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众多的写作人,就这样从语言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里,坚守着文学,坚持文学书写,使文学的重要性在心灵深处保持不变,使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得以形成,从而表现了澳门人的自尊和自爱,真是弥足珍贵。
从“澳门文学丛书”看,澳门文学生态状况优良,写作群体年龄层次均衡,各种文学样式齐头并进,各种风格流派不囿于一,传统性、开放性、本土性、杂糅性,将古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色彩各异的“鸡尾酒”式的文学景象,这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
这套作家出版社版的文学丛书,体现着一种对澳门文学的尊重、珍视和爱护,必将极大地鼓舞和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就小城而言,这是她回归祖国之后,文学收获的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和较集中的展示;从全国来看,这又是一个观赏的橱窗,内地写作人和读者可由此了解、认识澳门文学,澳门写作人也可以在更广远的时空里,听取物议,汲取营养,提高自信力和创造力。朱寿桐编著的《从俗如流》是该丛书之一。
朱寿桐编著的《从俗如流》系“澳门文学丛书”之一,收录作者二十多年来创作的散文六十余篇。这些作品用细腻的笔触,描绘母子、父子、师生、朋友间的感情,真切、质朴,多思也多情,简洁、平实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动人的情愫。
从俗如流 很早就阅读过鲁迅的《孤独者》,对魏连殳的特立独行深有印象。他常常做出令叙述者“我”以及周围的人们难以理解的举动,显得特异而孤独。正因为他时常行为独异,又是“吃洋教”的“新党”,当他祖母去世的时候,“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等就“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于是认真“聚议”了一番,做出了“全部照旧”的决议,具体拟定了“穿白”、“跪拜”、“做法事”这“三大条件”,然后一个个如临大敌般地摆出种种架势,等待着魏连殳的到来。谁知魏连殳“很出于他们的意外”,竟然“太异样”地全盘接受,说:“都可以的。”一边便穿上了毛边的白孝衣。记得在大学的课堂里,关于这“都可以的”,任课老师着实发挥了一通,说这并不意味着魏连殳作为进步人士对于保守势力的投降或让步,而是体现出了他的傲气,即不屑于对他们滥费口舌。当时心下颇为信服,认为这样的解释确实符合人物的性格,因而也更符合人物的心理。 可经历过母亲的丧事,我发现这样的理解并不十分近切。 尽管我脾气也有些不好,可绝不敢也不配像魏连殳那样特异而孤独,何况更没有“吃洋教”,做“新党”,拿魏连殳来自比,少不了攀附之嫌。但我确实看不惯乡下那种做丧事的排场和做派:灵堂布置得白红相间,纸钱纷飞,巫气十足;喇叭吹得昏天黑地,丧喜莫辨,俗气透顶;丧户出入者蓬首垢面,披麻戴孝,更是鬼气瘆人。我对人们经常发出的这样的议论深信不疑:人死之后所做的一切仪式全都是给人看的,无助于死者,更无助于丧家。母亲生病且医治无望之后,我当然不止一次想到过她离去的那一天,心里暗暗发誓,一旦到了那一天,一定得与这些陈规陋习拉开距离。于是,当父亲擅自买回成匹的白布及母亲的寿衣衣料时,我着实狠瞪了他几眼,要知道,那时母亲还能带着哼哼唧唧的惨苦的笑容向前来探望她的亲友点头打招呼。 母亲在下午两点整离去,我悲痛之余略感惊异。当天清晨,我携着一路瞌睡不已的儿子星夜兼程赶到老家,屋里已经坐满了等待为母亲送终的亲戚。母亲气息奄奄,姑母悄悄地对我说母亲是在等日子、等时辰。我顾不得理会这样的话,只是默默地坐到母亲的病床上,搂着她只剩下骨架的身体,一面轻轻地抹着她的胸口。