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玉捷和周小萍合著的《老城厢（我的老家我的新家）》是一本值得社会学界关注的著作。作者从社会学、人口学的视角，用文字与图片记录了老城厢中的流动人口与老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谐共存，是一本独具特色的田野调查报告，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学术价值。这也是一本值得所有新老上海人翻阅的通俗读物。对于老上海而言，本书将引起他们深深的回忆，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简陋房屋、简朴生活，以及过去岁月中的点点滴滴。对于新上海人而言，这本书将带他们走进上海的底层生活，了解他们不曾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历史。

本书以流动人口老城厢社会融入为观察视角，细致地梳理了一直被海派传统生活经典标签化的老城厢当今真实的社区生活，展现了老城厢由流动人口和原住老年人口共同组成的社区关系、社会互动和社区秩序，揭示了老城厢面临的矛盾境遇：即老城厢社区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城区衰败与随流动人口而来的社区生机。

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社区发生了什么？社区中已经发生的现实会给未来社区发展，乃至城市未来带来哪些深刻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也应当知道的东西。

影像记录是一种感性的、直观的城市社区关注方法。

某一时点的影像记录不仅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社区最真实的、不加修饰的面貌，而且，还可以为未来城市及社区提供形象的、感性的对照材料。在读图时代，影像工具的运用是文字工作者的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由黄玉捷和周小萍合著的这本《老城厢（我的老家我的新家）》试图应对这种挑战，尽量用照片形式代替文字论述，也让图片充分发挥作为论述工具的作用。

引言

第一章 老城厢里的他们

 第一节 梦花街的伍师傅

 第二节 乔家路的裘师傅

 第三节 静修路的张师傅

 第四节 光启南路的小何师傅

第二章 老城厢社区

 第一节 老城厢的由来

 第二节 老城厢的地理位置

 第三节 老城厢人口

 第四节 老城厢经济

 第五节 老城厢城区改造

第三章 “嵌入”老城厢

 第一节 “嵌入”：一种流入方式

 第二节 “嵌入”：一种生存状态

第四章 就业“嵌入”

 第一节 自我生长的就业

 第二节 亲缘和地缘就业网络

 第三节 就业岗位选择与技能培训

 第四节 环卫工人

第五章 居住“嵌入”

 第一节 “拔楔子”游戏

 第二节 老城厢的居住空间

 第三节 电表和水表

 第四节 居住公共空间

 第五节 晾晒衣服

 第六节 马桶

第六章 生活方式

 第一节 节俭式消费方式

 第二节 出行

 第三节 闲暇

 第四节 生活态度

第七章 社会互动

 第一节 社区互动

 第二节 传统社会空间的保持

 第三节 社会参与

第八章 社区冲突

 第一节 老城厢社区冲突的特点

 第二节 社区冲突的解决

第九章 社区认同

 第一节 地域认同

 第二节 观念认同

 第三节 社区权威认同

 第四节 市场管理权威认同

 第五节 社区对流动人口的认同

 第六节 社会认同

第十章 老城厢的孩子们

 第一节 弄堂里出生和长大

 第二节 上学的烦恼

 第三节 未来的忧虑

第十一章 老城厢的未来

 第一节 老城厢的老人们

 第二节 老城厢的流动人口

 第三节 对老城厢未来的看法

 第四节 老城厢创新

第十二章 老城厢的历史记忆

 第一节 老建筑，新记忆

 第二节 老街牌，新故事

 第三节 平凡

 第四节 平静

 第五节 老城厢之夜

后记

第一章 老城厢里的他们

第一节 梦花街的伍师傅

冬日下午的阳光静静地洒在梦花街上。

梦花街紧挨着老城厢的西门。从地铁8号线老西门站7号出口处出来，沿着复兴东路向北200米就到了老西门仪凤弄；穿过短短的仪凤弄，梦花街就到了。

梦花街不太长。早年上海官学就设在梦花街的文庙内，每年有大量来自江浙的举子到此应试。据称，在梦花街客栈住上一夜，第二天考试必定“梦笔生花”。这也是梦花街名的由来。经过上百年历史荡涤，如今的梦花街早已褪去了与科举制度并存的繁华与喧嚣，平实为老城厢里一条普通的居民小街。 等单位，现为上海府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顾问。

