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荻、顾维钧等著的《少帅春秋》讲述了张学良的一生沉浮映照出的是百年中国的跌宕史。

中国现代史的丰富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完整呈现！

花花公子与政治家、军事家“三位一体”，其一生之传奇性与戏剧化，冠绝民国史。

东北易帜、“九一八”、西安事变，屡改国史进程，是非功过，留待后世评说。

赵一荻、顾维钧等著的《少帅春秋》是十余位亲历者对中国现代史传奇人物张学良沉浮一生的集体回忆，涉及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众多历史事件，以及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演变、与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的情感纠葛，为读者了解民国史提供了众多崭新视角和鲜见资料。这些亲历者，既有张学良的侍卫、女佣、英文教师，也有与其有过密切交往的外国记者、东北大学老校长，还有顾维钧、唐德刚等政、学界闻人，资料新颖全面，史料价值重大。

张老帅和张少帅

郭松龄反奉·张作霖被炸·枪毙杨宇霆常荫槐——记耳闻目睹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二三事

张学良改造兵工厂与杨宇霆之死

最新发现张学良早年史料普赖德助张调停直奉战争

张学良突袭中东铁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惠尔回忆录之一六

“九一八”前后与张学良的接触

张学良与中原战争资料举要

张学良驻武昌趣闻

西安事变两主角：蒋介石与张学良

早年女佣回忆张学良与于凤至

大丈夫之气概——写于张学良先生九秩华诞前夕

闲话张学良九十寿——蒋公去世时，张学良的挽联说明一切：“关怀之殷，有如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序传虹霖女士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万里无云，月明如镜（正当阴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

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军乐。车队中的第一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色大轿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大元帅常服，腰间佩剑。他身材虽然不够魁梧，但步履间却是英挺飒爽。

这时，他的儿子张学良，当时担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和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的杨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线败退下来的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孙传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欢送大元帅的离京出关。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别。军政府撤退专车一共三十辆，当张作霖踏上车门时，便准时徐徐开动了。张作霖伫立车门的台阶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礼，一直到专车开出站台，他这才走进车厢。张作霖面上虽然一直维持着镇静的微笑，显然的，他的内心则是不胜其感慨的了。

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最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

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地有感于最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幕。不过，事实上他可也并不觉得这一幕来得太属意外。

张学良是一直不以张作霖进关参与中原内争为然的。东北大学前任教务长王卓然便曾撰文指出，张学良曾向老子苦谏过，但老子不听，他做儿子的又只得服从地来做他父亲实现野心的工具。实际上，就在这种安排之下，当他老子离开北京的时候，他便奉命暂留北京，来处理军事上的这一场残局。

当时，张学良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已经是三方面处于国民革命军的包围之下了。晋军威胁到察北，并隔着北拒马河呈直薄北京之势，而津浦路上的直鲁联军，在由徐州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部西北军的压力之前，竟一泻而下，使得天津前线的奉军大为动摇。

在这种情形之下，张学良自然不能在北京久待下去。他和杨宇霆暂且留守北京，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指挥他们统辖的第三、第四两个方面军的队伍，安全地向滦河一带集中，然后，再考虑如何安全地撤到关外。

这天晚间，张学良由天津的电话报告中，得知张作霖在天津逗留了一整天后，已于午后六时五十二分离开天津，不久便驶出山海关，奔向锦州了。山海关外，是他们张氏父子的老地盘，听说他老子出了关，便有一大半业已回到家的安全感了

就当此时，有一段饶有趣味的插曲，值得一提。

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之子吴泰勋，这时也留守北京。吴俊陞是由黑龙江远道来北京迎接张作霖同车回东北的。这天晚上，张学良看见吴泰陞在公馆里扶乩问事。张学良一向对于迷信的玩艺儿是极感兴趣的。他凑上前去打趣地要问问大元帅的现在行止，岂知，乩语上批出来四个字：“大帅归矣。”当时，张学良尚奚落吴泰勋说：“这乩太灵了，谁不知道大帅已经回去了！”焉知，第二天六月四日清晨六时，张学良接到奉天的急电说：五时三十分大帅的专车在皇姑屯中雷被炸，大帅和吴俊陞均重伤身死。这像一声巨雷直接击中了他的头顶，他一时吃惊地被震住了。他立刻联想到乩语，就当这一刻他迷信了。他觉得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捉弄他们父子，他神智有些陷入混乱，他茫然，感到虚脱而无力。

接着他想到另一件事，这天是阴历的四月十七日，是他二十八年前降生的日子，是他的生辰，何以能够如此巧合，这一天正也就是他老子的死日！

由这天起，他下了一个决心，不再祝贺他的生辰了。他把生辰改用他太太于凤至的生辰，同为阴历的五月初八。四月十七日这天，对他来说，其中有生机，也有死机；是他自己的生日，也是他老子的死日，他永生不能忘却这一天！（P2-4）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O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