抬眼瞥见墙上挂的日历,发现是旧历二月二十二日,那么多的“二”集结在一起,心里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谁知母亲竟然又恰好在整两点离去,这样的巧合怎能让我不生惊异?正惊异间,年迈的姑母脸上挂着泪珠手中拿着白孝衣颤巍巍地来到我的身边,我本想拒绝,可一想到她清晨所说的等日子、等时辰的话似乎与母亲的离去确实有一种潜隐的联系,便连一点不自在的意思也表达不出,竟非常自然地伸出胳膊,任凭姑母等人将拉拉碴碴的毛边孝衣缠到我的身上。接着的两三天,我便穿着这件孝衣接待客人,安排丧事,给母亲送葬,连夜间稍事休息的时候也没有脱过。那些天,我已经适应了这种孝装,因为它成了母亲的亡故这件事在我身上的标志,它最直接地显示着我的不幸。再看兄弟姊妹人等,一律类似的白衣白帽,白袍白裙,进进出出一派白孝,真正体现了“一堂孝思”的情景。这时我觉得,我那伟大而慈爱的母亲理应享受这样的孝思,而且,作为不幸的丧母之人,我也实在不应该有什么心思去计较我是否可以穿什么或者不可以穿什么。 有了这样的想法,对灵堂的布置之类我也就不再表达己见,任凭父亲、殓家和临时请来的和尚按照习俗和佛家规矩在那儿摆弄。果然,不一会儿,母亲的遗体上覆盖了白布和一绺一绺的麻丝,母亲的手里还牵着一根红线,一旁放着一个镶有红条纹的白布包,里面揣满了纸钱;母亲的脸被白布遮掩着,头顶处竖立着高高的红纸牌位,两旁花花绿绿的花圈之间挂着许多红绸被面;加上数根蜡烛烁烁摇曳,几丛高香袅袅生烟,每来吊客必烧纸钱……那怪异别扭的色彩配置,那阴森可怖的气氛烘染,其实就是在向我提示,不,对我强调我母亲的死亡。我很不舒服,但我又不能不承认这样的提示和强调还是出于一种完全的善意,于是我容忍了,严格地说是我接受了。我久久地站立在母亲身边,泪眼婆娑地凝望着她僵硬的面庞,她只顾静静地躺在那巫气十足的五颜六色之中,让我在五内摧伤般的悲痛之余感受到了一种无助的绝望:她是我生命的赐予者,我是她生命的延续者,茫茫宇宙之内,浩瀚天地之间,我们的生命联系最为紧密,可面对这亘常永恒却又突如其来的死亡,我们都一样地束手无策。在束手无策之际,我可怜的母亲放弃了,她勇敢地放弃了磨难她的生活,从容地躺在她所挚爱的儿子面前,显露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的坦然与淡然;我也只好放弃,无奈地放弃我的己见,听任众人按照他们的习惯或理念料理我的母亲。 然而,我不可能在心底里放弃我的母亲。当吹鼓手们哇哩哇啦地在灵堂外吹打弹拉起来的时候,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找着招来吹鼓手的父亲理论:为什么不让母亲静静地躺着?里里外外那么热热闹闹的哪里像一个居丧之家?父亲显然不屑与我计较,只是问:城里人开追悼会不也放音乐吗?正说到这,吹鼓手吹起了还算浑厚的哀乐,我也就无话可说了。其后,在我忙里忙外的间歇,发现他们并不总是吹奏哀乐,而是时常通过扩音机播放一些音乐磁带,有《孟姜女哭长城》之类的小调,这倒也罢了,竟还放起小方卿的唱段,这颇有些令我不快,路过他们身边时也就老实不客气地传递过这种不快的神情。他们果然觉察了我的不快,于是停下了那个正要去堂前试姑母的浅薄小生小方卿的唱,几个人一齐翻找其他磁带。离开不久,只听得喇叭里传出了一个陌生得极没道理的男声哭腔:“我的亲娘哎……”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他们播放起了假哭磁带。岂有此理,假哭!在我母亲的灵前怎能容许这种恶俗的东西?我一时走不出去,但果断地叫人传话,命他们立即停放这假哭的磁带。话传出去了,假哭磁带并没停放,倒是涌来了包括姑母在内的好几个老人,说是放这磁带原很应该,因为它的内容是祈求神灵护送死者过难关的,类似于和尚念的《往生咒》。我心里自然不相信,但看着老人们哀切的面容,听着他们恳切的话语,又有些于心不忍,于是不发一言,听之任之,姑容喇叭假哭下去。 这时那陌生得极没道理的男声哭腔还真的哭出了味道。“……各路神官慈悲心,领着我的亲娘走西方。过鬼门关你看不见,我的亲娘啊,接引佛为你照个亮。来到恶狗庄你不要怕哟亲娘啊,韦护佛陀替你赶豺狼。如若你到了望乡台,我的亲娘哎,西天路上你朝家望,孝子贤孙哭满堂。