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学龄是一位老革命，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回眸》一书记述他如何从农家娃，土改时的区委干部，最后成为省部级领导的回忆录。纵观其一身，概括起来就是：自小在私塾读书四载，长大后做农民耕种三年，后参加革命，从基层干部做起，一步一步升迁（农会、乡、区、县、地、省），退休后一心扑在心爱的摄影艺术中屡获大奖。作者自觉虽无多么辉煌的人生，但有幸在人生中有从农民到干部、从政到摄影艺术的两次转身。

一个农村子弟，经过土改工作成长，从农村基层干部，到三十几岁就当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直至省统战部长、政协副主席……这正是《回眸》一书的作者叶学龄在书中要展示的人生经历。由于作者身份的特珠性，对上始终努力理解并执行党在不同时期的各项政策；对下一贯重视实践、体察民情，几乎每到新的岗位，总在第一时间下基层调研；并坚持创新开拓精神，边实干边及时进行理论总结，留下了不少可供启示的经验。因此，这部回忆录，在生动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位随新中国一起发展的干部的历史经历的同时，也细致地记录下了与之相呼应的时代风貌与业绩。这也使这部回忆录较一般常人的更具历史典型性，并增加了一定的文献价值。

写在前面的话

农家子弟

 我过去的家

 一年四季捕鱼虾

 斗笠、蓑衣和围布

 搬块石头垫脚的“割禾客人”

 晏东桥的记忆

实践磨练

 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

 一罐银元

 “三反”运动是我的启蒙课

 乡下人进城看话剧

 第一次听说什么是社会主义

 退社风波

 我在天安门看到毛主席

 心中的偶像 学习的榜样

 “文革”初期的我

临川记忆

 前进大队二三事

 外婆拦车

 一篇散文勾起的回忆

 李井泉回乡

 “先栽禾后让路”

 穿草鞋引起的误会

 莫小看了一餐饭

 选配班子费思量

 平息“转正”风波

 “我们就是你的亲人”

 “牛耕田”入党

 针锋相对扬正气

 那年除夕

抚州往事

 我与知青的不解之缘

 一封贴满车票的信

 七女上访

 考察归来访宏村

 “大包干”引发的争吵

 自立规矩

 我与农民交朋友

 一封匿名信

 夜半紧急碰头会

 危急关头的抉择

 “你这个馒头还差一把火”

宜春任上

 走马上任

 一波三折话调整

 人才多在争议中

 从两个干部的任用说起

 无悔的选择

 破例的任职

 别开生面的培训班

 经营四特酒的理念之争

 能上能下开新风

 “我给你们送牢饭”

 不挤“独木桥”开拓“职教路”

 造伐风波

 新班子学习“老三篇”

 “先拿钱后推车”

 一石激起千重浪

 “这个干部我们要”

 一步“险棋”

 伸长乡镇企业这条“短腿”

 乡规民约

 研讨班上抒己见

 不要秘书代劳

 纪检干部的新形象

 协调关系是一门领导艺术

 从讲话不敢睁眼看台下到即席就讲

角色转换

 学会求人

 我坐了一回“冷板凳”

 我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交往

 我亲身体验了政协工作的特殊性

 “锋芒毕露”之我见

退而未休

 清明墓前说故事

 故乡情

 “粪”不顾身拍鹭鸟

 参观西山万寿宫庙会有感

 精神上的美餐盛宴

 秋荷赞

 荷悟

 黄岗山上拍日出

 渔夫情

 偶遇渔叟有感

 从憋气到扬眉吐气

 甘大妈其人

 一封媒体转来的群众来信

 退休后两封印象深刻的群众来信

 有感于追拍天鹅

 鄱湖拍鹤记

 我为农民工照了一张相

 与饶春花同志牵手告别时的心声

 一次非正规的摄影展

 吕厚民五次为我的摄影集写序

附录

 浓墨重彩绘春秋

 记忆中的县委书记叶学龄

 有胆有识敢为人先

 叶学龄的知与行

 我敬佩叶学龄从事生态摄影的执着精神

后记

参加革命工作后，有一帆风顺，也有坎坷不断。但坎坷也能锻炼人，我就是在坎坷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要感谢一个同志，这个同志是我心中的偶像、学习的榜样。

