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企鹅图书的创立是世界出版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这家公司相信可以用一包烟的价格将伟大的书出售给千百万的普通公众。在回顾企鹅图书及其创始人艾伦莱恩的历史的过程中，作者杰里米·刘易斯讲述了被英国政治文化和全球出版业的变革裹挟的企鹅图书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特立独行的企鹅--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这本传记在勾勒影响英语阅读世界的这个人和这家公司形象的同时，也细腻深刻地记录了整个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变革。

英国企鹅出版社创始人艾伦·莱恩(1902一1970)，是二十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出版人之一。一九三五年，他创立的企鹅出版社尝试以用一包烟的价格将伟大的书籍出售给千百万普通民众，让原先被精英文化排斥在外的大众接受普遍而优质的文化启蒙，由此开启了世界出版史的一次重大革命。

在莱恩身上，时代精神、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和经济驱动这三者并行不悖，由此催生了企鹅出版社兼顾品质、风格和销量的出版精神。莱恩第一次让《尤利西斯》在英国得以出版，并通过出版企鹅特辑推动了二战期间英国的反纳粹运动，而他为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所做的努力，奠定了英国在一九六零年代的出版和思想自由。

在这本企鹅出版社唯一授权的《特立独行的企鹅--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中，作家杰里米·刘易斯回顾了艾伦·莱恩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史，讲述了企鹅出版社的演变和始末，亦细腻地记录了二十世纪重大的社会变革。

前言

第一章 布里斯托岁月

第二章 与约翰舅舅一起的生活

第三章 《密室私语》风波

第四章 分道扬镳

第五章 孵化企鹅

第六章 塘鹅起飞

第七章 红色警报

第八章 企鹅参战

第九章 开疆拓土

第十章 新耶路撒冷

第十一章 大西洋彼岸的布鲁斯

第十二章 办公室生活场景

第十三章 追求完美

第十四章 建筑系列与经典系列

第十五章 行业翘楚

第十六章 感情游戏与国外分支

第十七章 换岗

第十八章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受审

第十九章 企鹅上市

第二十章 托尼·戈德温的起落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日子

后记

致谢

第一章布里斯托岁月

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家族树也令人困惑：在十六岁的艾伦·莱恩(Allen Lane)获知自己进入博德利·海德出版社的一个条件就是，他及弟妹必须将父姓威廉姆斯改成其母娘家姓莱恩时，他的家族树变得比多数人的更为复杂。他父母及他的三个弟妹尽责地更换了姓氏，以便让老大能够在出版业有出头之日。为此，威廉姆斯家族——而且的确，还有艾伦·莱恩的威尔士亲戚们——渐渐淡出了这个场景。不过对于他们大家本就所知甚少：据说这个家族经营殡葬业，而艾伦·莱恩一生对葬礼的兴趣代表了某种返祖的欲望。甚至，有次他难以置信地暗示说，他跟其父共有的那个教名异乎寻常的拼法跟一名被食人族杀害但未被吃掉的传教士有关。他的威廉姆斯家族的祖父是名船长，来自南威尔士的尼思镇。他有个习惯，会在花园里的旗杆上升上一面旗子来宣告一个孩子的出世。