走过天河你不要慌,我的亲娘啊,神明接引你上天堂……”哭腔虽然单调难听,倒也字正腔圆,十分清楚,编词虽然粗糙简拙,倒也唱出了我内心中的联想和祈望,以至听到这儿,我的眼眶里早已积满了泪水,为我的亲娘将要遭受的这么多的磨难,更为了我终于无法知道她究竟会不会去遭这些个磨难。是的,从此以后,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我都无从知晓,我彻底地失去了我的母亲。我自然明白喇叭中假哭的这些磨难都是迷信中的传说和编曲者的杜撰,但我又似乎觉得,如果母亲真有所谓亡灵,她离开她的儿子和亲人之后所要经历的一定是很痛苦的体验,可能真的有许多手续要办。既然在心底里真哭的人不能帮助母亲渡过难关,那就无妨由假哭的声音去帮助她。想到这里,我几乎完全认同了这种假哭,认为正是这些假哭的内容多少还能为我传达一些有关我母亲逝去之后的信息,尽管它多属无稽,但所渲染的阴森气氛与目下的充满巫气的布置却非常之协调,处在这样氛围中似乎又容不得你完全不相信。 料理完母亲的丧事,终于有了坐下来闲谈的时间。闲谈的内容大多是母亲的往事,偶尔也牵涉到母亲亡灵的走向,引发起假哭录音带中的话题。我那初通佛事的姑母说,到目前为止,我母亲的躯体虽然已经火化,但她的亡灵尚不知道自己的死亡,要等到“六七”和“七七”的日子,才回过神来,那时她老人家“只身来到望乡台,看到儿孙做大斋”,那情形对亡灵来说一定是五内摧伤,“亡灵哭得是死去活来,拼命挣扎着想回家来。各路神煞来劝阻,问亡灵,你的尸身在哪块?”听到这些话,看看母亲崭新的骨灰盒,做儿子的怎不肝肠寸断?一边揩拭着满脸的眼泪,一边表示不管多忙,“六七”和“七七”之期一定回来为母亲“做大斋”,以免母亲从望乡台经过时看不到她的儿子。明知道望乡台是子虚乌有的,在此无奈之际便宁信其有了,正像明知母亲已逝却愿意当她仍旧活着一样。抱着这样的心理,我还出乎家里人的意料,很爽快地赞同了“六七”请和尚做法事。 于是,母亲“六虞之期”的大斋做得有声有色,单是和尚就请了九位,吹打弹唱,念经述咒,整整闹腾了一夜,至于剪衣服糊纸箱,供三牲烧钱粮,那更不在话下。我始终表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叫叩头便叩头,让烧纸就烧纸,且到了“七七”,仍复颠沛回乡,照旧请来和尚做超度礼忏。据说以后有母亲去世“百日”之期,再后来是她的周年纪念、冥寿之辰,都得延请僧众念经拜佛,我仍许诺届时必至,从俗如仪。此诺做得如此爽快如此投入,连自己也有些惊讶,可又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这些日子确实与母亲和她的逝世有关,届时理应格外隆重地表达一个儿子对于亡母的深切怀念;而何以表达呢?文人雅士每每以文致祭,且不说我才短笔涩做不出像样的祭文,即使勉强敷衍成文,母亲则一字不识,如之奈何?至于搓土为香,失之简陋倒也罢了,糟糕的是身处都市,有土皆化作尘埃,要寻得一块洁净敬奠慈母的亡灵,还真不容易。或竟空燃起一瓣心香,遥祭母亲的在天之灵,那似乎可以每日都做的,不足以体现特殊纪念日的隆重。深切的悲悼是需要表达的,而且这表达需要一定的仪式感,于是叩头烧纸,诵经念佛,便成了那些日子最好最合适的纪念方式,相信也是我母亲最能理解、最能适应的祭奠方式。 这是我的内心体验,相信也可以视为鲁迅笔下魏连殳行为的一种注解。他爱他的祖母,无以表达自己的哀思,只好说“都可以的”,顺水推舟,借助于乡俗佛法以寄托内心的悲痛。是的,当巨大的不幸降临,自己的亲人溘然离去,命运的严酷便以铁一般的事实昭示着生命的无常,个人的无助,这时再牢靠的信念也可能面临疑虑的侵扰,再无稽的迷信也能够承载一些悲痛,于是所能做的便只有放弃自己,从俗如流。P1-6