1951年，我参加土改，担任过“农协会”的干部、乡文书、区委宣传委员。1952年8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被调到县委农工部、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工作。1955年，县委决定将22岁的我派到第十区任区委书记。县委党群书记找我谈话时说，已上报地委，在正式通知下达前，要我先去十区，协助即将调走的区委书记洪连阶主持全面工作。洪因为要调走，把一切工作推给了我。我在十区放开手脚大干，搞调查，听汇报，作报告，布置、检查工作，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可是，4个月后，党群书记又通知我回农工部工作，说是地委没有批准我当区委书记。1958年县委上报我任县委办公室主任，未获批准，只任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1959年春，县委上报我任县委宣传部部长，只批副部长，主持全面工作。后来又安排我到县委党校当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校长由县委书记兼任）。

这时，我也窝着一肚子气。联想到屡次要提拔我，上报地委都不批，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不明白。有一位与我同一张通知书任命的区委委员，很快就当了区委书记，不久又提拔为县委副书记，我却一直提不上去，思想上想不通。现在又安排到党校，心里更是不舒服。人一患得患失，身体就出毛病，长时间失眠，情绪上也有点自暴自弃，就在家吃中药。有些人说风凉话：“叶学龄想提拔想得睡不着觉，都想疯了。”

1962年，蔡长庆同志（省农垦厅副厅长）到进贤接任县委书记。我在县委党校工作，这年进贤涨大水，县委派工作组下去救灾，我被派到大塘公社救灾，结束时撰写了“大塘公社救灾工作报告”。蔡书记看了很满意，就问是谁写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是党校叶学龄写的。1964年初，蔡书记到宜春地委参加社教工作汇报会，交流面上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地委从蔡长庆同志带去的一大包材料中只选中了我写的《贯坑大队社教如何发动群众》的经验在全区推广。蔡长庆同志认为我是个人才，亲自找我谈话，要调我到县委办公室工作，任县委办主任。这次上报到地委，和以往几次一样，仍然没有批。蔡长庆同志一面教育我要正确对待，一面亲自到地委组织部询问原因。组织部的同志说：“叶学龄有水平、有能力，进贤多次报过提拔他，但都没有批，原因是他在“三反”运动中，曾在自我鉴定中写了‘乱开路条，放走坏人’”，组织上结论“限制使用”。蔡长庆同志要求组织部派人调查核实。组织部的同志说：“我们审干办已经撤了，就由你们县委去调查核实。”

蔡长庆同志回县后立即找我了解情况，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自己写的8个字，成了自己成长路上的“拦路虎”。我把有关情况向蔡书记作了详细的汇报：

那是1952年，全国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每人都要检讨自己的问题，都给自己扣了一大堆帽子，不然过不了关。我在乡政府工作才3个月，调到区委又不久，既没有贪污，也没有浪费，更谈不上官僚主义，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写，而不写点问题又过不了关。有的同志就给我出主意：“你在乡里工作时，开了那么多路条，就不会放走坏人？”当时，出门都要路条，连农民上街卖猪、卖牛，到粮站买谷壳都要开路条。于是，我就写了“乱开路条，放走坏人”。当时确实是为了过关才这样写的，谁知这8个字就进了我的档案。

组织上对我说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并以县委的名义向地委写了报告。不久，地委就批准我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因县委常委名额已满，我只列席县委常委会，享受一般县级干部待遇。我从心底衷心感谢蔡长庆同志，是他认真负责，帮我澄清了这个有可能断送我一生的问题。

自此以后，我更加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由于我是本地干部，对县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说话有根有据，而且敢抓敢管，对一些人的不良行为也敢于在常委会上提出处理的建议，深得蔡长庆的信任和支持。

