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糟糕的是数学。
从前一年的四年级开始，代数就让我学不进去。还有更糟糕的。梅尔多莱西老师期末会给我好的评语，这是我赖以拿到及格的东西，但是在法比亚尼太太面前，我总是表现得很差：我学习很不努力，仅仅满足于六分，甚至连这都达不到。对于一个要到大学学习文学的学生来说，数学有什么用处呢，今天早上我骑车经过乔维卡大街去学校的路上还这么对自己说呢。无论是代数还是几何，哎，我几乎都没张嘴说话，真不走运。又能怎么样昵？可怜的法比亚尼太太，最近两年她都没敢给我少于六分的成绩，她更不会有胆量当着所有考试委员会老师的面这样做：我甚至脑子里连想都没想过“不及格”这个词，不及格的概念，以及之后整个夏天我要接受里乔内的私教，枯燥、耻辱的课程，这些我都觉得可笑。我，这可是我啊，从来没有过一次参加十月份羞辱的补考，在中学的一、二、三年级，我都由于“良好的成绩和表现”获得了“烈士陵园纪念碑荣誉卫士”的称号，我，不及格，沦为劣等生，被迫重新和那些平庸的芸芸众生为伍！还有父亲呢？假设法比亚尼让我十月份补考（到了高中她还是会教数学，法比亚尼，因此是她给我考试，这是她的权利），我哪有勇气回家，坐在父亲面前吃饭呢？也许他会打我：这样反而更好。什么样的责罚都好过他的沉默，他恐怖的蓝眼睛……
我走进瓜里尼学校大厅。那里有一群孩子安静地站在初中布告板前面，我马上认出了几个同学。我把自行车停靠在大门口的围墙旁，颤抖地走过去。没有人注意到我来了。
前面一排排肩膀顽固地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先是没看清楚，后来定睛仔细看：一个红红的五分，一长串黑色数字中唯一一个红色的五，就像是在我的心里面印下了一个红红的烙印。
“你怎么了？”塞尔焦·帕瓦尼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问我，“就一个数学的五分，也不算惨！看看我，”他笑了，“拉丁语和希腊语。”
“祝你好运！”奥泰洛·福尔蒂接过话，“我也有一个不及格：英语。”
我迟钝地盯着他。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同班同学，而且是同桌，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起学习，今天去我家，明天去他家。我们两个都深信在学习上我更出众。每年六月我都能顺利通过考试，而他奥泰洛，总是需要补考某一科：这次是英语，下次是拉丁语，或者数学和意大利语。
而现在，我突然要和这个奥泰洛·福尔蒂相提并论了，更有甚者，是由他亲口告诉我！自己一下子沦落到与他为伍了！
刚刚走出学校门口，我就碰到了梅尔多莱西老师（他面带微笑，没戴帽子和领带，衬衫的条纹领折在外套翻领上面，他马上向我证实了法比亚尼的“坚决”，说她这次绝对不会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轻轻地拍拍我的脸颊，以示告别和鼓励。接下来的四五个小时里，我心事重重，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时间漫长而绝望，这些已经没有必要细说了。只要知道，直到下午两点，我都骑着车子沿着天使墙游荡，到了在埃尔科莱一世·德·埃斯特大街的另一侧。我甚至没给家里打电话。我满脸泪水，心中充满了对自己的同情和怜悯，骑着车子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模糊地筹划着自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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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米科尔·芬奇-孔蒂尼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故事也算是有了结局，因为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补充的都不再关于她，而只是关于我自己。
关于她和她的亲人们，我在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