值此“澳门文学丛书”出版之际,我不由想起1997年3月至2013年4月之间,对澳门的几次造访。在这几次访问中,从街边散步到社团座谈,从文化广场到大学讲堂,我遇见的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越来越多,我置身于其中的文学气氛越来越浓,我被问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澳门文学的建设上来。这让我强烈地感觉到:澳门文学正在走向自觉,一个澳门人自己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 事实确乎如此。包括诗歌、小说、散文、评论在内的“澳门文学丛书”,经过广泛征集、精心筛选,目前收纳了多达四十八部著作,暂分两批出版。这一批数量可观的文本,是文学对当代澳门的真情观照,是老中青三代写作人奋力开拓并自我证明的丰硕成果。由此,我们欣喜地发现,一块与澳门人语言、生命和精神紧密结合的文学高地,正一步一步地隆起。 在澳门,有一群为数不少的写作人,他们不慕荣利,不怕寂寞,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心甘情愿地挤出时间来,从事文学书写。这种纯业余的写作方式,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热爱,一种诗意追求的精神需要。惟其如此,他们的笔触是自由的,体现着一种充分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于社会人生和自身命运的思考,也是恳切的,流淌着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澳门众多的写作人,就这样从语言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里,坚守着文学,坚持文学书写,使文学的重要性在心灵深处保持不变,使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得以形成,从而表现了澳门人的自尊和自爱,真是弥足珍贵。这情形呼应着一个令人振奋的现实:在物欲喧嚣、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在视听信息量极大的网络、多媒体面前,学问、智慧、理念、心胸、情操与文学的全部内涵,并没有被取代,即便是在博彩业特别兴旺发达的澳门小城。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花朵,一个民族的精神史;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品位和素质,一个民族的乃至影响世界的智慧和胸襟。我们写作人要敢于看不起那些空心化、浅薄化、碎片化、一味搞笑、肆意恶搞、咋咋呼呼迎合起哄的所谓“作品”。在我们的心目中,应该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苏轼、辛弃疾、陆游、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曹雪芹、蒲松龄;应该有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马尔克斯、艾略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他们才是我们写作人努力学习,并奋力追赶和超越的标杆。澳门文学成长的过程中,正不断地透露出这种勇气和追求,这让我对她的健康发展,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毋庸讳言,澳门文学或许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或许还显得有些稚嫩,但正如鲁迅所说,幼稚并不可怕,不腐败就好。澳门的朋友——尤其年轻的朋友要沉得住气,静下心来,默默耕耘,日将月就,在持续的辛劳付出中,去实现走向世界的过程。从“澳门文学丛书”看,澳门文学生态状况优良,写作群体年龄层次均衡,各种文学样式齐头并进,各种风格流派不囿于一,传统性、开放性、本土性、杂糅性,将古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色彩各异的“鸡尾酒”式的文学景象,这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 这套作家出版社版的文学丛书,体现着一种对澳门文学的尊重、珍视和爱护,必将极大地鼓舞和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就小城而言,这是她回归祖国之后,文学收获的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和较集中的展示;从全国来看,这又是一个观赏的橱窗,内地写作人和读者可由此了解、认识澳门文学,澳门写作人也可以在更广远的时空里,听取物议,汲取营养,提高自信力和创造力。