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天津著名收藏家徐世章，在其堂兄徐世襄千方百计地搜寻帮助下，花重金得到了明代顾从义摹刻的石鼓文砚。他格外珍惜这件古砚，特在原砚盒外“加椟藏之”，并邀徐世襄书写题记（见文末附）。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秦时以大篆在十个石鼓上共刻十首四言诗（每鼓一首），它在我国文学史、文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石鼓自唐代在陕西宝鸡发现，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霜雨雪的侵蚀，字迹大都剥落。清乾隆时存字300多，民国时只有200多，其中1鼓已一字无存。因而有关石鼓文的古代资料，价值尤为珍贵。
这件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砚为柱体，直径19.5厘米，高10.4厘米，重6860克。其石色苍黑，质地纯净。砚面、砚背及砚周皆有铭刻。上下四周根据北宋石鼓文拓本摹刻共434字，因是按照原石鼓文的字位摹刻，因此保持了石鼓文字与字、行与行及每段之间的间隔，使研究石鼓文有了一定的依据。另外，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砚保存了其他拓本中没有的石鼓文字迹，更方便我们了解当时的字体。顾从义石鼓文砚是乾隆年间才从顾氏后人转到歙县曹文植手中，也就是这时才被世人所知，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一书中，在恢复石鼓文原文时也是参照了顾砚本。在今天国内尚未发现新的北宋拓本之前，此砚便成了宋代石鼓文的模型，对研究石鼓文的内容、字行排列，以及复原石鼓文的顺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不仅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资料，还因其历经名家收藏，流传有序，文化内涵丰富，尤显宝贵。
该砚砚面雕刻有月牙形水池和弧形砚堂，水池上方刻“内府之宝”方印，在印两侧各缩刻一篇“石鼓文”。砚侧柱体一周缩刻六篇石鼓文及楷书款“东海顾从义摹勒上石”。砚背中部有纵开长方形凹面，内刻隶书“石鼓”、篆书“子子孙孙用之永保”。旁边缩刻两篇石鼓文，另有铭：“道光辛丑以重资得于曹文正公之孙邵柿字粹庵，平湖朱氏善旃珍藏”。
石鼓砚外配木盒，紫檀材质，制作精细，盒盖覆盖砚体，盒底托有子口，与盖合为鼓型。砚盖、砚底托边沿环绕雕刻鼓钉。砚盖雕牡丹花纹，周围有清代学者程瑶田的长跋《石鼓砚记》和孙效曾的题诗。盖的中间镶嵌白玉盘卧蟠螭，其外镶嵌一周白玉蟠螭雕饰。
了解了石鼓文砚的文字、形状，让我们再来了解顾从义是何许人，他过着怎样的生活，再依诸家题记铭文和文献资料，还原此砚的流传过程。
顾从义，生于明嘉靖二年（1523），卒于万历十六年（1588）。字汝和，上海人，是闻名吴越的风雅之士。他精鉴赏，喜收藏，善书法，所藏以名家书画、金石鼎彝、古砚古籍最为丰富，所藏名砚除石鼓文砚外，还有宋宣和内府紫玉泓砚（他特在肇嘉浜南祖传南溪草堂筑“玉泓馆”藏该砚）、宋米芾砚山（因而自号砚山山人）等。他自编自刻有《历代帝王法帖释文考异》10卷，还著有《法帖释文考异》10卷，其中淳化阁帖释文，对前人音注辨其伪谬，析其同异，为金石家所重视。还著有《阁帖释文考异》《砚山山人诗稿》《荆溪唱和集》等。
顾从义与其兄长顾从德、弟顾从礼，三人均为藏书大家，兄弟共撰有《芙蓉庄书目》一册。顾从礼，字汝由。嘉靖到承天巡视时，以善书法被荐，授中书舍人。办事制敕房兼翰林院典籍，参与编纂《承天大志》《玉牒》并摹抄《永乐大典》，在内廷讲书，后官至太仆寺丞、光禄寺少卿，加四品服。年老退休回家，协理乡民，扶旺族里。倭寇犯乱时，提议筑上海城墙，并捐粟4000石筑小南门城墙和桥梁。死后葬日赤港北大仓（今打浦路斜徐路）。1993年4月16日，其墓葬被发掘，尸体已成干尸，今保存于上海自然博物馆。
顾从义与其兄一样，亦因书法超群被选人朝中，授中书舍人，负责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券等。后升为大理评事，主要负责疑难案件的审理、调查。因受赏识被赐宫中之物“石鼓砚石”。顾从义倍感荣幸与珍惜，在这块砚上摹刻了秦石鼓文字，制成石鼓文砚。该砚一直在家中珍藏，世人并不知晓。
P96－98
关于天津收藏家诸事，早有唐石父、云希正、崔锦诸先生搜集整理，本书仅以天津博物馆藏品为基点，重点叙述所涉及的收藏家。力求以宽阔的视野、详实的史料，为读者提供可信的历史文化信息。