1966年，“文革”初期，进贤县造反派确定全县5个打倒对象，我是其中之一。因我是县委机关党总支部书记，县委各部门和群团干部的入党、提拔、奖惩，都要经过我。按职务排不上我，但造反派认为，在进贤县蔡长庆是“当权派”，叶学龄是“实权派”，不打倒叶学龄，蔡长庆打不倒。因此他们刷出“打倒蔡长庆，斗臭叶学龄”的大标语。每次游斗时，我打白旗，上写“急先锋”，走在最前面；紧接着就是蔡长庆打黑旗，上写“黑司令”。在多次批斗中，我和蔡长庆都是分不开的“难兄难弟”。

1968年，根据上级部署，各级都要成立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按照“三三制”的原则配备，其中三个领导干部、三个军队干部、三个群众代表。我和蔡长庆作为领导干部被结合进去，我又有幸和蔡长庆同志在一块工作。

长时间在一起的工作关系，让我对蔡长庆同志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是位抗战干部，当年40多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起草文件、撰写讲话稿都自己亲自动手，从不要秘书代劳。他富有领导经验，摆脱繁琐事务，专注抓大事，而且遇事沉着冷静，办事有原则，讲分寸。他工作作风严谨朴实，经常下乡调查研究，扎根于群众之中。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不搞特殊化，总是吃馒头、面条，从不到食堂揩一点“油”，三个儿子穿的衣服是补丁叠补丁。他为人正派，胸怀宽广，识才、爱才，唯才是用。他帮助同志，却从不表白自己的功劳。他始终保持着党的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着光明磊落、与人为善的优良品质。他对我既有知遇之恩，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高尚的品德、宽阔的胸怀、朴实的作风以及高超的领导艺术，是我一生的榜样。

P32-35

《回眸》今天出版了，我期待好友们的指正，期待读者们的批评。

我今年85岁，因患重病，住院三年了。行动虽然尚有不便，思绪却信马由缰，在历史与现实中来回穿越。往事并不如烟，而如影视般一幕一幕在脑海里回放呈现。一个旧社会穷苦农民家的孩子，从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亲身经历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派斗争、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建国后迄今为止民主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桩桩件件都让我难以忘怀。从普通农民到成长为一名副省级领导干部，退休以后又从一个纯粹的摄影门外汉到闯荡于摄影艺术高雅殿堂，这两次蝶变，其间的经历和阅历不可谓不丰富，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不可能不铭刻于心。虽不能说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却也经历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和重大的抉择，也收获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于是，萌发了要写点什么的念头。自己一不是名人，二不是文人，只想用故事和散文的形式真实记录一些往事，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过去，权作记录自己成长的历史轨迹，这也是耄耋之年的一种欣慰。

写这本书，中途也有过动摇。自己写自己的故事，一怕招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之非议；二怕真实记录当年的往事会伤害一些人。后来，在许多好友的劝说下，认为只要把握故事的真实性、时代性和哲理性，本着忠于事实和不抬高自己、不贬低别人的原则，即便是涉及到一些人和事，何虑之有？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几位好友的鼎力帮助下，终成此书，取名《回眸》。

《回眸》，是往事的回望。几十年过去了，许多往事淡忘了，只能从历史的记忆中撷取一些较为深刻的往事来写。

《回眸》，是感情的记忆。我是怀着感恩的心，感恩养育了我的父母，感恩支持我抛家不顾、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妻子和家人，感恩工作中的搭档、生活中的朋友，更感恩组织上的培养和教育。

《回眸》，是理性的升华。往事也许平凡甚至琐碎，其中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之所以要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往事，就是希望从中得到理性的启迪和感悟。

