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是20世纪享誉全球的通识历史作家,威尔·杜兰特赞誉的“通识教育者”,影响一代人的人文启蒙大师。《人类的故事》是其经典成名巨作,中文版最早出现于民国,经80年代一直到现代,《人类的故事》影响了从知识界到普通读者的世界史启蒙认知。
本书是《人类的故事》的续写版,全新续写90章至21世纪,新增21世纪最初10余年的重大事件,包括互联网世界的到来,中国经济的崛起,欧盟,恐怖袭击,美国大选等。由罗伯特·沙利文续写。
本书适读于:历史爱好者,对人文历史感兴趣的大众读者;
人类史、全球史、世界史领域的入门读者;
各个年龄阶段的房龙粉丝,学生族、上班族、地铁族等年轻读者。
1920年,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应邀为年轻读者写一部简明历史《人类的故事》,这本书出版以后荣获了首届“纽伯瑞”金奖,席卷全球并被译成29种语言,销量超过1000万册。1925年,它被迅速译成中文,成为民国文化界热捧的世界史启蒙书。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文新译本的出现,使它成为知识青年的标配,激励了整整一代人用睿智、开阔的视野,重新认识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
《人类的故事》是对人类世界的宏观一瞥,它用俯瞰文明进程的姿态,勾勒出从史前时代到互联网世界的发展轮廓。与一般历史书不同,这里没有枯燥生硬的历史名词,它更像是一段波澜壮阔、没有尽头的探索旅程。从最早的“类人”祖先到衰落的古巴比伦城,从希腊人将古老的亚洲文明带到“蛮荒欧洲”到罗马帝国的诞生,从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到宗教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书中既描绘了文明进程的重要节点,也理清了世界演变的关键脉络。
房龙去世之后,续写这本经典成为一个传统。《人类的故事》最新版由美国畅销作家罗伯特·沙利文执笔,增加了21世纪最初10余年的重要事件,包括中国经济的崛起、全球变暖、美国大选、恐怖袭击以及Facebook等互联网时代的虚拟社交。持续近50年的增补修订,使这部经典的价值得以延续。
房龙曾说,“把握历史持续发展的脉络是人类得以进步的唯一途径。”即使时代变化,《人类的故事》依然保持与时代相呼应的生命力,它将一直是读懂人类历史的入门必备。
那些居住在欧洲广袤原野上的先民,很快学会了许多新事物。可以毫无疑问地说,经过一定的时间,他们肯定会放弃野蛮的生活方式,并且创建出自己的文明。可是,他们孤立隔绝的生活突然终止了。他们被别人发现了。
一名来自南方某个未知世界的旅行者,大胆地跨越大海和高山,一路来到了欧洲大陆的野蛮人中间。他是非洲人,他的家乡在埃及。
早在西方人还不知道叉子、车轮或住房为何物之前的数千年,尼罗河谷就已经进入高度文明的阶段了。因此,我们要把欧洲的先民留在他们的洞穴里,去拜访一下地中海的南岸和东岸,那里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
埃及人教给了我们许多东西。他们是出色的农夫,他们对灌溉一清二楚。他们建造庙宇,后来被希腊人效仿,庙宇如今成了礼拜教堂的最早模型。他们创立了一种历法,事实证明对测量时间十分有用,经过一些修正,一直沿用至今。而最重要的是,埃及人掌握了为后代保留话语的方法:他们发明了书写艺术。
我们对书籍报刊已经习以为常,始终觉得世人会读书写字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书写作为一切发明中最重要的一项,其历史并不久远。没有书面文献,我们就会与猫狗无异:它们只能教会幼崽一些简单的事情,而且由于不会书写,就没办法利用前辈猫狗所取得的经验。
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罗马人来到埃及,发现河谷中到处都是奇特的小图画,似乎与该国的历史相关。但是罗马人对“外国的东西”了无兴趣,没有对希腊庙墙和宫墙,以及用纸莎草制作的无数纸张上的奇妙图画的本源予以探究。懂得使用这种神圣的图画艺术的最后一批埃及祭司已于多年前辞世。埃及丧失了主权,成为装满无人能识的历史文献的大仓库。人也罢,动物也罢,都不能从中得到现实用途。
1700多年过去了,埃及依旧是一片神秘的土地。但在1798年,一位叫拿破仑的法国将军来到东非,准备对英属印度殖民地发动进攻。他没有越过尼罗河,打了败仗。然而,那次著名的法国远征却十分偶然地解决了古埃及绘图文字的问题。
一天,一名年轻的法国军官对位于罗塞塔河(尼罗河的一个河口)小要塞中的枯燥生活感到厌烦,便打算花上几小时到尼罗河三角洲的废墟中搜寻一番。嘿!他看到了一块令他大惑不解的石头。如同埃及的所有东西一样,那块石头上也满是小图。不过,那块黑色玄武岩与已经发现的别的东西不同:上面有三种铭文。其中一种是希腊文,是为人所知的。于是他推断:“只要把希腊文本和埃及图画相比较,就会立刻揭示出全部秘密。”
这一念头听起来简单,但是却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把谜语解开。1802年,一位名叫商博良的法国教授着手比较那块著名的罗塞塔河石块上的希腊铭文和埃及铭文。1823年,他宣布已经破解了14种小图像的含义。不久他就因过劳而死,但埃及文字的主要原理已昭示天下。如今,我们对尼罗河谷的故事比对密西西比河的故事还要清楚,我们掌握着涵盖4000年编年史的文字记录。
