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法家称为学派有欠全面，因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大多对办学、授徒、传播思想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是热衷于角逐政治权力，以改革变法为己任，走的是一条政治实践的道路。他们的产品是强大的国家，思想理论上的收获是附带的。
我们不妨看看法家的几个人物。管仲长期担任春秋时期齐国的卿（丞相），在他的主持下，齐国迅速繁荣强盛起来，使国君齐桓公得以替代衰微的周天子，数次汇合桀骜不驯的各国诸侯，发号施令，为天下立规矩。战国时期的吴起先是经营魏国河西地区，后到楚国推动改革，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崛起和楚国的复兴，为当时各国的新政树立了标杆。商鞅的名气更大，他是变法的代名词，他在秦国的作为造就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国家，而变法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则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掀起层层波澜，促成了中国向封建形态转型的大势。还有李斯，他的名字是与千古一帝秦始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诞生的助产士。不夸张地说，他们个个都是创造历史的俊杰。
一次，子路与孔子谈起了一百多年前的管仲。孔子说，要是没有管仲，你我之辈八成早就沦为夷人和狄人了，我们将披头散发，穿着左边开口的衣服（《论语·宪问》）。那时地处中原的周王朝已经没落，而北边的狄族和南边的夷族却相对强大，如果中原地区没有一个能够号召各诸侯国的领袖，那么华夏就有被灭族的危险。一旦野蛮的夷狄入主中原，习俗就会随之改变：华夏族本来束发，衣衫从右侧开口，而那时将会像蛮族一样，头发随便披散着，衣衫从左边开口。这是一个形象说法，表示文明的倒退。孔子对管仲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说直到他那个时代，百姓还承受着管仲的恩惠。
作为实践者，法家鄙视空谈，强调现实。他们非常实际，思想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理想痕迹。他们不像儒家那样，以理想人格来改造现实的人，引领社会的进步；也不像道家那样，用自然标准来批判现实，呼唤质朴和真实的回归。法家没有理想，只有目标。目标不是理想。理想永远高出现实，其作用在于导向，为人们的不断追求输送前行的动力；目标则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完全可以争取到手。
法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富国强兵。在管仲那里，这个目标实现了，在吴起、商鞅、李斯那里，这个目标也实现了。有人说法家是君主至上者，这么说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没有触到实质。其实，法家是真正的国家主义者，在他们那里，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国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做到了这一点才算做到了“公”。君主无疑是国家的代表，但他绝不等于国家，所以君主也有一个“去私”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是富国强兵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谈不上什么尊严。对于君主，法家谈的是势，也就是权位和威力——令人害怕的东西，怕一个人不等于这个人有尊严，只能说明他有力量。法家并不要求臣子发自内心地敬重、忠于君主，因为臣子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个个有自己的小算盘，诡诈多变，所以君主只能用带有阴谋意味的术来对付他们。至于民众，更谈不上人的尊严了，他们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天生就是做坏事的坯子，只配享用强制性的法和严酷的惩罚。
法家对人的评价不高。关于人性，他们用的是这样的字眼儿：“欲生而恶死”（《管子·形势解》），说白了就是贪生怕死；“利之则来，害之则去”（同上），意思是见到利益就争，遇到祸害就躲；“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商君书·算地》），说的是饿了就要吃，累了就要睡，苦了就要寻求欢乐，屈辱了就要追求荣耀；“非名之，则利之”（《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意思是，人的作为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等等。这些说法综合起来就是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后人把这种见解概括为人性恶，将其列为儒家人性善的观点的对立面。
也有儒家弟子承认人性中具有恶的一面。如韩非的老师荀子、西汉大儒董仲舒、理学大师朱熹，可见人性恶并不是法家的专利。法家的独到之处在于，把恶视为人的本性（本质），而上面几位儒家学者则把恶看成是次生的东西。所谓本性，就是永恒不变的性质。这就是说，在法家那里，人的自私自利不可能被克服，如果这个性质被改变了，人就不是人了。以此为依据，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重罚轻赏”，用强力抑制恶的人性，从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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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的基础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策划编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丛书。第一批推出四册，分别是《儒家第一课》《道家第一课》《法家第一课》《孝道第一课》，侧重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其后将陆续推出富于传统文化内涵的礼制、家谱、戏曲、国画、中医等方面的其他著述，为“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做出实际努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哪里？在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精髓在哪里？在人性论。正因为我们的文化站立在人性哲学的基石上，形象地说是从人性之根长成的参天巨木，才干年不枯、不折、不倒，也才能在新时代的春天里萌发满枝新绿，而其他文明古木则无一不遭到毁弃，变成荒漠中供人凭吊的化石。
儒、道、法三大家对人性各有各的见解。儒家立足于人性善，从中引发出一系列道德原则和规范，用以教化人，建构和谐的人生、家庭和社会。道家立足于自然天性，倡导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顺应生命的自然而然过程。法家立足于人性恶，诉诸严刑峻法，走向国家主义，以建立大一统强权为奋斗目标。
