着近似于这样一种模式：在战场上敌我进行了一场决战，我们胜利了，敌人失败了，我军指挥员乘坐吉普车(在我的作品中是骑着战马)赶到正在欢呼的战士群中，他举起右臂向战士们高呼：“同志们，我们胜利了!”于是乎，随即战斗或战役的结束，作品中的矛盾冲突结束了，艺术情节结束了，人物命运也全结束了……如果说前些年的读者还能宽容我们这种艺术描写习惯的话，那么八十年代的读者就不一定会继续接受这种模式了。我们这一代作家面临着重新学习，面临着自我调整的任务。诚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必须接受这种挑战。

我暂时把已经完成的稿子放下不发表，用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学习和思索，调整自己的艺术观念，与此同时，对这部作品的最后几章从总体设计上进行根本变革：把那些离开人物命运、离开人物关系而单纯对战斗或战役过程的描写大量删减，并将其全部推到背景位置上去，而把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拉到前台来；用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的发展衬托出生活和历史的进程。只是作品结束了，别的什么都没有结束……

这本书的最后十多万字，先后改写过三次，现在，这部书终于定稿、发才了。我并不认为经过改写和调整的那一部分一定是成功的。我在这里只是想说，创作是一种残酷的劳动，你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不一定就会获得你所期望的硕果。

然而，我依然感到极大的欣慰，这部书毕竟是写完了。我乞求读者原谅：这笔债我拖了这么多年，而且今天奉还得也不是多么漂亮、利落。但我还是希望你，尊敬的读者，会喜欢我的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