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智囊杨度(4江山不老增补重修版)》是名家唐浩明大清三部曲收官之作。

袁世凯首席幕僚，鲜为人知却又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周恩来亲往吊唁的晚清奇人。

唐浩明新修足本，补充近10万延伸阅读文字。

增为四册，独此一版。

动荡的时代，动荡的中国，激烈的中西矛盾，官场角力。

倍具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版本，政要巨商学者名流都在读。

唐浩明著的《大清智囊杨度(4江山不老增补重修版)》讲述了：袁世凯向着恢复帝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孙中山不断号召民众再次发动革命。国民党的流血牺牲使得杨度痛心不已。连他的好友梁启超也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杨度虽然赞成袁恢复帝制，但却不是为了恢复专制，而是仍然为了达成自己的立宪的梦想。杨度和梁启超都推荐了蔡锷担任袁政府的陆军总长，但杨度不知道，正是蔡锷最后将他的君主立宪梦击得粉碎。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反思自己的作为，也思考中国的命运。张勋复辟帝制，邀其出山，被他坚拒。受孙中山的委托，他开始编撰《中国通史》。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革命运动使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他长期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接触，世界观也有了根本的转变。1929年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的批准，成为秘密党员，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第一章 筹安会首

 一 日本公使夜进居仁堂

 二 从秦汉到前清，哪个办大事的人不想做宰相

 三 发生在云吉班里的风流壮举

 四 袁世凯题赠的金匾高高悬挂在杨度的厅堂上

 五 孙毓筠为即将建立的机构取名筹安会

 六 严复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七 梁启超公开宣布：复辟帝制一事，

 哪怕全国都赞成，我也断不能赞成

 八 国史馆的饷银居然被周大拿去赌博

 九 静竹为晳子亵渎了他们圣洁的爱情伤心

 十 正阳门城楼上，郭垣对袁克定谈北京王气

 十一 八大胡同的妓女为中华帝国取了一个动听的年号：洪宪

 十二 袁克定破釜沉舟，要把帝制推行到底

 十三 晳子，早日奉母南归，我在湘绮楼为你补上老庄之学

第二章 小红低唱

 一 千年前的《推背图》上便已载明袁克定要做皇帝

 二 看到蔡锷拍来的独立通电后，袁世凯大骂杨度是蒋干

 三 究竟是人生不宜久处顺境呢，

 还 是顺境原本就是诱人堕落的陷阱

 四 落难的杨度依旧羡慕宋代宰相赠妾与人的雅事

第三章 由庄入佛

 一 杨度在迷惘困惑中为恩师撰写挽联

 二 临终前，静竹劝杨度读读佛经

 三 八指头陀的诗集将杨度引进佛学王国

 四 一个万籁俱寂的庐山月夜，杨度终于领悟了佛门的最高境趣

 五 叔姬把五彩鸳鸯荷包送给了心中永远的情人

 六 虎陀禅师为信徒们开传法会

第四章 中山特使

 一 禅意发挥到极致，原本与艺术的最高境界相通

 二 梅兰芳几句俗家之言，无意间触及到了佛门天机

 三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抱负本无垠

 四 在陈炯明叛变的严重时刻，杨度践约帮了孙中山的忙

 五 千惠子在寒山寺立下中日合璧诗碑

 六 孙中山交给杨度两个使命

 七 江亭三题《百字令》：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后记：帝王之学：封建末世的背时学问

第一章筹安会首

一日本公使夜进居仁堂

就在蔡锷、王闿运进京后不久，欧洲爆发了一场长达四年对世界影响极为深巨的战争，历史学家们把它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的一方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所组成的同盟国，另一方为俄国、法国、英国所组成的协约国。

战争爆发后，袁世凯既不想得罪他所崇拜的德国威廉二世皇帝，也不想得罪世界第一强国英国和他的多年好友朱尔典公使，他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欧战保持中立态度。日本政府看准了西方列强正在欧洲打内仗无暇顾及亚洲的大好时机，决定趁火打劫，排斥西方各国，将中国作为自己独占的殖民地。

这年秋天，日本出动海陆两万多兵力，加上少数英军，组成英日联军，宣布对德作战。这支联军不去德国，也不去欧洲其他国家，却向侵占中国胶州湾的德军进攻。两个月后，日军攻下青岛，俘虏德军二千多人，德国总督华德克被押到东京本愿寺监禁，将德国强占十七年的青岛据为己有，并将整个山东当作日本的国土。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计划中，这只是第一步，他们将借此步步进逼，最后达到吞并整个中国的目的。