那些孩子中包括了艾伦·莱恩的父亲，萨缪尔-艾伦·加德纳·威廉姆斯(Samuel Allen Gardiner Williams)。根据家族传说，他的两个中间名便是那位传教士的名字，早些时候，那位传教士在亚马逊地区曾被他的海员父亲救下。他脑袋圆圆的，长相和善，已届中年，秃顶，戴着无框的眼镜，生着一副海象胡。据其儿子的朋友兼同事威廉·埃姆里斯·威廉姆斯(William Emrys Williams)描述，他是个“面色红润、和蔼的小个子男人”。他生于一八六三年。年轻时曾经指望在南非找黄金发财，但并未取得明显的成功。在布尔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附属于布兰克警卫队的一支志愿兵队伍。结束南非的冒险回国后，他在布里斯托安顿下来。在长子的出生证明上，他被记录为“建筑匠和测量员”。在别处他则分别被描述为一名供职于市林地测量办公室的职员，一名公司测量员以及(据艾伦·莱恩说是)市政府林地测量师，就职于布里斯托尔公司的城市测量部门。不管哪份工作，他一年的薪水从未超过四百镑，因而他显然感到在挣钱这方面从未让家人骄傲过。在一九五。年去世前不久写的一封“告别信”中，他为自己缺乏赚钱的本事表示歉意。其时艾伦·莱恩已是成功而富有的出版人，他为父亲对自身能力不足的感觉既感动又担心，安慰母亲说“就赚钱本身而言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特别是如果要—情况往往是这样——以他人的痛苦和艰辛为代价的……”。工作之余，这位一家之主忙于酿造大量的家制葡萄酒和苹果酒。一九二八年，在威廉姆斯·莱恩(那时他们已经改成这个姓了)一家搬去格洛斯特郡时，他将厨房塞满了酒桶和装有发酵的防风菜和蒲公英的大桶塞满了厨房，令厨师头痛不已。跟他三个酒量大又爱喝的儿子不同，他生性节制，但又很乐意将自己酿制的美酒的给家人和朋友享用。人们说他还是个切达奶酪的鉴赏家。

这一家人更换姓氏似乎贴切得近乎奇怪，因为莱恩家族的基因要比威廉姆斯家族的来得更为勇猛更有控制欲。艾伦·莱恩受母亲的影响要远胜于他那位温和而谦让的父亲。比之任何源自布里斯托尔海峡威尔士那边的亲戚，他对德文郡的血统感觉更亲。莱恩家族——其中有他的远亲、博德利·海德出版社的创办者约翰·莱恩——从事农业。艾伦·莱恩未来将把出版与对农耕的热情结合起来。而无论是他的批评者抑或仰慕者——都注意到他那结实的农民般的身架、红润的脸颊以及敏锐的蓝色双眸，还有作为出版商的精明——将在许多年里对他那农民式的狡黠和乡下人的诡诈不时说三道四。莱恩曾对作家韦德·梅塔(ved Mehta)说过，他母亲那头有位祖上曾经发明了第一架捆扎麦草的自助捆扎机，并且不得不保护他的机器，以免被那些担心自己因此失去工作的愤怒的农民工的破坏。然而他祖上并非都是农民。一九三○年代末，他喜欢上航海，将自己的船“企鹅号”停泊在康沃尔的福伊，并声称对那区域了如指掌，“我的祖上有不少人都是来自对岸波尔朗村的领航员”。

莱恩的母亲卡米拉是家庭的驱动力。在后来的岁月里，艾伦几乎每天上班时都要给她打电话。丈夫去世后，她搬到毗邻西尔弗贝克(Silverbeck)步行一分钟的一幢乡村小屋里。那是艾伦拥有的一栋威廉四世风格的房子，距离哈芒斯沃斯的企鹅出版社总部只有一两英里。他下班回家途中便有了很好的理由去看望她。这成了一个传统，只有当他马不停歇地全球旅行或者设法到法国、爱尔兰休假时才打破。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八年她去世。她出生于一八七三年——这个日期一定是已经刻在艾伦的脑子里了，因为在把她的名字添加到哈特兰教堂里的家族纪念碑上时，他突然恍惚地将她的出生日期写成了一八九三年。这个错误被他弟弟迪克及时改正，他指出，要是确实如此，那么她的长子出生时她才九岁。认为她为了家庭而变得很“无情”的W.E．威廉姆斯记忆中她是“明白无误的家庭首脑：性格上是那种温和的农妇的类型，满头鬈发，比詹妮·李(Jennie Lee)的头要大两倍”——詹妮·李是后来的艺术大臣安奈林·贝文(AneurinBevan)容颜姣好的妻子。他一度曾经被威廉姆斯推荐给莱恩，作为企鹅出版社可能的法定继承人。威廉姆斯太太也是一名手艺高超的厨师和爽利而大方的女主人——这两种品质都是艾伦·莱恩指望自己生活中的女性所具备的。她们经常要即刻招待印刷商、书商、作者和企鹅的职员。因幼时被认为身体孱弱，她曾被送离家去跟布里斯托的舅舅舅妈一起生活。结果是，人们觉得她比在德文郡的姐妹们更有教养。她曾经跟一名叫做哈里斯先生的男子订婚达八年，他的农场跟她父母的相邻。可是令她父亲非常气愤的是，她选择嫁给那位温驯而恭良的萨缪尔·威廉姆斯，挫败了他拓宽农场疆域建立自己王朝的雄心。卡米拉和她未来的丈夫都是教堂服务人员。她为教堂仪式弹奏风琴；而他尽管倾向于革新教会派，却也在圣玛丽雷德克里夫教堂的唱诗班演唱。这座教堂位于布里斯托中部，是座雄伟的垂直式建筑杰作。他们就是在那里结的婚。P1-4