阿尔贝托一九四二年死于淋巴癌，他是整个家族中最先离去的。尽管有种族法案的限制，但整个费拉拉城依旧在他漫长而痛苦的临终期间给予了他最大的关注。他呼吸困难，需要借助氧气，而且用量也越来越大。但由于战争，城里氧气瓶奇缺，最后他的家族几乎垄断了整个地区的氧气瓶市场，他们派人到博洛尼亚、拉维纳、里米尼、帕尔马、皮亚琴察，所有的地方，不问价格地收购氧气瓶。
其他家族成员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被法西斯分子逮捕。在皮安吉帕内大街的监狱短暂收押之后送到了卡尔皮周边的弗索里集中营，之后又从那里被流放到德国。至于我，从一九三九年夏天到一九四三年秋天的四年中，我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包括米科尔。在阿尔贝托的葬礼上，老旧的蓝旗亚轿车缓缓跟着送葬的人群，待到棺木刚一进入蒙特贝罗大街尽头的墓地，便折了回来，那时我似乎透过车窗看到了她泛着灰色的金发。没有别的了。即使在费拉拉这样的小城，只要你想，也可以连续几年消失在彼此的生命里，各自活着，却如同已经死了一般。
至于马尔纳特，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他就被召回米兰（九月的时候他曾经徒劳地打电话找我，甚至还给我写过信），那一年的八月过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可怜的詹皮。当时在即将到来的战争阴影下，他坚信伦巴第和共产主义的诚实未来，那未来正朝他微笑：一个还很遥远的未来——他承认说——但却是毋庸置疑的未来。然而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是怎样的呢？一九四一年他加入意大利俄罗斯远征军开赴前线，再没有回来。每每想起他，我还清楚地记得当两场网球赛之间，马尔纳特开始“说教”的时候，米科尔的反应。他用他安静、低沉的声音说着，而与我不同，米科尔从来不在乎他说的东西，不停地冷笑着，讽刺他、嘲弄他。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法西斯么？”我记得有一天他摇着冒汗的大脑袋问她：他不明白。
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还是什么也没有？谁知道呢。
米科尔几乎预见到了即将降临到她和家人们身上的死亡，她反复对马尔纳特说，对于他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自己丝毫不关心，她宁愿不要未来，跟她憎恨的未来相比她更愿意要眼前“纯洁、生动而美好的今天”，或者更好的，过去，一个“美好，甜蜜，真诚的过去”。
我知道，这些也只是说辞，是她惯常用来欺骗别人的绝望的说辞，只有一个真挚的热吻才能够阻止她说出这些话，而我心中所剩的不多的记忆也正是封存在这些只言片语当中，再无别处可寻。
许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些关于芬奇一孔蒂尼家族的东西，关于米科尔，关于阿尔贝托、埃尔曼诺教授，以及奥尔加太太，还有所有那些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生活在费拉拉埃尔科莱一世·德·埃斯特大街上的那幢房子里的人们，或者只是像我一样经常去那里的人们。但是真正促使我去完成它的，却是一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四月的一个星期天。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末。我和朋友们，大概十个人，乘坐两辆汽车，在刚刚吃完中饭的时候出发，来到了奥雷利亚大道，仅仅是闲逛，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在距离圣马里内拉几公里远的地方，一座中世纪城堡突出的塔楼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于是我们转进一条小路，甚至最终不得不弃车步行，像一群散兵游勇一样沿着城堡下荒芜的沙地前行：到了近处观看，这座堡垒可丝毫没有我们从远处看到它时、在第勒尼海光影的蔚蓝当中那样有中世纪的味道。大风吹打着我们的脸颊，沙子吹进了眼睛，海浪声震耳欲聋，由于没有那些听也没听过的罗马相关部门的书面许可，我们甚至连城堡都没进去。心中深深的不满和愤恨让我们想在那样一个海边还残留着冬日严寒的日子里逃离罗马。