关于本书，首先要感谢责任编辑韩玉霞女士，是她不懈的努力，使本书顺利立项。在编辑过程中，她以历史学出身的专业水准、经年积累的广博知识、纯熟丰富的编辑经验，认真核校史实和文字，完善体例，在内容的增删取舍上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很多同志的热心帮助，感人至深。例如，何启君曾捐献82件文物，但他的生平事迹，一直无人了解。本人通过一年多的调查，厘清了他的人生轨迹，并完成了本书中的文稿，但找遍了市档案馆、他工作地的档案室，都没有他的正面照片，而我觉得，让读者看到他的容颜，是对他无私捐献的最好缅怀。这成了我的一个心病。2016年6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见到刚调入市委统战部的唐瑞生副部长，我立刻就想到了何启君，他在离开天津前曾任市教育局局长，档案应该属组织部管理。于是我向初次见面的部长提出查找何启君照片的请求，最后终于找到了何启君的照片。本书中许多照片和资料，都是热心人提供的，在此，我对他们的无私帮助，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天津文物收藏述略
清中期以后，随着城市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天津的文物集藏活动崭露锋芒，全国著名的收藏家安岐，因其古籍、宋元书画等收藏极为丰富，被誉为全国收藏的“半壁江山”。兴建于乾隆年间的天津水西庄，是大盐商查日乾与其子营建的园林别墅，频繁举行诗会等雅集活动，其所藏文玩字画，为四方来客所赞赏。
民国初年，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文物集散地，古玩店铺林立，交易频繁，收藏家众多，李盛铎、罗振玉、方若等人的藏品，闻名全国，各类博物馆也在天津开始兴起。新中国成立后，收藏家将所藏化私为公，周叔瞍、任凤苞、徐世章、王襄等人，将毕生收藏捐献国家，形成文物捐献高潮。20世纪80年代，还有张叔诚等人捐献珍贵藏品的义举，天津博物馆逐渐成为收藏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博物馆，享誉国内外。天津的文物集藏，反映了天津城市的发展，并成为天津城市重要的文化特色。
一、私人集藏活动和收藏家
天津的私人集藏活动，从个别文人的风雅所为，到形成名家众多的收藏家群体，是一个伴随城市经济繁荣而逐渐演进发展的过程。
（一）发端阶段——明朝至清代中期
1404年天津设卫建城，之后城市兴起。当时的文人聚会，往往有交流古籍、观赏书画收藏的活动。到清时，私家园林逐渐修建。园林主人多尚文好收藏，形成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吟诗作画、聚会雅集的景象，文物集藏活动初露端倪。
万历七年（1579年）稽古寺建立的藏经阁，是天津史料记载中较早的文人集藏活动地。每年六月初六，藏经阁都要举办晒经节，将珍藏的百余种书籍、经卷拿出来晾晒，文人学子借此观看、交流、聚会。可惜的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藏经阁旁边的木料场失火，藏经阁里面的佛经、书籍也被烧毁。
园林的建设也促进了集藏活动。明代正德年间建立的天津第一个园林——浣俗亭，是汪必东等官员、文人聚会的重要场所，书画文玩的鉴赏活动也是聚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外，明末清初北京大收藏家孙承泽，在其著作《庚子销夏记》中记载，他曾在天津建海云阁，将他的部分收藏从北京移藏这里，其中包括被誉为无上珍品的《澄清堂帖》。他与夫人、宾客湖中泛舟，欣赏美景和名帖，心旷神怡。清康熙年间，天津盐商张霖建立私家园林问津园，里面的遂闲堂，收藏书画和鼎彝。张霖广结文人墨客，桐城散文家方苞，山东诗人、书法家赵执信，安徽天文学家梅文鼎，江苏诗人徐兰等客居津门，曾在问津园宿歇，在遂闲堂观赏所藏。
（二）发展阶段——清代中期
清代中期，漕运和盐业的兴盛，促进了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除了南来北往的商贾、云游散淡的文人相会在此，天津也进入皇家视野，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或是南巡驻跸，或是祭祖路过，多次来到天津，提升了天津在全国的影响。水西庄查氏父子、沽水草堂的安岐、静海的励守谦、乾隆举人吴人骥等，是清中期天津私人收藏的代表，特别是安崎的收藏，享誉全国。