日本公使日置益探听到袁克定的政治秘密，向首相大隈重信作了报告。大隈指示公使，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为大日本帝国立下盖世功勋。日置益通过私人渠道向袁克定透露：中国应当有皇帝，就如同日本应当有天皇一样，若中国恢复帝制，日本一定支持。

袁克定获得这个消息后异常兴奋，托人转告日置益，过些时候将约他面见大总统。

几个月来，袁克定为他的宏大的理想付诸实现做了许多努力，也收到了不少实效。除杨度外，他在自己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智囊人物。他们或为他出谋划策，或为他制造帝制舆论，或为他筹集资金。在各省，他也得到了一些行政长官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在军界拉拢了一批实力人物，如湖南将军汤芗铭、陕西将军陆建章、山西将军阎锡山、奉天师长张作霖都表示坚决効忠袁大公子。

趁着袁世凯多次对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托大和一大批北洋旧将领的暮气恼怒的时机，袁克定在智囊团的帮助下，及时提出了建立模范团的建议，袁世凯立予接受。袁世凯也想借此给儿子培植一批势力，便有意安排袁克定做模范团的团长。当他征求段祺瑞的意见时，段一口否定，弄得他下不了台，只得自己兼任，调赤峰镇守使陈光远为副团长，命王士珍、袁克定为办事员。此事令袁克定对段祺瑞又增一分恨意。

袁世凯当然是挂个名，陈光远、王士珍也知趣，基本上不插手，模范团实际上成了袁克定手中的军队。袁克定有意撇开由段祺瑞控制的天津武备学堂，而从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中挑选优秀者为模范团的军官，又从北洋军各师中抽调一批中下级军官充任模范团的军官和士兵。全体官兵入团的第一天对着袁世凯的画像宣誓：“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

袁克定计划办五期。每期半年毕业，毕业时每人赠军刀一把，再提升一级回到原部队。一期一千人，五期则训练了五千人，可以配备十个师的各级军官。袁克定盘算着：这样自己手里就掌握了十个师的兵力，那时就是真正的李世民了。当然，要做李世民，最关键的一步还是要父亲先做李渊。在几次闲谈中，袁克定有意把帝制自为的意图透露出来，袁世凯对此明显地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不过，善于揣摸父亲心思的袁克定也从中看出，他父亲尚有两个顾虑：一是怕外国列强不赞成，二是怕国内反对。现在亚洲的第一大强国、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帝国表示支持中国恢复帝制，这对消除第一个顾虑是大为有利的。

这天晚上，袁克定陪着日本公使日置益进了中南海居仁堂。

日置益五十岁出头，瘦瘦小小，干尖的鼻子下蓄着一团仁丹胡子，时常快速转动的两只小眼睛上罩着一副金丝玳瑁镜片。这个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的高材生是一个语言天才，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又从小受家庭的熏陶，不仅汉语流利，且对汉学颇有研究。他的这个才能很快得到了政府的赏识，派往智利、阿根廷等国出任使节。庚子年他来到北京，任日本驻华使馆头等参赞。他参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日置益在中国一住便是十四年，熟悉中国国情，且与袁世凯打过多次交道，对这位清朝的权臣、民国的总统也甚为了解。

“你好，公使先生！”袁世凯迈进会客室，冲着日置益伸出了手。因为德日之间正处于敌国状态，故袁世凯脱掉了平日常穿的德式军便服，换上了黑色中式长袍。

“晚安，大总统先生！”着一身浅灰西服，系一条蓝地白纹领带的日置益迅速站起，先是两手垂直，深弯下腰鞠躬，然后再伸出右手来，与袁世凯握着。在煤球似的中国大总统面前，日本公使活像一支进口卷烟。

“请坐，请坐！”袁世凯笑容可掬地指了指沙发，亲自从茶几上的小铁盒里抽出一支雪茄来，请日置益抽。日置益礼貌地谢绝了。袁世凯转过脸对站在一旁的儿子说：“克定，你亲自去给公使先生泡一杯好茶来。”

“不敢，不敢。”日置益脸上露出一种谦和的职业笑容。“大总统忙了一天，我又来打扰，实在对不起。”

“哪里，哪里。”袁世凯自个儿抽起雪茄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很高兴见到你。今晚我们是朋友之间的闲谈，用贵国的话来说，与朋友聊天是最好的休息。”P1-3