我们沿着沙滩走了二十多分钟。同行人当中唯一开心的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开车的那对年轻夫妇的女儿。海风、海水，还有沙滩，这些都让吉亚尼娜兴奋不已，她尽情地宣泄着自己愉悦的情感。尽管她妈妈不允许，她还是脱掉了鞋子和袜子，迎着拍打到岸边的海浪，让海水一直漫过膝盖。她的样子快乐极了：过不久，当我们上车重新启程的时候，我看到她红红的脸颊上明亮的黑眸中泛起了一丝惋惜和不合。
回到奥雷利亚大道之后不久，我们便来到了通往切尔韦泰里的路口。我很肯定大家都想尽快回到罗马，所以相信车子会径直开回去。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车却慢了下来，吉亚尼娜的爸爸把胳膊伸出车窗，示意后面三十米左右的车他想朝左转弯。他改变主意了。
于是我们上了一条沥青小路，先是到了一座现代小镇，之后从那里又进入了另一条蜿蜒的小路，朝着内陆那座著名的伊特鲁里亚墓地前进。没有人问为什么，我也默不作声。
从小镇出来，道路微微向上，车也被迫减速。我们经过被称为“秃山”的地方，从这里一直到塔尔奎尼亚，甚至更远，也就是罗马北部的拉齐奥的所有土地，从山丘一直到海边，这一大片的土地不是别的，正是一座巨大、连贯的墓地。这里的草比山下奥雷利亚和第勒尼海之间的更绿，更密，更深：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地中海永恒的西洛可风，它吹过大海，到这里时已经失去大部分的海的成味，不远处，山间的湿气也非常利于植被生长。
“我们要去哪儿？”吉亚尼娜问道。
年轻的夫妇坐在前排，小孩子在当中。爸爸的手离开了方向盘，抚摸着女儿褐色的小卷毛。
“咱们去看几座四五千年前的古墓，”他回答说，语气就好像要开始讲童话故事一样，把数字都夸大了，“伊特鲁里亚古墓。”
“真难过！”吉亚尼娜脖子靠在椅背上叹气。
“为什么难过呢？在学校老师教过你的吧？伊特鲁里亚人是谁啊？”
“历史书上一开始讲的就是伊特鲁里亚人，跟埃及人和希伯来人一起。可是爸爸，你说是伊特鲁里亚人更老还是希伯来人更老呢？”
爸爸一下子笑了起来。
“问问那位先生吧。”他指着我说。
吉亚尼娜转过头来，嘴还藏在座椅靠背的后面，眼神很严肃，而且充满了怀疑。我在等着她重复一遍问题，可是什么也没有：她马上就转过去看前面了。
路前方依旧是斜坡，两侧种着柏树。行进中我们碰到了许多当地人，姑娘和小伙子。大家都在周末悠闲地散着步。几个姑娘甚至五六个人手挽着手一起走，就像锁链一样。看着她们我觉得很奇怪。相遇的瞬间，她们用微笑的眼睛看着我们，眼神充满好奇，同时夹杂着一种奇怪的高傲，隐藏着一种不屑。真的很奇怪，但也美丽、自由。
“爸爸，”吉亚尼娜又问，“为什么那些古代的坟墓没有那些新的坟墓令人伤感呢？”
一群人唱着歌走过，比刚刚的还多，几乎占满了整条马路，我们的车子都差点被迫停下。
“很明显啊，”他回答，“刚刚过世的人和我们更亲密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更爱他们。你看，伊特鲁里亚人可是已经死去好久啦。”他又开始讲童话了，“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活过一样，就好像他们一直都是死的。”
又是一次停顿，时间更长。停顿过后（这时候我们已经距离墓地前面的空地很近了，空地上停满了车）轮到吉亚尼娜来讲课了。
“可是，既然你这么说，”她更喜欢用温柔的讲课方式，“那就是在提醒我伊特鲁里亚人曾经活过啊，我也像爱其他人一样爱他们。”
接下来对墓地的参观，正是按照这句特殊而温柔的话进行的。正是吉亚尼娜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是她，最年幼的一个，用某种方式把我们的手牵在了一起。