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曾经写道：“没有两本传记是相同的，因为作者在每一本中都会注入些必定始终不同的自传因素。”这本传记也未能脱此窠臼。我出生时，企鹅图书已问世七年。我的整个童年对它们全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从事出版和文学工作，对艾伦·莱恩及其同事们也有一定的了解。书写有关企鹅出版社成为全国性出版机构的那些岁月宛如重访一个记忆模糊的国度，早已远去，却依旧熟悉。尽管我与莱恩从未谋面，但本书中出现的许多人物，有的自我的出版生涯初期既已相识，或知道其名声。

作为第二代企鹅图书的读者，我当时每个月都期盼着有什么新书出版，以为唯一值得阅读的小说，就是企鹅出版社用其著名的橙白两色统一封面的那些平装版小说。要想知道古希腊、汉诺威王朝、罗马天主教会、印刷术、卡尔·马克思甚至气候方面的知识，则自然想到蓝色封面的塘鹅丛书(Pelican Books)。对我们这些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而言，企鹅跟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全民医疗制度一样，似乎就是一个塑造我们生活的、仁慈的垄断者：一个独特不变的机构，没有对手，无与伦比。至于何人该对此一切负责，这一切如何而来，与我毫不相干。企鹅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在我走出校门那年接受了审判，可我对此毫无记忆；甚至在七年之后我到柯林斯出版社(Collins)的营销部门任职，艾伦·莱恩这个名字对我也毫无意义。

那些岁月里，出版人仍然还是值得报刊媒体关注的。那些彩色的报纸副刊时常刊登文章谈及书业两位令人羡慕的“奇才”：汤姆·麦奇勒(TomMaschler)和托尼·戈德温(TonyGodwin)。巧的是，这两位都曾经给艾伦·莱恩打工。尽管讲述艾伦·莱恩成就的专栏比关于其他出版人的要多，而且最近的文章都是关于他解雇了托尼·戈德温，但在我逐步熟悉出版界之时，他业已精力不济且病恙缠身了。他为其同辈的业界人士所尊敬，但在更广大的领域内没有证据说明他比诸如乔治．韦登菲尔德(GeorgeWeidenfeld)、安德烈·多伊奇(Andre Deutsch)等多姿多彩的人物更受爱戴。和许多人一样，我错误地认为他发明了平装本。然而鉴于对他一无所知，我没有理由作他想。

对于一九七。年他的去世，我什么都不记得，之前一年我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当初级编辑。同事中有位年轻人大卫．蒂尔，他娶了莱恩的二女儿克里斯蒂娜，在那里获得一些精装书的出版经验，然后回到企鹅出版社。安德烈·多伊奇喜欢提醒我们说，他的出版社被选中是因为自身的荣誉，而由于他的专业精神和对出版业的奉献精神跟艾伦·莱恩不相上下，这一点完全合乎情理。我跟妻子曾经到蒂尔夫妇位于“老磨坊”(Old Mill House)的住房里跟他们共进晚餐。老磨坊是艾伦·莱恩的一栋建于十八世纪的优雅的房子，位于西德雷顿。从那时起，我就经常想，莱恩本人是否在这里待过。不久我们就各奔东西，我再也没有想起大卫·蒂尔，直到一九九七年在安德烈．多伊奇的八十岁大寿聚会上，他亲切地在我肩头拍了一下，向我再次作了自我介绍。