伍师傅的理发店在梦花街东头。店里没有小工。太太负责技术活，伍师傅负责辅助活，外加买菜做饭，以及其他一切对外的活儿。

理发店早上8点开门，晚上10点关门，每天营业14小时。

伍师傅是湖北黄田人，20世纪80年代初来到老城厢，算是改革开放后老城厢流入的第一批流动人口。伍师傅说，他来的时候，除了几个做生意的江苏南通人之外，老城厢几乎没有其他流动人口。

伍师傅的舅舅是1954年来上海老城厢做木匠的，后来就把家安在了老城厢的蓬莱路。16岁时伍师傅母亲去世了，舅舅让19岁的小伍到上海来投奔自己，算是对故去的妹妹一点安慰。

年青的小伍跟着舅舅在老城厢走街串户做家具。白天用做家具的木板一搭就是一个木匠摊，晚上找两块稍微完整一点的木板，放上被子就是一个睡觉的铺。冬天了，南方的晚上湿冷湿冷的，就用油布把木板铺围一围，小伍一觉睡到天亮。

那时，老城厢居民普遍看不起外地人，动不动就是“外地人，乡下人”。小伍师傅年青，有的是力气，又正在学技术的当头，对这些也不太在乎，随便别人说什么，一门心思只想着把活干好。

惟有一件事是必须在乎的，那就是换粮票。小伍师傅没有上海户口，也就没有上海粮票。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米，他需要想尽各种办法跟人换粮票，解决吃饭问题。

学了几年手艺后，时光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时，沿海地区家具工业流水线大规模上线了。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时尚板材家具立即占领了全国家具市场。小伍师傅舅舅的木匠摊遇上大工业，不得不收摊关张了。小伍也就失业了。

舅妈一直在老城厢的生产组工作。改革开放后，生产组关闭了，舅妈在老城厢菜市场摆地摊，卖一点从董家渡布料市场批发来的布料小百货。舅妈让失业的小伍跟着她摆地摊。

尽管过去了很多年，聊起这段摆地摊的经历，伍师傅至今嘘唏不已。  为了多赚一点钱，年青的伍师傅坚持到上海小百货比较匮乏的城区摆摊。每天早上3点，天还没亮，小伍师傅肩搭着两个大布袋就出门了。布袋里装着老城厢董家渡布料市场批发来的台布、枕套和床围等各种缝制好的家庭用品。每件售价10元以内，每件赚5角钱。

在那些年里，小伍师傅跑遍了上海大多数城区。哪里东西好卖就去哪里。东边最远的到了宝山区的吴淞、大场等镇，西边最远的到了青浦区的北新泾，南边最远到了浦东的高桥。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公共交通发达，但很拥挤。年青的伍师傅背着两个大布袋上车，特别讨人嫌，总是招来一阵阵“外地人，乡下人”的咒骂声。为此，小伍师傅每天早晨3点就出门，能不坐车就不坐车，一路步行。到了目的地，先找菜市场。布袋往地下一铺就开卖。下午2点，不管卖完没卖完，都往回赶，为的是避开公交下班高峰。回到老城厢，回家再补一些货，赶到老城厢某个菜场或是城隍庙继续卖。

小伍师傅就这样每天15、16个小时地工作着，赚了钱就寄回老家存着。几年后，家里给小伍师傅找了个媳妇。媳妇长相好，勤快能干，小俩口感情很好，媳妇很快也从湖北老家来到老城厢，跟着在老城厢蓬莱路开理发店的伍师傅舅公学理发。

