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普通德国公民开始反对战争，但作者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发现，直到战争最后时刻，纳粹政权依然受到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坚定支持。

《德国人的战争（1939-1945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中主要资料源于参与了这场战争的士兵的私人日记与信件，以及法庭记录等之前尚未开发的一手资料，对现有的二战史研究，极具颠覆性。

本书于2015年10月首版后半年内，亚五星评论达61%，有上百人进行了详细评论。最终2015年底排名美亚欧洲史榜第7位，二战史榜第5名，并获得2015年《纽约时报》年度好书。

在《德国人的战争（1939-1945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中，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利用私人日记、法庭记录和军人信件等非常多的第一手材料，描绘出了前所未见的战时德国，这里面既有东线战场上的步兵和坦克指挥官，也有大后方的平民。以一个个普通战士、指挥官和平民的视角，再现了战争时期他们在纳粹蛊惑和控制下对战争的狂热，以及失利后的沮丧、无奈和反抗。本书内容丰富，极具人文精神，为读者提供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前线和后方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绪论

第一部分 为进攻辩护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战争

 第二章 消除等级

 第三章 极端措施

 第四章 大战爆发

 第五章 胜利者和失败者

第二部分 1812年阴影

 第六章 德国的十字军东征

 第七章 首次失利

 第八章 共同的秘密

 第九章 清洗欧洲

 第十章 写给死者

 第十一章 轰炸和报复

 第十二章 “坚持”

 第十三章 回光返照

第三部分 彻底失败

 第十四章 挖掘工事

 第十五章 崩溃

 第十六章 终结

 尾声 越过深渊

到了1月，局势更加恶化。苏军开始向他们的战壕开炮，随着气温降至零下40摄氏度，炮手把目标瞄向德军的野战厨房，让德国人吃不到热饭。由于极度寒冷，他们的哨兵每小时就得换一班岗，当现在代理士官的朱斯轮班放哨时，御寒耳套被冻得粘到皮肤上。土地被冻得根本挖不动，只能用手榴弹炸。每当暴风雪把德军的战壕填平后，红军都会发动人海攻击，直到德军机枪割草般把他们打倒才会停止。这位农民的儿子见不到牧师，也没有办法参加宗教仪式，为了“使生活保持平衡，对错观念不发生问题，对未来保持信心”，只能在日记里忏悔。阿尔伯特·朱斯在严寒中用僵硬的手写字时，断定“极少有人会经历这种残酷(Verrohung)环境，被迫在战壕里过着原始的生活”。他没把自己排除在外。堑壕战也让他学会只把注意力放在生存和杀戮上：“一直卧在地上，等待敌人的到来，抓住每一个机会杀掉他们，这让人变得极为野蛮(roh)”。由于担心生存问题，纳粹宣传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奸诈的平民和危险的游击队员如今广泛被接受。不管每个个体如何烦恼犹疑，不喜欢他们自己变得“坚强”“严厉”“残忍”和“野蛮”，东线德军的集体自我转变已经成为事实。

汉斯·阿尔布林在中央集团军群后方的小镇韦利日(Velizh)挨过严冬的日子。这里自1942年1月底开始受到攻击，德国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8个星期。汉斯没洗漱过，身上长满虱子，饥饿不堪，他受尽磨难，相信“就算世界末日也不过如此”。但他在3月21日还是能够告诉朋友尤金·阿尔特罗奇说，“我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到4月中旬，即红军最终停止反攻的两个星期后，汉斯热切地谈到他收到的从明斯特寄来的天主教导师的信，大段引述给尤金，以支持自己已经形成的观念： “‘而且，我们在千百年间追随过虚假且越来越扭曲的人性后，新的真实的人性概念正在我们身上出现，或许这就是战争的形而上学的意义，谁能说得准呢。’”