由于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一词原意为“圣典”)在历史上起着如此伟大的作用,其中几个文字的改进一直发展成我们自己的字母,因此我们理应对5000年前用来保存口语,以便为后代所用的这一精妙系统略知一二。
我们都懂得什么是表意文字。美洲西部平原上的所有印第安故事都有一章用小图画形式书写的奇怪信息,记载着杀死了多少野牛,多少猎手出席了某次聚会。通常,弄懂这种信息的含义并不困难。
然而,古埃及文字并非表意文字。尼罗河流域的聪明人早已超越了那个阶段。他们的图画包含着指示对象以外的更多的含义。现在我就尽量给大家解释一下。
假如你是商博良,正在琢磨一叠莎草纸上画满的象形文字。你突然看到了一个男人握着一把锯的画面。“好极了,”你会说,“这当然指的是一个农夫出去伐树。”你随后又拿起另一张莎草纸,上面的图画讲述了一位82岁去世的女王的故事。在一个句子的中间出现了那个握锯人的图像。82岁高龄的女王是不会拿锯的。看来这幅画应该另有深意。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法国人最终解开的正是这个谜。他发现埃及人是最先使用我们所说的“表音文字”的—就是用一种文字系统重现口头语言的“声音”(或“语音”),使我们只要借助几个点、线、勾就得以把我们的口头语言转换成书写形式。
P17-20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身材魁梧,养着一条小狗,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故事非常宏大,只有一部分人去探索是不够的。阅读他的著作,你会觉得他在写作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看作一列老式火车上的工程师,源源不断地将过往的故事和史实输送进人们的大脑里,以便进步的引擎得以加速前进。至少在他看来,敏锐地把握历史持续发展的脉搏,是我们前进的唯一途径。我猜测他在这方面的观念同他出生于1882年有关,那个时代,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专门化研究。
诚然,始终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专业分工。假如你生活在铁器时代的丹麦,你就会擅长冶炼、铸造工具或武器,而不太可能饲养家畜。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一种名为“管理学”的科学,大步挺进了世界各国的工厂。随着“管理学”大展拳脚,活计不再仅仅是活计,而成为可以拆解成各种零部件的事情,如同将各种鸟和各类疾病分门别类一样。正是在那个时代,诞生了使工人们感到沮丧的装配生产线,继而“专门化”悄悄爬进了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术和(你手中的这本书最为关注的)历史在内。房龙的著作与那些专门化研究完全相反。他批评那些埋头于故纸堆的学者们“头脑狭隘”。他有时被称作“通识教育者”。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SchlesingerJr。)称赞房龙普及历史的做法,说他“在这个越来越专门化的时代,针对严肃的主题进行清楚易懂且吸引读者的写作,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这种能力变得十分必要。”施莱辛格补充说,房龙是一位充满“激情”的人。
房龙并非没有做过专业研究。毕竟他系统学习过历史,那是与化学或者南极的地质学完全不同的领域。他在慕尼黑大学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和安提亚克学院开设过欧洲历史讲座。除了《人类的故事》,他还撰写过十余部其他作品,包括《荷兰王国的崛起》《伦勃朗的人生苦旅》以及1939年与格蕾丝·卡斯特格尼塔合作的《最后的行吟诗人:卡尔·迈克尔·贝尔曼,1740—1795》。诚如科内利斯·旻南在其2005年版的房龙传记中所述,写作《人类的故事》简直是一时兴起而作。当时,出版商贺瑞斯·里弗奈特决定把广受成年人喜爱的一种书籍类型——纲要(“outline”)——改写为儿童版,这类书包括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刘易斯·芒福德的《乌托邦的故事》(1922),以及威尔·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1926)。这些著作的写作初衷都很明确:如果使用一般人看得懂的语言,避免专业的表述,那么外行人也能理解专家和学者的著作。威尔·杜兰特是最受成年人欢迎的简明史纲的作者,他曾说过,房龙的作品既可以满足孩子,又可以满足为孩子购书的家长。“人类越来越不了解自己的故事了。”杜兰特说。