我在一九六七年所进入的出版业乃是艾伦·莱恩终生从事的行业。尽管出现过一些合并和并购，多数出版社仍然独立经营：很多出版社．像柯林斯和约翰‘默里(JohnMurray)仍然是家族企业。其他一些，如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或者韦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Weidenfeld&Nicolson)，则由创始人管理。出版社的办公室往往都在布卢姆斯伯里或者考文特花园那些摇摇晃晃的乔治时代风格房子里。它们的门厅无一例外地塞满了棕色的纸包，楼上的办公室则兼有雅致和肮脏的格调。大理石壁炉架上乱糟糟地堆放着折角的展示卡和半空的酒瓶，可容双膝的维多利亚式办公桌上，横七竖八地放着校样、书目、审读报告、旧咖啡杯、封面打样、满满的烟灰缸、尚未回复的信件以及干净的清样等等。除了一两个可怕的例外，出版业，至少是在定位高端的出版社，充满了男子气，人们往往已届中年。他们喜欢穿着户外风格的鲜艳的花呢西装或白色条纹西装，还都是加里克俱乐部或者萨维尔俱乐部的热心会员，喜欢在信封背面草草写下备忘录或者计算数字，并坚定地信仰漫长的午餐要有酒水相伴。财务和发行人员在那里接受(而不是发出)指令；而很多指令来自于出版人的“嗅觉”或者“预感”，人们津津乐道于出版人如何在餐桌上约到后来名噪一时的书稿的故事。很多辛苦活则是由那类旧式的职员，那些富有但怀有一丝文学理想的前公学毕业生，以及最为珍贵的——一支稳定的中年未婚妇女队伍一起担当的。她们拿着低得可怜的薪水，每天晚上还要将装满篮筐的打印稿或者校样扛回家。

我离开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后，先后就职于A．P瓦特文学经纪公司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然后在查托与温达斯出版社(Chatto&Windus)做了十年。在我从事出版的那段时间，这个行业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莱恩也许并不喜欢或者主张那些变化。那些他所了解或有过合作的出版社——乔纳森·凯普出版社(JonathanCape)、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HamishHamilton)、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Secker&Warburg)、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Michael Joseph)、海涅曼出版社(Heinemann)、韦登菲尔德出版社、哈钦森出版社(Hutchinson)、他钟爱的博德利·海德出版社(Bodley Head)，甚至那家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威廉·柯林斯出版社(William Collins)——都被大企业集团收购了。办公地从布卢姆斯伯里的排房换到了毫无特点的办公楼的某个楼层。身穿白色条纹西装的中年男士被那些不再当温顺陪衬的女士挤到一边。无酒不成的工作午餐开始失宠，牛排、腰子布丁和红酒让位于三文鱼和带泡矿泉水。随着计算机和复印机喷涌出成堆的公文，官僚制度赢得了胜利，越来越多的会议用于讨论那些公文里的内容。出版商不再对那些爱谈论小道消息的专栏作者和人物作者感兴趣，而是转向公关人士、名人、电视厨艺节目主持人以及一个文化更匮乏的时代的其他英雄们。并且，正如托尼·戈德温曾经预见的那样，随着各家出版社创立自己有竞争力的平装书品牌，为自己保留下那些曾经会交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并收回那些几乎像是企鹅出版社自己创造的图书的版权，企鹅出版社在图书市场的文学板块失去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某种程度上，莱恩那“有得也有失”(swings and roundabouts)的原则生存了下来：畅销小说以及园艺、棋类图书继续贴补着那些被忽略的十八世纪小说家的首部小说、无足轻重的回忆录、传记图书的出版。