学艺两年，媳妇手艺很不错了。1993年，小伍师傅和媳妇在蓬莱路上离舅公的理发店不远的地方开了自己的理发店。

理发店生意很好，店里开始缺小工。小伍师傅就到老家找一些年青的老乡帮忙。这些年青老乡学到手艺之后，也像小伍师傅媳妇一样开了自己的店。然后，伍师傅再继续从家乡找人。周而复始，日子就像滚雪球般过去了。曾经的小伍变成了伍师傅，媳妇变成了伍太太。店里出去的老乡们陆续变成了张师傅、李师傅……他们现在在闸北、虹口、杨浦和浦东等地开理发店。大家关系都很好，经常聚一聚，交流交流时尚发型信息，叙一叙乡情。

2000年伍师傅在浦东杨思买了一套商品房，装修好了却一直没去住。因为买房并不是为了离开老城厢，而是通过买房为儿子拿一个蓝印户口，方便儿子在上海上学。按照当时的政策，伍师傅可以拿两个蓝印户口，但伍师傅和太太只要了一个，另一个放弃了。他们说，我们是夫妻俩，是连在一起的，都没有上海户口，就永远一样了，永远连在一起了。（P3-8）

引言

对城市研究而言，人们更愿意把目光投向那些城市新开发地区，因为它们是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有着更深远的未来。对社会学研究而言，人们也更愿意把目光投向那些崭新的居民社区，因为那里正在滋生着新的社区关系，新的社区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影响了这个社区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稳定。同时，许多社会学研究也会关注那些正处于旧城改造中的老城市社区。由于拆迁和人口迁移，这些社区长期稳定的社区关系突然崩裂，引起人们一系列心理应激反应和社会负效应。对于那些保持社区建筑原状的老城市社区，我们则很少关注或是需要关注的社区太多而来不及关注。由于对它们的疏忽，它们在我们脑海里的印象也常常是历史的和模糊的。它们在我们脑海里的视觉印象往往定格在某个历史断面上，我们甚至天真地以为，它们现在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也许，它们未来也还将继续是原来那个样子。

我们对上海老城厢地区的认识就是如此。

20世纪20-30年代和70-80年代的两种老城厢经典生活方式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们脑海。因为这两种生活方式曾经是许多上海人经历过的真实生活，也是过去以及现在许多影视作品反复渲染的视觉影像。我们常常误以为，20-30年代老城厢生活就是老城厢的历史，70-80年代老城厢生活就是老城厢的现在。

现实并非如此。

老城厢地区是上海迄今为止地域风貌和建筑风格保持最完整的老城市社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老城厢城隍庙地区经历了几次大的改造之外，老城厢大部分居民居住区域仍然保持了历史建筑原貌。但是，老城厢地区却是上海人口最密集和人口变动最大的老城市社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城厢社区大量中青年人口陆续离开老城厢，而大量中青年流动人口则同时流入老城厢，几乎形成了人流对冲态势。目前，在老城厢仅有的2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20万常住人口，人口密度为上海城区之最，也为老城厢人口密度历史之最。8.5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在老城厢地区工作、生活、居住。他们支撑了老城厢地区绝大部分经济和商贸活动，成为老城厢地区主要的经济主体和消费主体。在老城厢户籍人口（指常住人口，不包括户在人不在人口）严重老龄化情况下，流动人口逐步成为老城厢社区重建（社会学意义上的，而非行政意义上的）主要参与者和城区创新参与者。

在历史的不经意当中，老城厢社区已经改变，老城厢社区关系已经重构。

今天，老城厢社区是老城厢原住居民的老家、流动人口的新家。老城厢奇特的人口沉淀效应，使得流动人口来则沉淀，不再流出。流动人口的新家也正在变成流动人口的老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城厢流动人口家庭的孩子一拨拨在老城厢成长起来，老城厢也将继续是这些孩子们未来的家。  老城厢社区是城市研究和社会学研究极好的研究案例。

