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精）》是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代表作，精装全译本。附作者创作年表、多国学者对谈。

茨威格于1942年2月22日自杀，本书是他鼓起生命中最后的热情，留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每一个身份都让茨威格处于天崩地裂时的风口浪尖。

繁荣背后掩藏着巨大的危机，战争成为手段，和平被当作筹码，个人在时代的巨浪中无所适从。

极具个人视角的欧洲精神衰落史，既不“客观”也不“全面”，只是饱含情感，渴望激起每个心灵的回声。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精）》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代表作，也是他晚年最看重的一部作品，本书既是一部文化史著作，也可视为茨威格的心灵自传。茨威格早年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经历过欧洲的文化兴盛时期，后来又经过一战和二战的冲击，亲眼目睹了欧洲文化逐渐衰落的过程。在这部回忆录中，他细致描写了自己在每个社会时期的经历和见闻，同时讲述了自己和诗人里尔克、作家罗曼·罗兰、雕塑家罗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人的交往，很多片段都弥足珍贵。

前言

一 太平盛世

二 上个世纪的学校

三 情欲初萌

四 生活的大学

五 巴黎，青春永驻的城市

六 通向自我，道阻且长

七 走出欧洲

八 欧洲上空的光芒与阴影

九 1914年大战伊始时刻

十 争取精神上的同路人

十一 在欧洲的心脏

十二 重返奥地利

十三 再度漫游世界

十四 夕阳西下

十五 希特勒的发端

十六 和平在垂死挣扎

斯蒂芬·茨威格生平与作品大事年表

附录 斯蒂芬·茨威格——一位从“昨日的世界”走来的作家？

译者后记

在昔日的维也纳，人们过着好日子，人们活得轻松、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带着恼怒和轻蔑俯视着我们这些多瑙河畔的邻居：这些人既不“能干”，也不保持严整的秩序，而是让自己好好地享受生活，享受美食，在节日和剧院里找到乐趣，还能创作无与伦比的音乐。维也纳人的确不具备德国人的那种“能干”——这种“能干”毕竟使其他民族的生存遭受了无比的痛苦和毁灭——也没有那种贪婪的“想要赶超一切他人”和“向前冲”的愿望，他们更愿意愉快地闲谈，愿意融洽地相处，愿意在安详愉快和放松的共处中，每个人都各得其所，于任何人并无不利。“活着以及让人活着”是最著名的维也纳基本准则。即便在今天，我仍然认为这个基本准则要比一切范畴性的绝对命令更符合人性，它可以在所有的生活圈子里不可抗拒地大行其道。穷人与富人、捷克人与德国人、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尽管他们偶尔也互相嘲弄；即便是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也摆脱了那种残忍的仇恨，这种残忍的仇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留毒物，进入时代的血液当中。在过去的奥地利，人们彼此斗争时保持着骑士风度；在报纸上、在议会里，人们也会相互谩骂，但是在发表过西塞罗式的辩论演说以后，这些议员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杯啤酒或者咖啡，相互谈话时用“你”而不是“您”。即便在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作为反犹党党魁成为维也纳的市长期间，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至少在私人交往领域里。我个人必须承认，无论在中小学、在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都没有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遭受任何阻碍或者蔑视。那种一国针对另外一国，一个民族针对另外一个民族，一张桌子旁的人针对另外一张桌子旁的人的仇恨还没有每天从报纸上跳到人们的眼前，那种仇恨还没有将人与人、国与国隔离开来；在公共生活中，群体情绪还不至于强烈得让人反感；私人领域有自己做和允许别人做的自由——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在当时还是理所当然之事。那时人们也不像今天这样把容忍蔑视为软弱和无能，而是将其盛赞为一种伦理力量。