1942年2月17日，安东·布兰德哈伯(Anton Brandhuber)下士从驻在亚历山德罗夫卡(Aleksandrovka)的部队脱逃，当时他所属的营正向德军前线进发。布兰德哈伯是一位参加过1939年和1940年行动的老兵，他发现自己和一些从下奥地利(Irower Austria)匆忙派遣出的补充兵混在一起，他所在的部队里既有新兵，也有他这样的老兵。火车一把他们送到奥廖尔，之后他们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行进了3天。他们一再遭遇苏联空军的轰炸，军官们只有用手枪威胁，才能让他们继续前进。他们的任务是增援遭到严重打击的第45步兵师的防线，这支来自林茨的步兵师在12月勉强从第2集团军遇到的包围圈中逃出来。布兰德哈伯审视着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们的脸庞，想知道他将会遇到什么，而他看到的只是“精疲力竭、劳累过度、疑神疑鬼和悲惨痛苦”的人。在暂停行军时，退下来的士兵们说起冬季撤退的经历和被迫丢弃的无数装备。

或许波兰和法国行动的经验让安东·布兰德哈伯更加感觉到现在面临的危险，他只身离开亚历山德罗夫卡，沿着来时经过的道路往回走了15公里，把步枪、防毒面罩和弹药筒埋到雪里，吃掉面包。布兰德哈伯还穿着制服，不过现在大部分装备都没有了，他想办法搭上一辆过路车，来到下一个铁路交叉点，从那里沿着岔线走。他与轻伤员混在一起，爬上一列火车，从奥廖尔来到戈梅利(Gomel)，然后又走到布良斯克和明斯克。在奥廖尔，一位俄罗斯妇女曾接待过他，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睡在车站候车室，从军事面包房里偷面包吃。

德国宪兵定期到火车站巡逻，搜查逃兵，布兰德哈伯下士向西走远后，两次被巡逻队发现，分别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 Litovsk)和华沙。这位久经战阵、看上去老实可靠的士官每次都使巡逻军官们相信，他只是与部队分散了，尽管他身上没有装备，实际上很可疑。巡逻队没有逮捕他，只是训令他回到奥廖尔，尽快重返第45步兵师。只要巡逻队走开，他就继续向西逃。在布列斯特，他用两口袋土豆买通一位火车司机，坐在他的驾驶室里一路到了华沙。在那里，他惊险躲开第二次被捕的命运，在岔道上发现一列驶向维也纳的客车，于是搭乘这辆列车一直来到布卢登茨(Bludenz)和布克斯(Buchs)。2月27日，他越过瑞士边界，从亚历山德罗夫卡潜逃算起，他正好用了10天，走了3000公里，吃了3公斤面包。

P168-169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来说，与以往的战争截然不同。纳粹政权把它挑起的冲突转变成欧洲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战争，早在占领波兰并建立起第一个毒气室之前，它就开始使用种族屠杀手段。第三帝国在1945年走向“全面崩溃”时也与众不同，它垂死挣扎，耗尽了德国社会的全部精神和物质储备。德国人在柏林为了保卫帝国总理府而战斗，而日本人却没有像他们那样，顽抗到东京帝国皇宫大门前。为了实施如此规模的战争，纳粹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和个人奉献必须远超战前岁月。然而，70年过去了，虽然关于战争的起源、具体进程和种种暴行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德国人对他们亲身参与过的战争持什么看法，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把战争坚持到底的。这本书研究的是德国人如何经历和承受这场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非但没有随着经历这场战争的几代人逐渐凋零而失去光辉，反而一直受到公众的关注。在德国更是如此，过去15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相关电影、纪录片、展览和书籍泛滥如洪水。然而，无论是学术式还是大众式的表述，对这场战争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它们要么把德国人描绘成受害者，要么说他们是加害者。过去10年中，受害者叙述极为显著，著述者专注于挖掘曾经被埋藏的普通民众记忆，这些民众经历过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苏联红军到达前的大逃难和红军到达后频频发生的屠杀和强奸。很多德国老人一再叙述他们最为痛苦的记忆，只是想让人听到，想在身后留下记录。媒体把战争时期德国平民遭受的痛苦转化成当代人关注的议题，不吝篇幅描述他们的失眠、焦虑和反复遇到的噩梦。很多人自发成立“战争儿童”组织，评论家们用滥“创伤”和“集体创伤”等词语，全部套用在这类经历上。不过，他们谈论这些创伤时，总想强调受害者是被动和无辜的，并且希望在道德取得共鸣：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集体创伤”的概念主要应用于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把政治认同赋予德国“受害者”，有望使他们更有影响力。