真应该感谢“澳门文学丛书”的策划者、编辑者和出版者,他们为澳门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建设,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是为序。 2014.6.6
如流之俗
记得我写的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散文题为《南湖船》,记述大学一年级时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览,于江南烟雨中面对著名的圣地南湖所抒发的宏观情感。那立意,那写法,可以想见,俗而可耐。此后一直喜欢写些类似于散文的东西,但基本上都随写随扔,不事整理。又记得有一阵热衷于写随笔,甚至在朋友主办的报刊有一搭没一搭地写过类似专栏文章之类的东西,现在多找不到了。偶尔有揭橥报刊的文章得到好评,如80年代末所写的《给自己写信》获得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嘉奖,本世纪初写的《从俗如流》同时被两本影响最大的年度最佳散文选收编,特别是王蒙先生主编的那本年度文选,除我而外,入选者均为职业作家或著名作家,心下便觉得受到了鼓励,于是对散文的写作也就一直坚持着,但未见得很热衷,很刻意。随心遂意地写着,随遇而安地发出,心境俗常地对待,编集一册的想法已经有了很久,也每觉搜集麻烦而屡屡作罢。现在终于选编成一本,付梓在即,更觉做了一件非常随俗的事情。又犯着一个常会落人诟病的忌讳,那便是请名人作序,而且求得了王蒙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德作序。俗上加俗,真是对不起了。
向王蒙先生求序完全是出于对王先生的爱戴,当然也是出于对这本散文集的重视。平生爱读王先生的作品,对王先生十分尊崇,但并不意味着对王先生的意见都遵从不疑。从俗如流,从雅则未必,从高雅大雅更是难得。王先生读到《从俗如流》一篇,就文中所议魏连殳回家葬祖母时从俗如流的举动,向我表示:你文中所说的老师的意见是对的,对于那些不可理喻的顽固派,一切的分辩和争论都徒劳无益,也毫无必要,你是过于情感化地理解了鲁迅。是的,对于鲁迅和鲁迅的描写作过于情感化的理解是相当危险的。但我坚持,我的文章是沉浸在悼母的浓厚的情感气氛中进行的,必须坚持在情感化的笔意中走下去。这里,作为散文作者的我完全放弃了一个研究者的立场。先生还建议我的散文集干脆就叫《从俗》,简洁明快。然而我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原因是将自己及编写散文的行为放在一股“俗流”中加以理解,或者加以定位,何况,用集中某篇篇名做书名,也是俗常的做法。先生希望我在“从俗”的名目下做一些免俗的努力,我深感其好意,但我确实只能深陷于俗流之中。
本集中的散文主要是一些个人人生经历的摹写,个人感触的抒写,还有部分是各种情绪个我化的阐发。散文这东西,只有充分个我化的书写才能够拿得出来,也才能够获得被别人阅读的资格。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一般都是在情感表现和灵魂书写的个我化意义上展开的,而一些赫然大家的散文作品却没有相应的影响力,那都是因为情感表现和灵魂书写的个我化存在着某种欠缺。这是我对散文的认识,也是我有胆量将这些东西拿出来的缘由。然而真正个我的东西还要拿出来“晒”,则未免又是从俗的表现。我是在从俗的意义上随波随流。
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