感悟一：一个干部的成长，全仗党的培养教育。是党的培养还是个人才华，搞清楚这个问题很重要。认定是党的培养，就会感恩于党，永远跟着党走；认为是个人的才华，就容易骄傲、自负，或者与组织闹对立，与同事闹不团结。应该说，干部是时代的产物，是党的政策的产物。战争年代，在共产党的引导下产生了许许多多“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先烈和英雄，造就了一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干部队伍。建国后，我们党推行工农干部路线，一大批工农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担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任。改革开放，实行干部“四化”方针，一大批符合“四化”方针的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搞得热火朝天。党不但能造就惊天动地的事业，更能造就一批又一批人才。就我个人的成长过程来说，完全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才由一个普通农民走上了领导岗位。

感悟二：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古人讲，官与民是舟和水的关系。毛主席说，干群关系是鱼水关系、血肉关系。当然不是要把这些至理名言死记硬背，而是要印在心里，刻入世界观，落实到行动中。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永远牢记“自己也是百姓”。摆正位置，就有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是世界观所决定的。心中有群众，才能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帮群众之所需，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我在任何一个领导岗位上工作，从没忘记自己出身于普通农民，考虑一切问题，首先想到的是群众的利益。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也深深地体会到，离开了群众，一事无成。

感悟三：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反对本本主义，“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提倡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要贯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需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无私的勇气。党的政策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贯彻执行要坚定不移。但世界上的事又是非常复杂的，存在各种特殊性，必须从实际出发，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政策是共性，实事是个性，个性与共性之间会有差异，故党的政策要不断完善，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党的政策，有时会与部门利益有矛盾。在认识上，下级有时会与上级发生矛盾。是服从部门利益、服从上级的意见，还是服从实事求是，这需要坚定的党性原则，需要抛开个人的得失，有时候还要经得起打击和委屈，要付出代价。做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必须经得起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考验。

感悟四：要敢于担当。可以说，这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要求。所谓担当，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敢于负责；就是看准了的事敢作敢为；就是越是艰险越向前；就是在失误或失败面前敢于承担责任，不上推不下卸，不强调客观。只有敢于担当，才能得到组织的信任，同事的支持，群众的拥护。当然，敢于担当不是只讲勇气，还包含智慧，要求有勇有谋。我曾说过，我这一生做过的一件最有价值的事，就是置个人的政治生命于不顾，换取了10万人的生命安全。那是1982年，抚河涨大水。我时任抚州行署专员，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违背上级要求“严防死守”的指示，违背集体领导的原则，个人决断，下令圩堤上万名抗洪民工撤退，回去组织堤内群众转移，这才在不可抗拒的河堤决口面前，没有一人因决堤而死亡。之所以能在危急关头敢于担当，是由于党的长期培养，任何时候脑海里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感悟五：永远不能唱高调。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面前，存在三种调子可选：一是高调，二是低调，三是悲调。所谓高调，就是九分成绩说十分，或只讲成绩不讲问题。一般地讲，人生得志时、求胜心切时、走顺境时或者政治欲望强烈时，容易唱高调。我自己有过体会，这是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缺乏修养的表现，是不成熟的表现。盲目地唱高调，还容易引发“枪打出头鸟”、“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后果。低调好，做十分讲九分，留有余地，清明廉洁做官，公道正派做人。许多成功人士，大都唱低调。悲调不可取，它夸大困难的一面，容易失去信心，不明白成绩处在困难中的道理，不懂得办法总比困难多的辩证法。从哲学上讲，反映困难是认识世界，克服困难是改造世界。反映困难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任何时候都不应唱悲调。

感悟六：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只有努力学习，学哲学、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拥有知识，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素质，又通过实践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只有具备领导水平和能力，才能干成事业。有知识、有实践的干部，才有胆有识。有识无胆是空谈家，有胆无识是鲁莽家，有胆有识才能成为改革家。像我这样既没有资历又没有文凭，要承担领导工作的责任，只有努力学习。除了进县委、地委、省委和中央各级党校学习之外，主要靠自学。白天工作晚上学，在位学，退下来还要坚持学。有时我与朋友们聊天说，我是个毕不了业的学生，大学生只读16年书就毕业，研究生读18年，博士生读20年，我读了70多年，只是不在校，只是没毕业，只是没有文凭。