只有在极右派占据的政治边缘地带，才把德国平民遭受的痛苦与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划等号，这些人在每年的2月份都会举着“大轰炸大屠杀”的标语游行，纪念1945年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不过即使这些煽动性的活动，也远远不能和上20世纪50年代西德支持的僵化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这种民族主义崇尚德国士兵做出的英雄主义“牺牲”，把一切德国“暴行”归咎于一小撮顽固的纳粹分子，特别是党卫军(SS)。这种轻描淡写的冷战借口给德国国防军贴上“好”的标签，给党卫军贴上“坏”的标签，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德以北约正式成员的身份重新武装提供了支持。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防军罪行”巡回展览的有力揭露，这种借口再也站不住脚。在这个展览中，可以看到由普通士兵实施的公开绞刑和集体处决。关于群众参与德国战争罪行的这段灰暗历史，随着学术研究深入进行，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了解到这一真相。但是，把士兵们藏在制服口袋里的私人照片和他们的妻儿照片摆在一起公开展出，引发了强烈反应，在奥地利和前东德地区尤其如此。在这些地方，大多数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不愿公开讨论这类问题。展出引发一些反作用，随着焦点转到德国妇女和儿童成为英美轰炸和苏联强奸的受害者这个问题，一些评论家担心会回到1950年代盛行的比赛谁的民族痛苦更深重这个老路上来。

然而，这两种感情色彩强烈的战争叙事平行发展，轨迹完全没有相交。它们有着相同的道德意识，在当代柏林的市中心为大屠杀遇难者竖立纪念碑就是证明，然而在谈论那段历史时，它们仍存在巨大的分歧：德国人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加害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的2005年，当我在关注德国公众的自我反省时，意识到学者和媒体只关注从那段历史中吸取正确教训旧勺这种当代社会需求，忽略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而且是最重要的任务，即理解历史。关键问题在于，没有人向历史学家探询德国人如何谈论和思考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他们谈过多少自己曾为一个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政权而战这个事实吗？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有没有改变对这场战争的总体看法？

人们可以假设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警察国家里，不会出现这类谈话。但实际上，德国人在1943年的夏季和秋季，已经开始公开谈论屠杀犹太人的问题，并把这一行为和盟军轰炸德国平民相提并论。在汉堡，有人注意到“平民、中产阶级和其他人都在私密圈子和大型集会上一再提出，盟军袭击德国是报复我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巴伐利亚的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人们的说法也一样：“这些恐怖袭击是反犹政策招来的后果。”1943年10月，美国空军第二次空袭施韦因富特后，人们的情绪低落消沉，公开抱怨说，“如果我们不那么残酷地对待犹太人，就不会遭受这些恐怖的袭击。”当此之时，柏林有关当局得到报告说，不仅德国所有的重要城市都出现这类观点，就连没有直接遭受轰炸的穷乡僻壤也是如此。

当我初次了解到这个情况时，感到非常震惊。德国人在战后普遍宣称不知道或者没参与那些犯罪，但我已经知道，这只是糊弄人的借口。现有研究表明，早在战争没结束时，德国就已经流传着大量关于种族灭绝的消息。通过前线的书信和照片、士兵在火车上和回家探亲时的谈话，这类新闻已经通过党卫军家属、铁路工人、其他目击者及BBC（英国广播公司）德语广播和中立媒体流传回德国。但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我以为这类信息大多只是在密友和家人之间小心翼翼地传播，在私密圈子以外，只有匿名的流言。大屠杀怎么可能成为大庭广众之下的话题呢？此外，这些讨论是受秘密警察当局监控和分析的，在此前两年中，正是这些秘密警察机构对犹太人进行了流放和屠杀。更诡异的是警察和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收到这些报告一两个月之后，仍然向第三帝国的领袖们断言，只能他们才能担当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责任，“我们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那么这个所谓的秘密是怎样泄露的呢？近25年来，当我们思考纳粹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屠杀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但这种观点出现的时间相对不算太久，而且对于德国人如何看待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我们无法从中了解。

……

把父子们联系在一起的不只是共同经历，还有一种跨越两代人的责任感。儿子们必须实现父辈未竟的事业，必须打破命运循环，这种循环让在俄罗斯打仗的每一代人都备受谴责。左派和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进步的眼光看历史，然而很多保守派则相信，历史是循环重复的，就像生命轮回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文化中充斥着关于战后腐朽、衰败和堕落的预言，对此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的名作《西方的没落》(Dcline of the West)有过概括。这些可怕的预言在1933年被“民族复兴”(national rebirth)驱散，但其轮回式论调根基深厚，一直没有消失。德国与苏联的战争使其成为现实，再遭毁灭的空洞威胁变成了直接的生存斗争。在东线遇到的无比残酷的战争只是让德国人急切感到，需要彻底打破这种循环，否则它又将驱使下一代人重复这样的屠杀。