儒家建立和经营伦理道德体系，固然是为了规范行为、调整关系，更是为了把人塑造成符合人的理念的人。这在孔子那里叫作“成人”，即成为人。子路问怎样才能成人，孔子搬出四个人，要他学习臧武仲的知、公绰的廉、卞庄子的勇、冉求的才，再以礼乐进行修饰，说这样差不多可以算是“成人”了（见《论语．宪问》）。同样的问题孔子也回答过颜回（见《说苑·辨物》）。孔子这里是因材施教，针对子路的情况提出具体措施，如果扩大到所有人，那就不仅仅是这几条了，而适用于所有规范。儒家的礼乐文化实质上是为“成人”服务的，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显然孔子心目中存在着一种关于人的认识，它高于现实，代表着人的发展方向，是人的价值的终极目标，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处在向这一目标行进的位置上。由此可以说儒家致力的是“造人”工程。
孔子的这一思想我们在马克思那里也能看到，谓之“人的生成”，也就是向着全面的人的生长。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全面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的理念，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建构过程。
“成人”是从本质上表达人，代表人的原型，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看看“成人”就清楚了——“成人”是本原，构成了我们的出发点；“成人”是终极目标，构成了我们的归宿地。
道家正好相反，是以儒家对立面的姿态登上文化思想舞台的。老子的宇宙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无的世界，无针对的是有，有指的是儒家那套伦理道德、礼乐制度，世界本来没有这些东西，最初是纯粹的自然，也就是无，这才是本原。统治者（庄子说的圣王、圣人）不甘寂寞，发明出道德、制度和物质文明，强加给世界和人类。你不接受，他就撸胳膊挽袖子强拉硬拽地迫你站队。为了有效推行这套东西，统治者实行重奖，谁做得好就升谁的官、发他的财，结果老实巴交的汉子变成满肚子心机、损公肥私的名利之徒，毁了世界也害了人类。
在道家看来，这一套有害无益，纯属多余，就像人在五根手指之外又多长出一根，完全是累赘，很不正常。怎么办？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这根手指去掉，回到自然天性，重返虚无。宏观治理上这叫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见《老子·第二十五章》）；文化上这叫断绝圣人言论，抛弃思想智慧（见《老子·第十九章》）；个人生活上这叫减少再减少（见《老子·第四十八章》），合起来就是“无为”，也就是顺其自然，也叫自然而然。
道家思想很了不起，非常自觉地沿着世界观到人生观再到价值观的思路运转，由自然的世界引出自然的人性，再引出回到自然或者说返璞归真的人生最高意义。
法家出自道家，放大其阴柔的一面，将《老子》中的治理术细微化、系统化，结合政治实践给予创造发挥，终于自成一家。道家的自然人性被法家解读为人性恶，应该说不是歪曲。食、色是人的天性，与生俱来，属于不学自会的本能，可谓人身上的动物性，儒道两家称之为“人欲”，都主张给予限制。儒家的“成人”就包括用道德打压欲望，譬如克己复礼。道家的返璞归真也包括阻塞欲望，譬如清心寡欲。可见欲望是要打个问号的，不能过线。法家就是在此处做文章，即限制人欲又纵容人欲。
一方面确立法治国策，打造强权政治。为什么儒家的德治不灵？因为依据的是人性善，这是个根本错误，人性实际上是恶，食、色最后一定表现为贪婪。既然人性恶，就不能用引导的办法，而应该也只能走惩罚的道路，于是法家便搞出一套严密苛刻的法律，强制推行。这实际上是与民为敌，拿老百姓当贼盗防。
一方面利用人欲，驱使民众。你不是想升官发财吗？好，我给你机会，你好好种地，丰收有重赏；你去当兵，战场上杀一个人我给你一级爵位。这些奖励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条条对号入座，人人有份。于是战场上的秦国士兵红了眼，腰上挂着斩获的人头，光着膀子大喊大叫往前冲，面对这等虎狼之师，哪有不闻风丧胆的？
法家的字典里没有慈悲，一切围绕的都是国家的强大，也不见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全在于充当富国强兵的工具。
譬如孝道。儒、道、法三家都主张行孝，其中儒家最为突出。孝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属于核心规范，具有调整家庭家族关系、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关系的意义，用民间语言表达就是百善孝为先。道家反对过度用力，认为孝作为一种天生的感情和行为，自然会在每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自然而然地去做就是了，人为的强调反而会造成负担，导致虚伪，疏远人们之间的关系。法家着眼的是不尽孝的那一面，说跟这样的逆子讲道理是没用的，因为其人性特别不好，对付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交给官府。执法吏腰里挂着锁人的链子手里提着刀戈棍棒上门来，不孝子马上老实了，再也不敢忤逆，因为等着他的是监禁和刑罚，悖逆或违法的成本太高。用一句话概括三家在孝道上的根本对策：儒家是文化主义的，诉诸立德和教化；道家是自然主义的，遵从个人的自觉自愿；法家是国家主义的，依赖权力对生活的全面干预。
求道不求术。无论哪一家，具体做法可以商量，也可以变通，甚至可以综合互补，但立足于人性哲学这一点，也就是道，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有价值，应该给予继承和发扬，使我们的生命更自觉、更主动、更有意义。
法家是什么？为什么说法家是真正的国家主义者？造就强大国家的途径有哪些？法家是怎样以人性为依据确定治国方针的？一个合格的君主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君主怎样对待臣子才能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君主眼中，民众是怎样的？法家是如何看待和运作法、术、势的？法家为什么反对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依据？法家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有着怎样的传承和流变？
带着这些问题，打开这本由高路著的《法家第一课》，从中找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体味严酷法家规训之真。
法家怎样成就强大国家？
法家为何以改革变法为己任？
我们该如何看待法家的成败得失？
法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严肃规训的集中体现，是常被政治握在手中的“利剑”。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要学派之一。它的基本主张是：在治国方略中，强调“法、术、势”。法家学派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他们奖励耕战，毁弃诗书，主张以法治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高路著的《法家第一课》辑录了法家主要代表人物的文章精要及人物小传等内容，在充分尊重法家原著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讲解法家思想，启迪我们的现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