历时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无数才智之士的共同努力下造就了一门学问。这门学问以最高层政治为研究对象，它的容量很大，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有帝王如何驾驭臣下，权臣如何挟帝王以令群僚，野心家如何窥伺方向，选择有利时机，网罗亲信，笼络人心，从帝王手里夺取最高权力，自己做九五之尊等等。这门学问通常被称作帝王之学，也叫做帝王术，是一门土生土长的中国学问。这门学问尽管有点深奥莫测，而它的核心不外乎一是独裁，二是权术，与我们通常所认同的政治应当民主公议，光明磊落，能够做得出的事也应该说得出，能公之于世，经得起老百姓检验的观念相差很远，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朝历代都有不少用世之心强烈的读书人，以极大的心血钻研这门学问。他们都想在仕途上寻找一条捷径，试图以最小的精力、最快的速度获取最大的成功。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谓布衣卿相，书生公侯，便是这些人追求的目标。醉心于此中的人，固然不乏大成功者，但也有遭遇惨祸的，不仅自己丢掉脑袋，还要弄得满门抄斩，甚至诛连九族，更多的则是一无所获，一生落魄潦倒。

这门学问，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是一门显学，但是到了封建末世，它却成了与时背行的学问了。我在创作《大清名相曾国藩》时，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后来在创作《大清智囊杨度》时，更把它作为贯串全书的一根链条。

《大清名相曾国藩》中有一个并不太重要的人物，书中多次写到他与大清名相曾国藩的交往。此人名叫王闽运。许多读者对我说，在读《大清名相曾国藩》《大清智囊杨度》之前，根本不知道王闽运这个人。其实，此人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大诗人兼大名士。他去世离现在尚只有八十余年，人们就忘记了他，这虽然有点令人伤感，但也正说明了历史淘汰的严格无情，无须过多的感慨。

传说王闽运有过三次劝曾国藩作非分之想的企图。

第一次是在曾国藩刚刚练成湘军，正准备出省打大仗的时候，20岁的东洲书院学生王闾运，悄悄地对曾国藩讲了一通“秦无道，遂有各路诸侯逐鹿中原。来日鹿死谁手，尚未可预料，愿明公留意”的话，让曾国藩听了心跳血涌。

第二次，咸丰帝病死热河行宫、慈禧、恭王等人正在与肃顺等辅政八大臣明争暗斗，政局处于晦冥莫辨的状态，前肃顺府中的西席王闽运从北方来到安庆，又对曾国藩说了一通“在安庆首举义旗，为万民作主”的道理。曾国藩未作声，只是以茶代墨，连书“狂妄狂妄”。

第三次，南京打下后，时在湖南教书的王阊运想又一次劝曾国藩仗此军威率兵北上，替天行道，走到半路，听到曾国藩大裁湘军，知道他决无此意图，遂彻底失望，返舟回湘，连曾国藩的面也不见了。

王闽运这三次的行动，显然是在劝曾国藩实施帝王之学，即私蓄力量，把握时机，从帝王的手里夺过江山，自己做帝王。

遗憾的是，王闽运将胸中的学问错误地兜售了，曾国藩并不是他的帝王之学的买主。这首先是因为曾国藩所走的路子，完全不与王闽运同辙。他奉行的是孔孟之学，要通过堂堂正正的大道来建功立业，拜相封侯，他要做忠臣义士孝子慈父，做一个世间楷模、“三立”完人，而不是改朝换代的开国之君。其次，曾国藩远比年轻的王闾运老到圆熟。他深知世上的事总是说得容易做得难。他是局中人，更知道要走争夺最高权力的道路，前途则充满千难万险，许多看似有利的条件都将转化为不利因素，最后的结果多半是惨遭失败，辛辛苦苦所积累的名望地位，不仅顷刻化为乌有，还要殃及整个湘军集团和自己的家族子孙。第三，曾国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性格上又属于那种瞻前顾后、一步三思的类型，加之后来年老多病，他根本就没有打江山的胆量和魄力。王闽运向他推销帝王之学，碰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王闽运对此门学问醉迷甚深，并不因遭到曾国藩的否定而死心。他三十余岁结束云游海内奔走权贵的生涯，设帐授徒，著书立说，然心中深处眷恋的仍是帝王学。他一面刻苦钻研，将自己多年来的所思所获记录下来，一面留心在他的众多弟子中物色传人，以继承和施行他自以为探得骊珠的绝学。终于，他在花甲之后得遇一生中最为满意的学生，此人便是本书的主人公杨度。

21岁刚参加过公车上书落第回湘的杨度，此时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满腹诗书，壮志凌云，却又毫无一点社会阅历，一旦听到王闽运谈起帝王之学来，便立刻热血沸腾，心向神往。当王闾运考验他的心志，说帝王之学虽是大学问，却也风险太大，究竟不若功名之学的稳当、诗文之学的清高时，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虽不得善终，亦心甘情愿。