这是因为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激情主导的世纪。那是一个有着明确的阶层划分，存在着平缓过渡地带的井井有条的世界，一个没有匆忙的世界。新速度的节奏还没有从机器、汽车、电话、收音机、飞机转移到人的身上，衡量岁月和年龄还有着另外的标尺。人们生活得较为悠闲。当我今天试图去回忆起童年时期出现在我身边的成年人的形象时，尤其明显的特征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很早就发福了的。我的父亲、我父母辈的男性亲属、我的老师、商店里的售货员、指挥台上的爱乐乐团里的音乐家，他们在四十岁时已经是心宽体胖的“气派”男人了。他们走路不慌不忙，说话得体，在谈话中抚摸着精心呵护、通常已经变得灰白的胡子。不过，白发只是表明一个人的尊严新的标记，一位“稳重”的男人要有意避免年轻人的体态和自负，那会被看成是不恰当的。即便我还是一个小孩子，那时我父亲还不到四十岁，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曾经看见过他急匆匆地上楼下楼，或者以能让人察觉到的形式匆忙做什么。匆忙不光意味着不够精致，实际上那也是多余之举，因为在这种市民阶层的稳定生活中，由于有各种小型的保障和补偿措施，从来不会有什么突然之事发生。外面世界所发生的灾难，无法穿透这“有保障的”生活的坚实围墙。发生在南非的英布战争、亚洲的日俄战争，哪怕是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存都不能有分毫的影响。他们对报纸上关于每一场战役的报告一翻而过，就如同看体育栏目一样感到无所谓。的确，奥地利以外发生了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的生活能因此有什么改变呢？他们所经历的奥地利，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没有政体上的大起大落，没有出其不意的财产贬值。如果在股票交易所里股票跌了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人们就会称之为“暴跌”，会愁眉不展地说这是灾难。人们抱怨“高”赋税，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是人们真的以为如此。实际上，如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税收相比的话，当时的税额不过如同给国家的一点儿小费而已。那时候人们在遗嘱里还精确地写下，如何才能避免让他们的孙子以及重孙子遭受财产方面的损失，就好像一旦有一张看不见的债契就有了永远的安全保证一样。人们在此间舒适地生活着，抚平小小的忧虑，如同去抚摸一只好玩而听话的宠物，从根本上人们不会对它们心怀恐惧。每当我手里碰巧拿着一张过去的1日报纸，每当我读到一篇激情澎湃的、关于一个小社区选举的文章，当我去回忆城堡剧院的某场演出以及它出现的小问题，或者我们年轻人在讨论一些原本无关紧要事情时那种过分的激动时，我就会忍俊不禁。这些忧愁是多么微不足道，那个时代是多么波澜不惊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赶上了好时代，他们的人生平静、笔直而清晰从一端到另外一端。不过，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从此嫉妒他们，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面一样，所以未曾遭遇过什么实实在在的愁苦、命运的险恶和重创；他们不曾经历任何危机和问题：它们会让心灵遭受压迫，但同时也让心灵有了不起的拓展！他们生活在安宁、富足、舒适的象牙塔中，关于生活也能变成重负和焦虑，生活是永远的意外，生活能被从各种角度撬离根基这一点，他们所知是多么少！在他们那令人感动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想法中，他们多么难以想到，即将到来的，晨光在窗前初现的每一天都能将我们的生活践踏破碎。即便他们在经历最黑暗的时刻，也不会愿意去放下幻想，去想到人会变得多么危险；同样也难以想到人能有多大的力气来战胜危险、经受考验。我们，被生活的急流所追逐；我们，被拔除掉一切纽带关联的根基；我们，总是在被推到一个终结时再重新开始；我们，是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却也是它心甘情愿的仆人。对我们而言，舒适已经变成一个传说，太平只是一个童年梦想。我们感觉到了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的张力，永久的新情况带来的恐惧深入我们肌体中的每一条纤维。我们时日中的每一刻，都与世界的命运连在一起。我们带着苦痛和乐趣，经历着远远超出自身生活小圈子的时代和历史，而我们的前人只局限于自身的生活当中。因此，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哪怕是这一代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对真实世界的了解也会千百倍地胜过我们祖先当中最睿智的人。但是，这不是我们白自得到的礼物，我们为此付出了不折不扣的代价。