感悟七：退休就要退够，另辟蹊径发挥余热。退休是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以利于事业后继有人的一项政治制度，是组织对个人的关心，也是自然规律。所谓退够，我自己概括，退休要“二退带三退＂，就是不但职务退、工作退，而且在政务、交友、家庭三方面也要退。政务上要从台上退到台下做普通老百姓，不干政，不发怨，不求报纸有名、电视有影；朋友之交要退到在同一个平台交真朋友；在家庭也要由中心位置退到边沿位置，因为儿女们已经长大了，再不能大小事都由老爸作主。只有退够，才能专注发挥余热，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我退休近20年来，专注从事生态摄影，把它当成一种事业，当成一种政治责任，用摄影这门艺术来宣传江西绿水青山的美好环境。从熟悉的政务领域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摄影领域，这种改变是深刻的，也是艰辛的。十多年来，朝出暮归，风餐露宿，冬跑鄱湖拍珍禽，夏拍白鹭与荷花。鸟有情，荷有韵，一花一鸟总关情。目的是唤醒人们爱护生态，保护环境，为之鼓与呼！为扩大宣传覆盖面，为让外界知道江西这么好，我先后在全省各地市、各高校举办生态摄影展，在青海、澳门乃至美国加州办影展，参观者达10万之众，深受欢迎和赞赏。1999年至2002年，我的作品先后在国际、国内获得三个大奖，为江西摄影界填补空白，人们称赞我五年“三连冠”，我自认为金奖诚可贵，功劳属四方。2008年我在进贤老家从民间筹集资金建了一座6000多平方米的摄影艺术馆，展示我的几百幅摄影作品，其中上百幅是用瓷板烧制而成的，将瞬间艺术真正变为永恒。这座艺术馆落成时，我在大会上宣布无偿献给当地政府所有，并到公证机关公证。现已成为青少年生态文明建设教育基地，参观者络绎不绝。

我的这些粗浅感悟，就当作是与读者聊天吧！

叶学龄

2017年春

《回眸》是我在病房里成书的。

2014年5月，我因心脏病诱发脑梗，住进了医院，至今尚未痊愈。虽住在病房，但我的大脑似乎未受大的损伤，思考问题还能井井有条。对于为什么写这本书，我在《写在前面的话》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其实，写作的过程是异常艰苦的。从决定要写这本书的时候起，我就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用那不怎么听使唤的右手在稿纸上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持续了两年多。人们说，我比上班的人还忙，比健康的人还辛苦。

几个曾经在我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石弘宝、卢明生、饶仲安、梅泰和、韩树艺等，看到我这样执着，出于感动，表示要帮忙。他们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对我亲自写的文稿作一些技术性的处理；二是由我口述当年的往事，然后记录整理；三是帮助查阅档案，收集当年素材，核对时间、地点、数据。还有一部分是曾经发表在《江西日报》等报刊杂志上的，收入时有的作了些文字修改。全书最后由石弘宝同志统稿。

上述这几位同志，除一位尚未满70岁外，其他都是年逾古稀的退休老人。在写的过程中，我坚持“忠于事实、忠于历史，不揽功，不诿过，不贬人，不颂己”的原则，以确保本书的真实性。但有几位同志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写了述评文章，有的文章还在《人物传记》、《党史文苑》上发表了。这几篇述评都作为附录收在本书的后面。许景辉同志虽没有参与本书的编辑，闻讯之后也欣然命笔，写了一篇有关摄影方面的述评，一并作为附录。对于他们给予我的帮助，我在这里表示由衷的感谢！

有人说，叶学龄同志无论是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还是作为一个摄影艺术的追求者，都是成功的。我自己认为，我的成功与否并不重要，我之所以叙述这些故事，是想通过它展现一种正能量。我们正在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时代呼唤正能量，人民需要拥有更多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