这种考虑自一开始就令人关注。当士兵们在1939年秋季等待开战时，有人深思后认为，“我们最好现在做好准备，然后期待不要再次卷入战争”。德国学童们世代受到的教育是把法国当作宿敌，但内心更感性的看法是把俄罗斯当作头号对手。从19世纪90年起，即使社会民主党反对派也誓言，如果德国受到沙俄袭击，他们将在东线保卫祖国不受野蛮的俄罗斯侵犯。1914年8月，俄罗斯入侵东普鲁士，德国报纸刊发了一波极度夸大的恐怖报道，名不见经传的普鲁士将军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击败俄罗斯，因而成为一位不朽的民族英雄。1941年，纳粹毫不费力就使德国人相信，必须把新的德俄战争打到底，这样下一代人才不会再重复同样的命运。从1914年到1917年在东线打过仗的老兵，到刚离开学校参军的年轻士兵，再到还在家里的青少年，这些德国人不认为自己在为纳粹政权而战，他们认为自己是为跨越辈分的家族责任而战。这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最强根基。

这种完全彻底的献身承诺要具有可行性，不能无休无止，必须让人看到有结束的希望。如一个士兵在1940年2月向他的妻子保证说，“明年我们来弥补这一切，好吗？”两年后，另一个士兵发誓“以后我们要把眼下错过的事情全补上……”对战后生活的梦想是他们的最大希望，对他们个人来说，获得胜利或者为不投降而战的意义就在于此。不管有多么正当和必要，战争岁月只是虚耗时光，真正的时间只能在战争结束后才能开始。一个男人多次向他的妻子许诺，“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真正开始了”。但战争绵延不绝，让一切观点都发生了改变。就在1944年圣诞节前，一个东部前线的年轻坦克指挥官给住在柏林的未婚妻写信，抱怨自己的艺术家梦想落空，担心这场战争无法打破冲突的无尽循环：“这场战争结束后，或许再过20年，很快就有另一场战争，现在几乎可以这样说了。”他警告未婚妻说，“在我看来，这一代人的生命充满了灾难。”

事实证明，这场战争对家庭和个人来说极其漫长。德国人被卷入许多重大事件，战地邮局每天寄发成千上万封信件，记录下他们为了应对战争的无尽需求而采取的计谋，描绘出各个方面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自发转变。很多夫妇为了让彼此放心，回避了夫妻关系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困难，没有谈战争使他们发生了多少转变，但当他们战后重聚，一切都暴露出来。在战后最初那几年，离婚率飙升。本书写的是这场漫长的战争，它记录了德国社会的转变，以及个人为了适应日益不受他们控制的战争，而采取的细微且经常无法逆转的方法。本书通过研究那些对德国人产生影响的事件，追踪他们生活的发展、期望的变化、希望与恐惧的游移。对一个走向自我毁灭道路的社会来说，他们的生活既是这一经历的情感衡量器，也是道德晴雨表。

斯塔加特在他的新书中描绘出的德国战时全景十分微妙且具有说服力，他带领我们进入到当时各行各业的男女生活，他们遭受磨难，他们在战斗中幸存，日复一日……这本书把这场战争视为一场巨大的破坏性事件，这一事件迫使德国人把广泛统一的爱国主义与一系列残酷的情感相结合。斯塔格尔特给我们展现了一段真正深刻的历史。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本书是对二战史的重要补充，是一项非常有见地的研究。斯塔加特用梳理普通德国人的信件和日记的方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见解——（德国人）大部分的精力不是用来关心犹太人的命运，而是放在了食物和性等日常需求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直都只是“背景”存在，或许这才是德国人的人性变得残暴的原因。

——《经济学人》

一流的历史阅读体验！在本书中，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详细说明了一个文明的国家是如何变得疯狂、普通士兵是如何成为大屠杀刽子手的，以及面对无辜者遭受的屠杀，德国的教会又有哪些作为？

——《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