P38-41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多重要，足以令我不惮于将自己人生中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当我能鼓起勇气动手写一本以“我”为主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我”为核心的书时，我的人生肯定已经遭逢了很多事情，比一代人通常面临的各种际遇、经历的灾难和考验都要多出许多。这是最让我勉为其难的事情，除非我把自己当成一场图片报告的解说者。时代本身提供了图片，我只是加上相应的解说词而已。我所讲述的，原本也并非单单是我的命运，而是全部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休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群当中，没有谁比我更首当其冲了：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每一个身份都处于天崩地裂时的风口浪尖上。它们三次倾覆了我的家园，毁掉我的生存基础，将我从那个“先前”和“往昔”中剥离出来，以突如其来的猛力将我抛入虚空之中，抛人那我早已经熟悉的“不知该去哪里”的状态中。正是那些没有家乡的人，才能在某种新意义上是自由自在的；只有那些跟一切都无关联的人，才不再需要有所顾忌。我希望自己至少能做到一点，即坦诚而不先人为主，这是任何一种不偏不倚的时代描述都需要具备的主要条件之一。

脱离了一切根基，甚至连滋养根基的土地也不复拥有，这桩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极为罕见。我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疆域辽阔的强大帝国里，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时代。但是，请不要在地图上去寻找它吧，它已经被擦掉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在维也纳长大，那是一座有两千年历史、超越国界与民族的大都市；在它沦落为德国的一个省城之前，我不得已像一名罪犯一样离开它。在人们使用我的写作语言的地方，我的文学作品被付之一炬；在同样的地方，曾经有上百万读者将我的书当作朋友。于是，我不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来到哪里我都是陌生人；最好不过的情况下，我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位客人而已。我真正的家乡——欧洲，这是我的心做出的选择——自从第二次发生同室操戈的自杀式相残以来，对我来说它已不复存在。我不情愿地成为一位历史见证人。目睹了时代编年史中理性最可怕的失败和残忍最疯狂的胜利。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如此的情形：从精神思想的巅峰到道德上的堕落深渊。我这样说时，绝对没有任何一丝骄傲，而是饱含满心的羞愧。在这个短短的时段里，从我刚刚开始长出胡楂到我的胡子开始变得灰白，这短短半个世纪内所发生的变迁和改变，比通常十次改朝换代所经历的还要多。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几乎可以说是太多了！我今天的一切与昨天的一切如此不同，生活的大起大落让我有时候会恍惚觉得，我不只有一个人生，而是有若干个彼此完全不相干的人生。经常出现的情形是，当我在不经意中提到“我的生活”时，自己会忍不住去追问：“哪个生活？”世界大战前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抑或是今天的生活？当我提到、“我的家”时，会再一次被这个问题抓住，我无法马上知道自己指的是从前的哪个家，是在巴斯的家，在萨尔斯堡的家，还是在维也纳我父母的家。当我提到“在我们那里”这个词时，我不得不骇然意识到，无论对我家乡的人还是对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来说，我都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对于前者，我人早已不在那里；对于后者，我又永远也不能完全融入。在我的感觉中，那个我曾经在其中长大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以及横亘在过去和今天之间的那个世界，变成完全不同的世界。

……

人们也总是在听命于国家对他们的要求，让自己委身为最愚蠢政治之牺牲品，让自己适应最不可思议的改变。人们无论怎样奋力抵抗，最终仍然被拴缚在某些共性的东西上。这些共性的东西让人随波逐流，无法抗拒。一个曾经穿行这个时代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被追逐和驱赶着经过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少有喘息的机会——他/她承受的历史要超过任何一位祖先。今天我们也又一次站在转折点上，面对一场终结以及一个新开端。因此，我将自己对人生的回望暂时中止于一个特定的日子，这并非无心之举，因为1939年9月的那一天给一个时代画上了终止线——那个造就了我们这些六旬年事之人的时代。假如后人能从我们的见证中获得这倾颓大厦的一个真相残片，那么我们也算没有枉然遭遇了这一切。