旅游和商贸等经济功能使得老城厢社区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而它2平方公里承载着20万人的居住生活使得它更具有重大的民生效应。在上海6 3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是一个很小却很独特的、不容忽视的社区代表。在过去30多年的社区人口变动中，它经历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区社会生物学过程。原有的、长期稳定的社区关系由于中青年人口离去发生巨大的变更和动摇，流动人口作为社区的外来者，“侵入”和再次“扰动”了这个极不稳定的社区关系，使得它不得不发生了重建。这个社区嬗变和重建过程就是老城厢社区关系重构的过程。

同时，这个过程还是流动人口城市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流动人口经历了学习、认知改变和角色创新等一系列社会化过程，完成了他们从农村到城市的城市化社会认知。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制度和资源约束下，他们利用农村地区的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在老城厢创造了一系列就业、租房和子女教育等自我服务的社会关系网络，保障了自己在老城厢就业和家庭在老城厢社区的生存。

老城厢社区还给予了流动人口城市社会化非常独特的背景。首先，老城厢社区土地资源非常紧张。在老城厢里没有任何自行搭建住房的可能性。其次，老城厢社区居住空间恒定。老城厢住房大多为石库门房子，房屋狭小、住户却非常多，人称“七十二家房客”，牵一发将动全身，流动人口没有任何改变居住空间的可能性。再次，老城厢里没有现成的就业岗位。在老城厢里没有第二产业，没有可以提供服务业就业岗位的写字楼、大商场。

老城厢给予了流动人口独特的城市社会化参与方式。其一，居住“嵌入”。由于老城厢居住空间资源高度压缩性，老城厢流动人口不可能像城郊结合部和城市郊区的流动人口那样“导入”或“流入”，只能“嵌入”，如同“嵌入”到一个个狭小的蜂穴当中。而且，蜂巢中居住的人群是异质性的。既有流动人口，又有原住居民，一个家庭挨着一个家庭，甚至没有明确界限的公共居住空间。其二，就业“嵌入”。老城厢有豫园等现成的旅游产业空间以及近20万居民的生活空间，却没有现存的、充足的产业。流动人口自创就业岗位，把自己“嵌入”到老城厢产业经济当中。这两种“嵌入”，造就了流动人口在老城厢社区的生活态度：既遵从，又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老城厢社区关系重建中流动人口具有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老城厢社区关系重构的社会结果非常值得关注。

长期以来，城市研究和流动人口研究分属两个研究范畴。城市研究往往将流动人口作为城市补充劳动力资源，总是从城市经济总量上关注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贡献性。并且，也常常从城市资源环境角度关注流动人口对城市资源环境的挤占甚至破坏。社会学范畴下的流动人口研究则更关注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化过程，以及流动人口在城市获得的社会公平性。然而，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城市社会结果却很少有人关注。事实上，由于流动人口的进入，许多城市社区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城市中，出现了一系列非纯户籍人口社区类型。如，纯流动人口社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混居但相互疏离的社区（如城中村社区、郊区社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共同重建的社区（如老城厢社区）等。这些社区中的社会关系体现出来的社会结果（如和谐社区、犯罪率非常高的社区、老乡社区等）是政府部门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城市发展最终结果。

在这些新型城市社区关系中，老城厢社区具有较强的特殊性。首先，流动人口社区的“嵌入”方式决定了他们与社区关系的紧密性，也就决定了他们在社区重建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老城厢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流动人口参与社区重建提供了基础。作为一个具有几百年商贸港口城镇历史的老城区，老城厢社区讲究利益均衡文化，这种文化优势是一般流动人口与原住居民混合社区所不具备的。流动人口因此可以凭借自己的资源优势作为社区利益博弈方参与社区非正式制度的博弈，并且在博弈过程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在其他社区，这种情况是很难想象的。现在的老城厢社区是一个流动人口与原住居民和谐共处，但又有各自生活圈子的社区。流动人口对老城厢社区非常认同，原住居民也对流动人口非常认同，同时社区行政权威--居委会对社区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协调权威性。