拥有文学野心的出版人，由于一只眼睛看着时钟，另一只眼睛盯着大门，并且缺乏这个行业所要求的偏执狂热，鲜有到达成功之巅者。和众多顶尖出版家一样，莱恩既非充满睿智也不附庸风雅，却兼有敏锐的商业意识和直觉性的良好品味，并具有阅读时代精神的能力。人们经常指出，他是个矛盾的角色，表现在他既和蔼又冷漠，既残酷又懦弱，既忠诚又寡情，然而——跟许多创立、经营商业帝国的人一样——他又是个简单、单纯的人，他所取得的成就比他对人类状况的洞察要更有意思，很少有作家和知识分子常有的摇摆不定和优柔寡断。尽管并非是最书卷气的男人，他却是文学出版人，因为他用人人都买得起的图书定价普及了古往今来最优秀作家的作品，而他的影响则是文化性的、社会性的，甚至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学性的。就像《观察家报》的大卫．阿斯特(DavidAstor)，英国广播公司的贝弗里奇勋爵(Lord Beveridge)或威廉‘哈利(willi锄Haley)或者《新政治家》杂志的金斯利．马丁(Kinsley Martin)等人一样，艾伦·莱恩是那些幕后操纵者中的一员。他们塑造了我所成长于其中的世界，他们说出那些战后工党政府所体现的理想，这一理想又通过巴茨凯尔共识(Butskellite consensus)而盛行。它们只有随着撒切尔夫人的崛起而遭受怀疑。但是除非他们走上讲台，就像莱恩同时代的伟大的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一样，出版人们是难以捉摸、令人好奇的，很难被压制下去。政客、体育明星和士兵们在公共生活中忙活着自己，记者和学者们将他们写出来，出版商们则将成果委托制作出来，那之间的联结变得更为薄弱。出版商们在有生之年赫然耸现，但很快便为人忘怀。艾伦·莱恩是一或者应该是一这条规则的罕有的例外之一。他坚持让最多的人可以买到毫不马虎或简单制作的最优秀的图书产品，这也使他成为一个日渐愚蠢的时代的典型人物。

莱恩去世的第二天，企鹅与培生朗文合并的消息便公之于众，这样避免了被美国的麦格劳一希尔兼并掉。尽管企鹅系被并人培生朗文，而非相反，企鹅出版社依然是一家英国的出版机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点给人两头不着边之感：出版业变化飞速，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企鹅出版社将失去其独特的身份，并且，无论如何，它将成为跟其他任何一家出版公司并无二致的公司。随着封面和书脊上的橘黄色渐趋消褪，塘鹅图书逐渐被人遗忘，切奇尔德的企鹅形象以及企鹅经典文丛继续踯躅而行，提醒着人们一个业已消失的时代。

企鹅书目上众多著名的名字消失了，不同出版社都已开发出版了自己的平装本书目，收回了版权。然而，一九八四年彼得。迈耶(PeterMayer)在英国先行树立起维京图书的精装本品牌后，企鹅便获得了其自身的平装本版权来源。紧接着，迈耶于一九八五年从汤姆逊集团买下了历史悠久的哈米什·汉密尔顿和迈克尔·约瑟夫两家出版社，这样企鹅得以能够同时出版平装本和精装本，并向其作者支付两种版本的全额版税。这些书不再为了出版平装本而重新排版，确保遵循由切奇尔德和施穆勒定下的标准，并使用精装本的版式。传统的A型开本被舍弃，代之以更大的B型开本。这种开本具有更大利润空间，但却让那些喜欢将小开本企鹅书随手放进外套口袋的读者很不爽。新书以平装和精装两种版本出版。莱恩也许会憎恶之，称之为“卖胸书”①。封面则跟那些被弗洛斯蒂和比尔·威廉姆斯所鄙视的暴发户风格的对手的图书封面半斤八两。最终，企鹅除了立足于英国，也拥有了它的美国公司。一九二○年代莱恩的朋友哈罗德·金兹伯格(Harold Guinzburg)创办的维京出版社于一九七五年被并购。维克多·韦布莱特和库尔特．伊诺克创办的新美国文库出版社也被购下。一切又回到原点：最为淘气的出版人莱恩一定会津津乐道于这种讽刺。

艾伦·莱恩对英国的贡献比萧伯纳、H.G．威尔斯都大，他影响了英国人的品位、思想、知识。也许，还有性格。

——《每日先驱报》

每个人都想被救赎：宗教也许不能保证这个。但也许阅读可以让你改善生活、增进对世界的了解。企鹅则继承了这种不可知论者的狂热。

——《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