在进行呈现记忆这项工作时，我面对着于我并不有利，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条件。我在战争的硝烟当中写作，在陌生之地写作，在没有最起码的辅助记忆材料下写作。在旅馆的房间里，我手头没有我的书、没有笔记、没有朋友们的信件。我也无法在任何地方获得任何讯息，因为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之间的通邮都停止了，或者因为检查而受到阻隔。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得那么与世隔绝，如同几百年以前一样，如同在轮船、火车、飞机和邮政还没有发明出来时的那个样子。除了头脑中的记忆存留以外，我往昔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带在身边。记忆以外的一切，目前我要么无法可及，要么已经失去。不过，我们这一代人都很好地学会了一种锦囊妙计：不要对失去的一切哀伤不已。也许，缺少文献和细节还能给我的这本书带来益处呢。我不认为，在本质上我们的记忆无非是出于偶然才保留了某一件事，或者出于偶然才丢掉另外一件事；在我看来，记忆是一种能知性地进行整理的力量，是一种智慧的、能有所舍弃的力量。在一个人的生活中，那些被忘掉的都是原本早已被最内在的直觉宣判为要被遗忘的东西。只有那些我要为自己保存下来的东西，也才配为他人保存下来。所以，你们这些回忆，你们来代替我去说话和择取吧！至少你们要在我的生命沉入黑暗之前，给出它的一个镜像！

译者首先是读者，而且往往是原版书最认真的读者之一。当然，还有一个群体会比译者读得更认真，那就是专门从事翻译批评/翻译评判的人。

作为读者，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尤其是那些对奥地利皇室有怀旧情结和浪漫想象的人，那些对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现代派艺术和文化生活倾心热爱的人，那些对阿尔卑斯风光的雪山与湖水赞叹不已的人，在阅读这本书时眼前会不断地浮现出自己或亲见或想象中的场景。当然，还有那些热爱茨威格小说的人，会从中找到自己喜爱的作家真实生活中的蛛丝马迹。

说一句“全世界都在读《昨日的世界》”真的不算过分。早年的译本不说，近年来的新译就有英语、西班牙语译本，而法语译本则被列入著名的“七星文库”，不光印制精良，并且还带有详细的评注——连在奥地利、德国、瑞士这些以原文出版茨威格作品的出版社都没能做到。可见法国人多么挚爱茨威格的作品。茨威格在天有灵当感到无比欣慰，如此不枉他当年对法国文化、对巴黎的生活的倾心赞美。

作为读者，也很容易不经意之间掉入两个阅读误区：一是把它当成茨威格的自传，二是把它当成历史文献。

二者都不是。茨威格在前言中将本书的写作条件交代得非常清楚：在他流亡的日子当中，手边没有任何可资引用的材料，完全凭回忆写成。茨威格对自己作为时代见证人的角色有非常明确的意识，但是他并不以“客观”为标准来要求自己。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只有那些值得保留给自己的内容，才会留在记忆当中；只有那些自己珍视的内容，才配讲给别人听。简言之，他用这本书，将自己珍藏的生活精粹片断以文字的形式奉上，与世人分享。

不是自传，不是文献。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是回忆录，是口述史。茨威格不让与他直接相关的私人领域（他生活中的女人和关系密切的朋友）在书中出现，他要首先尽全力呈现那些得到广泛认可的历史人物，仿佛当事人在作证言证词时提供陈述一般。但是，整个叙述的大框架是茨威格的生平事件，因而从“当事人”视角的耳闻目睹总是和外在世界混合在一起，带着一位六旬之龄智者的思想讨论或者个人评议，把那些不同学科角度（历史学、社会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或者纯政治分析的看法糅杂在一起。好像在跨时空的维度中多个机位在同时拍摄，而茨威格则是那位技艺完美、游刃有余的剪辑大师。