已有的研究为老城厢社区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依然可以作为老城厢社区研究的理论框架。尽管老城厢社区具有非常多的特殊性，但它的社区发展逻辑依然在社区理论基本范式之内。本书将以流动人口与原住居民在老城厢社区互动、社区团结和社区冲突为论述主线，以流动人口社会行为观察为微观视角，通过观察流动人口在老城厢社区的就业“嵌入”、居住“嵌入”、社区互动行为，以及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化过程中的个体动机、目的与需求，来解释老城厢社区重建过程及其结果。并且，通过对流动人口现有资源场域和关系网络的观察，了解流动人口通过自身仅有的资源场域与关系网络互锁来获得社区重建参与能力并影响社区重建的过程。并且，也试图为荷兰社会学家诺曼·龙的社会行动理论关于“特定社会形态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中形成并运行”的论述提供一个上海城市社区案例。

社区是城市的基础。关注城市，必然应当关注城市社区。

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社区发生了什么？社区中已经发生的现实会给未来社区发展，乃至城市未来带来哪些深刻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也应当知道的东西。

影像记录是一种感性的、直观的城市社区关注方法。

某一时点的影像记录不仅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社区最真实的、不加修饰的面貌，而且，还可以为未来城市及社区提供形象的、感性的对照材料。在读图时代，影像工具的运用是文字工作者的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本书试图应对这种挑战，尽量用照片形式代替文字论述，也让图片充分享受作为论述工具的机遇。

经过半年的努力，老城厢流动人口视觉田野调查终于完成，并有了《老城厢：我的老家，我的新家》这本以照片为主的田野调查视觉笔记。

老城厢是迷人的。2007年，我们在黄浦区开展流动人口调查时，第一次接触到老城厢，即刻被老城厢的历史文化建筑所吸引。之后，在黄浦区每年一次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中，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把老城厢所在的小东门街道、豫园街道和老西门街道等三个街道列为问卷调查点。我们曾经调查了在老城厢商务楼里工作的白领阶层，调查了豫园商城中的流动人口商户，调查了董家渡布料市场的流动人口搬运工人。在2010-2013年，我们连续三年通过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项目调查了老城厢流动人口家庭情况。问卷调查资料是丰富的，但是它又是抽象的、不具体的。而且，在问卷调查中，老城厢与流动人口往往是脱节的。我们一直期待通过更为深入的访谈调查了解老城厢流动人口更为立体、具象的生活状态，以及老城厢社区与流动人口的相互关系，从而为人们展现老城厢在本世纪初真实的生活形态，以填补人们心目中关于本世纪老城厢历史记忆的空白。

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决定通过相机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愿望。2015年元旦第一天，我们踏上了老城厢流动人口视觉田野调查的路程。连续3个月的访谈和家庭走访，我们发现了更多之前所没有看到或体会到的人与老城厢的关系，并反复被老城厢坚韧的文化精神所感动，也被老城厢对人的强大规制作用所震撼。当然，更为互联网时代老城厢可持续发展前景所忧虑。

总之，我们用相机初浅地记录下了当今老城厢社区里的琐碎点滴，但愿它能成为我们关于本世纪老城厢历史的真实记录。

在此，我们要感谢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黄浦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感谢苏燕、张燕尔、俞启梦、陈丽娟、蒯晓楠、富卫华、李婷、赵玉文，感谢在调查中给予我们帮助的所有老城厢居民（包括原住居民和流动人口）。感谢杨卫研究员的专业指导，使调查成果可以为大家分享；感谢资深出版人陈军编审，他的建议和审稿使本书的质量有了学术性的提升。谢谢!

作者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