兴盛于乾隆年间的天津水西庄，是盐商查日乾与其子查为仁兴建的私家园林。水西庄位于天津城西，三面环水，占地百亩，花草奕奕，亭台林立。查氏父子热衷于书画、金石的鉴赏与收藏，广交文人学士，名声日广，尤其是乾隆四次住跸于此，更使其名扬四方，有人将它与扬州马氏玲珑山馆、杭州赵氏小山堂，并称为清代三大私家园林，被誉为大运河上的三颗明珠，是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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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向博物馆捐献文物的还有：刘志文、薛海如捐献西周芮太子鼎，退休教师韩金华捐献康熙、乾隆官窑斗彩瓷器。另外，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陈贻甫后人陈大有、徐国瑞夫妇，捐献《唐转轮圣王经卷》，原正金银行买办魏伯刚捐献数百枚户部天津造币总厂制作的近现代金银纪念币。
还有一些著名画家，如王麦秆、刘子久、孙其峰、孙克刚、范曾、周仲铮等捐献了个人的多幅作品，使天津博物馆得以入藏很多本地优秀书画家的佳作，形成浓郁的地方特色。周仲铮，原名周莲奎，安徽人，早年留学巴黎，获博士学位，后成为驰名海内外的知名画家和作家，于1980年、1982年、1988年三次回国来到天津。1982年9月在天津举办个人画展，随后将300幅画作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孙其峰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在绘画、书法、篆刻等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他在2003年捐献绘画20件，天津市文化局举办了“孙其峰捐献绘画展”，并奖励其5万元人民币。孙其峰将这5万元捐献给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社会各界人士捐献的文物，或是传承有序，或被典籍著录，或是开宗立派人物的经典之作，或是闻名遐迩的艺术精品，可谓珍贵异常，价值非凡，成为天津文化的宝贵财富。收藏家的捐献义举，也将永远镌刻在城市的历史记忆之中。
天津城市的近代历史文化，繁盛而多元，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色，文物收藏乃蔚为著者。当时的天津是北方重要的工业、商贸和金融中心，因近临北京，有外国租界的庇护，吸引了大批皇室贵胄、下野军阀政要、富商巨贾与文人雅士寓居于此。学识、金钱和闲暇，促使他们不断搜求古物文玩。20世纪初叶，近代考古学兴起，各地不断有大宗文物出土，天津涌现出一大批收藏家，形成了传世文物汇集、国宝珍品荟萃、收藏名家辈出的盛况。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收藏大家无私捐献，使很多国宝级文物留藏天津，奠定了天津博物馆在全国的较高地位。
卢永琇著的这本《老天津文物与收藏》生动讲述了当年天津文物集藏与收藏家的故事，尤其揭秘了许多闻名海内外的国宝，其不凡的身世，流传的传奇经历，以及徐世章、周叔弢等著名收藏家化私为公、捐献国宝的感人故事。本书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对宣传天津历史、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书插配历史及文物图片约200幅，内容分为六个栏目：一、大名鼎鼎的收藏家；二、名人与收藏；三、镇馆之宝；四、国宝留津记；五、藏书家；六、收藏轶事与传奇。时间跨度为晚清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个别故事的时间延展到八九十年代。
本书为“天津旧事丛书”，入选天津市“三大工程”重点图书。
卢永琇著的这本《老天津文物与收藏》以文物为线索，讲述了清末民国时期的天津收藏家的感人故事，讲述那些国宝在战乱年代的曲折经历：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存世仅三件的西周铜禁；发大水冲出来的战国楚王鼎：十几万斤清大库档案，留在天津二十多年，又重回它当年的出发地——故宫；溥仪大婚用的十六只金编钟，密藏在天津的银行地下室里，躲过了日本人和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追查索要，天津解放的第二天，银行家将它们交给国家；50年代大炼钢铁，天津是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的废铜杂铁汇集点，工人们在炼铜厂的电解炉前，拣选出大批珍贵文物，如西汉平都犁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