这么大的时空跨度、这么长的篇幅，这本书之所以能保持“杂而不乱”，除了茨威格掌握出色的叙述技巧以外，也在于全书有一个贯穿的基本理念，即他的欧洲理念。《昨日的世界》的法语译者塞尔日·涅梅茨非常到位地总结如下：“他坚持把自己描写为一位不关涉政治的人文主义者，一位欧洲人，他代表的欧洲文化是和平主义的、有调和能力的。这一欧洲文化由来自犹太一基督教因素、古典因素、日耳曼和罗曼文化因素综合而成，在启蒙精神下统一起来，哪怕会经历各种波折，最终注定能超越历史上的邪恶。”

从某种意义上说，《昨日的世界》是一部纪录片，一部以语言的取合来生成画面，以叙述手法为剪辑技术而成的纪录片。读者对茨威格了解得越细，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知道得越多，就越能从中体会到悠长的意味。

以上是我作为读者的“读后感”，现在我跳转到译者的角色，将翻译过程中的情况向读者说明一下。

本译文的蓝本是德国菲合尔出版社2010年版，2013年第三次印刷。这也是我开始着手翻译本书以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年份，这两本书我都选择了出版茨威格著作最权威的出版社、最新的版本。尽管如此，译文中肯定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欢迎读者和各位方家批评指正。这本书让人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之一，是里面提到了非常多的人名。在对人名、地名的译法上，我尽量做到跟“已有的”译法接轨——但是这只能限定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我得承认，这本书涉及的内容之丰富，超出我的知识范围，有些人名、地名我只在这本书里见到过。所以，在技术处理上，人名、地名第一次出现时尽量标出德文原文。第二个问题是，该增添多少注释才合适。相关信息获取容易的地方，某些地方尽管显得有些生僻，我还是选择不加注释，比如书中提到的人，茨威格往往在行文中对该人有所介绍，读过上下文就能对该人有所了解，所以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增加注释。原则上，译文中第一次提及的人物，我会加上该人全名的德文拼写以及生卒年（茨威格的原文中经常只提到姓氏），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很容易确定该人身份，并搜寻相关信息。对于那些本土特有的文化事项——那些在茨威格的叙述中是不言自明的因而一笔带过，让外来人感到一头雾水的活动或者概念——我尽量在注释中把自己了解的知识与读者分享，比如关于维也纳普拉特公园的“鲜花彩车游行”、奥地利的新酿酒酒馆、贝森朵夫音乐厅、“伯根尼”修道院、“弑父者”衣领、“小艺术”的概念等。但是，这些注释其实都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如同餐后服务员免费奉上的口香糖一样。译者注释很多时候是一把双刃剑，看似为读者提供额外信息，其实也容易一方面遏制了读者求知探索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内容的肤浅而造成误导。

最后，我还要感谢好友Helena Obendiek（李娜）博士耐心地帮我拆解茨威格的句子，每次邮件的最后她都友好地加上一句“再遇到问题，你还可以再发过来”。如果没有这句话，我可能早就不好意思再去打扰她了。我知道，吐槽茨威格的文笔，肯定是要惹怒很多铁杆“茨粉”的。但是，有一点我自己非常清楚：《昨日的世界》我还会读很多遍，读我自己的中文译本，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去碰那艰难的德文版了。  茨威格将《昨日的世界》的手稿赠送给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以此来表达和回报他的感激之情：在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中，他度过许多美好时光。在最后一章“和平在垂死挣扎”手稿的日期下面，有茨威格手写的这段话，在后来的印刷本中它们没能与读者见面：

这是第一天。随后的日子接踵而至，明亮的、昏暗的，单调的、空虚的，战争年代滚过来了，我不愿意去说它。在我写下这行字时，它的手正在用梆硬而血淋淋的字，书写着它那残忍的编年史。然而，我们的站立处尚且在它起始之地的开端。只有在它终结之时，诗歌的韵律才会在我们耳边再度响起。

吴秀杰

2016年11月于德国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