我们走进最重要的那间墓室，就是贵族马图塔家族的坟墓：地下一个低矮的厅堂，里面放着二十几个灵柩，每个灵柩都对应放在一个凝灰岩墙壁的壁龛中，上面密布着多彩画，描绘的是亲人、日常生活用品、锄头、绳子、斧子、剪刀、铲子、刀、弓箭，甚至还有猎狗和沼泽飞禽。此时此刻，我情愿抛开所有学术上的严谨，去具体想象和勾勒这些位于市郊的坟墓对于生活在切尔韦泰里、面对罗马征服即将到来的晚期伊特鲁里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想象着，就和今天完全一样，在意大利的乡间，墓地的栅栏标志着所有夜间散步的终结点，从他们附近的住处，家人和同宗几乎都是步行而来，当然也有朋友们结伴而来，没准就像我们今天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人一样；或者是和相爱的人一起，也有自己单独过来的。他们走进这些圆锥体形状的坚固而庞大的坟墓，就像德国士兵在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中徒劳地在整个欧洲修建的地堡一样，就像活人居住的堡垒一样——从外面看是这样的，在内部也是一样。（渐渐地，在几个世纪里，灵车铁铸的车轮，在从坟墓一端延伸至另一端的石板路上，留下两行深深的、平行的车辙。）是的，一切都在改变——人们这样自言自语—世界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曾几何时，伊特鲁里亚用它贵族式自由城邦的联盟，几乎统治了整个意大利半岛。更野蛮、人口更多，但也更加强大和善战的新文明渐渐征服了所有的领土。但说到底，这一切又有什么紧要呢？
跨过墓地的门槛，在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另一个房间，里面是为不久之后将长眠于父辈身边的人准备好的灵床，永恒不再只是幻想和童话，或者祭司们的承诺。未来会按照它自己的意愿去颠覆整个世界。但在那里，在那死去亲人们神圣而狭小的围栏里，在保留着让生活美好和让人们向往的诸多事物的坟墓的核心里，在那个被守护、尊崇、呵护的世界的一个角落里：至少在那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疯狂，在二十五个世纪之后依然回荡在这覆满野草的锥形坟墓四周），至少在那里，什么也不会改变。
我们动身返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从切尔韦泰里到罗马的路程并不遥远，开车的话通常一个小时就够了。但是那个晚上的旅程却并不那么短暂。半路上，奥雷利亚大道上挤满了从拉迪斯波利和弗雷杰内来的车辆。不得已，我们的行进速度如同步行。
但又一次，在一片寂寥之中（吉亚尼娜也睡着了）我的思绪回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回到了费拉拉蒙特贝罗大街尽头的希伯来坟墓。我又看到了那广阔的草地，上面长满了树木，还有墓碑和柱子，沿着围墙和内部的隔墙，更加密密麻麻，芬奇-孔蒂尼家族巨大的坟墓就好像在我眼前一样：必须得说这座坟墓外观很丑——从小我就听家里人这么说——但是却不因此影响它的恢弘，和它对于整个家族的重要意义。
那座坟墓的建造似乎是为了保证它的奠基者——他和他的后代们——的永久安息，我认识和爱过的芬奇一孔蒂尼家族的所有成员中，只有一个人享受到了这种待遇，想到此我就心痛万分。其实那里只埋葬了家族的长子阿尔贝托，他于一九四二年死于淋巴癌；而女儿米科尔、父亲埃尔曼诺教授、母亲奥尔加太太，还有奥尔加太太年老瘫痪的母亲，他们都在一九四三年的秋天被流放到德国，不知是否找到了安葬之地。
乔治·巴萨尼编写的长篇小说《芬奇-孔蒂尼花园》讲述了：
二次大战来临之前的意大利古城费拉拉，芬奇-孔蒂尼家的两个孩子——米科尔与阿尔贝托——在家族花园中集结起小城的青年，他们打网球、四处漫游、谈论现世与未来，短暂地躲避外间的政治风波，这是最后的无忧无虑的岁月，战争即将来临，屠杀即将开始，但爱情，对不识忧愁的少年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敏感骄傲的主人公也是芬奇-孔蒂尼花园的常客，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立志要成为作家，但意大利国内敌视犹太人的政治气氛让他感到迷茫。他爱上了，或者说，一直暗恋着从幼年起就摸摸注视的米科尔·芬奇-孔蒂尼，然而美丽、早慧的少女似乎已经预先洞悉了整个家族乃至犹太族群的悲剧命运，无法实现的爱情让两人倍感痛苦。
《芬奇-孔蒂尼花园》是一部关于青春与爱情、追忆逝去之时光的小说。作者乔治·巴萨尼以普鲁斯特式的笔法娓娓讲述了二次大战来临之前，费拉拉的犹太青年在与世隔绝的芬奇-孔蒂尼家族花园中最后的无忧无虑的青葱岁月。爱情，对不识忧愁的少年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而生命却即将在本应最美好的年月殒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