在知识更加专门化也更加普及的今天,只需要在电脑上敲几下(尽管世界上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接触不到网络,何况那些上网的人也不一定知晓),就可以知道许多事情的真相,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阅读《人类的故事》呢?房龙这部作品里面有错误、有误解,肯定也与我们有隔阂。当我们回顾房龙的一生时,我们不难看到,他和当年生活在美国的许多人一样抱有某些偏见,例如对某些移民群体的反感。不过,总体来说,该书拥有一种自我改善的精神,对他自己,对读者,对人类的未来,都抱有希望。这一点似乎也符合房龙在20世纪40年代对世界的理解,当时他提出了“‘同属感’这一共识”,在谈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时,他认为与其将“新政”看成一堆法律规章,不如将它视为“一种新的态度”。当他在纽约广播电台以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做节目时,他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新政”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他真的相信人类正在进步,甚至在纳粹进攻他的欧洲故乡(房龙出生在荷兰鹿特丹)时,也没有犹疑。“我们一定能够度过这场考验。”房龙对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乐观。
房龙于1944年辞世——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一年,不过,当时希特勒已经流露出失败的迹象,而且众人都能预见战争即将结束。房龙似乎相信美国将成为统领世界走向美好未来的国家,尽管后来的发展并非那么顺利。人类的故事一如既往还是乱成一团。
另一方面,《人类的故事》这本书仍在不断完善。好几位作者尝试过续写,当然,没人想把房龙的精神加以现代化,他那种精神看起来是不会消失的。本书如今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它像是一部代代相传的笔记,书上粘了蜘蛛网,每每又被人添上一层容易磨损的封皮;它在不同的人手中辗转时,还被加上了各种装饰。这本书需要读者花一些工夫,但是要求并不苛刻——不论在1820年,还是1920年,抑或有史以来,读书曾经需要的功夫,花在读这本书上都是足够的。历史在被人们关注或者深入考究时,终归是极其生动活泼的。探求事实,研究真相,对其深入钻研,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观察与思考。切勿以为任何事物都是不容置疑的——其实只有少数事情如此,也不要畏惧密切观察此前并未看到的东西。1837年,亨利·大卫·梭罗在马萨诸塞州一所中学任教时曾说过,“黑暗时代之所以黑暗,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它一无所知。”
假如你在房龙写作《人类的故事》时去造访他,你就会在1920年来到曼哈顿的格林瑞治村巴罗街,你会爬上四级楼梯,看到他用打字机打出书稿,绘制所有的插图,脸上可能还带有童趣之情。对了,当我使用“童趣”这一字眼时,我的意思是说,他在绘制插图时,丝毫无意掩饰他当时的愉悦心情。成年人总是以为自己比儿童成熟,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实际上只是更擅长掩饰愉悦或者不快。
房龙出了名的喜欢用画笔表达他的快乐。他去世以后,讣告上称他是一位“笑的哲学家”。如果你只知道一件与电影版《人类的故事》有关的事情,那就应该是华纳兄弟在1957年拍摄这部电影时,列出的参演明星的长名单——文森特·普莱斯、罗纳德·考尔曼、海蒂·拉玛、丹尼斯·霍珀、阿格妮丝·摩尔海德和弗吉尼亚·梅奥——还要包括马克斯三兄弟,即格劳乔、哈勃、奇科。格劳乔·马克斯于1890年出生在纽约,同房龙一样,也是一位“笑的哲学家”——他在1933年拍的影片《鸭羹》是一部反战题材的电影。正是格劳乔说的:“除了狗,书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毕竟,我们无法读懂狗的内心世界。”
假如你在1920年探访房龙的公寓,你可能会看到他养的那条狗卧在他的书桌上,或许是在监视他探索世界历史的进度吧。而当《人类的故事》完稿时——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你会看到房龙欣喜地将书稿寄出,随后搬到俄亥俄州,在安提亚克学院教了一段时间的课,直到最后决定辞去那份工作。离开学校那一天,他在教室里留下了一张纸条,学生们来到之后,看到上面写的是:“我想,跟好友告别并不需要花太长时间,”他说,“我希望,在这段共同度过的时光中,我们已经从彼此身上学到了许多,如今是时候说再见了。”
罗伯特·沙利文
于纽约布鲁克林,2013
一次振奋人心、视野开阔且独特的人类经验之旅,房龙这位迷人的说故事高手,仍然能为我们提供饱含智慧的阅读盛宴。
——《华尔街日报》
房龙为他的子孙写下这些人类的故事,温暖而睿智,它也启迪了世世代代的年轻心灵。罗伯特·沙利文增补的篇章延续了原作流畅迷人的风格,勾勒出21世纪初期重要的发展大势,这本书依然是一部广博精要的人类大历史。
——《科克斯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