从此，杨度便在王阊运的门下，全身心地迷于帝王学的研究和实施。这一迷，便整整迷了30年，几乎迷去他一生的全部黄金年代。

他热心康梁的维新变法，又想通过经济特科进入仕途，然而二者都告失败。他东渡日本学宪政，试图以君主立宪来致中国于富强，并欲借此做中国的伊滕博文。然而，他所想辅佐的帝王，自己的位子都保不住了，连同两千年的帝王制度一道被推翻。但他还不罢休，转而投靠袁世凯，依附袁克定，企图通过袁氏父子为帝王学的实施作最后一搏。而这一搏，失败得更为惨痛。倘若后来不是转向革命，杨度这一生怕就要永远钉死在帝制余孽耻辱柱上，任谁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将他的形象翻过来。

但奇怪的是，信奉了一辈子帝王学，并将它的真谛传授给杨度的王阊运，却对学生所选择的非常之人和所从事的复辟帝制之业并不热心。他虽然应袁世凯之邀，来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国史馆长，却又将中华民国比之为瓦岗寨、梁山泊，说什么“瓦岗寨、梁山泊也值得修史么”的怪话。他治下的国史馆只拿薪水谈诗文，正务一件不干。他得知杨度主持筹安会，将要拥戴袁世凯登基时，便借故离开北京回湖南，并极为认真地叮嘱自己的高足“早日奉母南归，我在湘绮楼为你补上老庄之学。”

封建末世中国最著名的热衷帝王学的大名士，为何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毅然放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由帝王走向老庄，由入世转为出世?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为思考的有趣课题，也是我在写作《大清智囊杨度》时所十分感兴趣的一件事。

我想王闽运之所以如此，一则是他不满意袁世凯，认定袁世凯非命世之主，不值得辅佐；一则也是出于王闽运的名士性格。

王阊运从年轻时起，便一方面孜孜以求功业，一方面又不拘小节，风流率性。他是一个很追求全真葆性的人。故而，当他面临着一片混乱的政局，和一个刚愎自用的政客时，再加以自己己到了实在不能办事的八十三四高龄，于是便采取游戏人生的方式，来对待他所担负的貌似庄重的职务。最后干脆以一走来跳出是非圈，全身远祸。

然而杨度却没有乃师的明智潇洒，他被虚幻的新朝宰相所诱惑，终在泥坑里越陷越深，最后成了一名举国通缉的复辟首犯。

杨度迷误，固不待论，即使明智如王闽运，也没有看出要害来。其实，帝王之学不能行时的关键之所在，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晚清的时局，李鸿章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说得最为透彻：此乃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这话说的是自中国文明史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变故。导致这一变故发生的原因，是国门的被强行打开。

一八四零年，以关天培血溅虎门炮台、林则徐充军伊犁为标志，苦难动乱的中国近代历史拉开了帷幕。人们在恐慑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同时，也在思考：为何他们会有如此强大的国力?随着洋人洋书流入中国，和出国考察的大清臣民的增多，有识之士慢慢发现，西方列强在治理国家方面有一套迥异于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仅从器物层面上感受到了西方的先进，更从政制层面上感受到了西方的先进。

早在光绪初年，中国有史以来派往西方的第一个大使郭嵩焘，便在他的日记里指出：西洋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并指出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主要特点便是体现在议院议政上。光绪十年，担负国家要职的前淮军首领张树声，在给朝廷的遗折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西人立国之本体，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稍后，郑观应在风靡全国的《盛世危言》中，也提出中国应当仿效西方，设置议院。此后，更有许多人撰文著书，大谈西方的民主和议院，这些议论，对中国的官场士林影响极大。

有关民主和议院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与帝王之学的独裁、权术等等根本对立的。西方列强以实力证明了他们对政治制度选择的正确，也大大开启了中国人的心智。民主议政开始赢得人心，独裁权术自然而然会遭厌弃。

到了后来，孙中山、黄兴等人建立政党，倡导革命，武昌起义一夜之间成功，全国各地相继独立，中央朝廷很快众叛亲离，大清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专制不得人心、民主才是人间正道的真理。

所以，当筹安会亟力想拉进梁启超时，这个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攻昨日之梁启超”的维新派领袖，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对复辟帝制一事，哪怕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干九百九十九人赞成，他也断不能赞成。梁启超当然知道，他决不是以一人敌通国，而是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的。梁启超不愧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清醒地看出了时代的潮流、中国前进的趋势，深知帝制不得人心，帝王之学也再无用武之地了。

遗憾的是，智商也同样极高的王阎运、杨度却没有看出这个时代的巨变。与天作对，与时作对，这便是他们身怀绝学而不能大获市利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王间运、杨度正是可笑地扮演了那个时代的滑稽丑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