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赠药师佛像开启中日佛教交流大门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唐朝是中日两国人员交流的鼎盛时期，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商人、僧人跨海来往穿梭不断，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受到中国极大的影响。如今，在日本很容易找到中国国内难以见到的盛唐时期的中国古典建筑。就说日本文字吧，在汉字传人日本之前，日本是没有文字的。大约在中国的秦汉时期，汉字开始传人日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人都是用汉字作为记录日本语言的符号。后来日本人摘借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日语的字母假名。“假”通“借”，意为借来的名字。作为书写日语的字母，有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平假名是草体，由汉字草书简化而来；片假名是楷体，来自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
日本经两次维新变法(即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到19世纪末国势渐强，而中国封建专制，闭关自守，国势渐衰。自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得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实行野蛮、血腥的侵略扩张政策，使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亚洲人民经受了空前的浩劫，也使中、日人民之间数千年来的传统友谊遭到严重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战败而告终。但美国出于一己私利，片面制造对日合约，释放并启用日本战争罪犯184000余名。这些人成为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中坚力量。甚至连臭名昭著、十恶不赦的细菌战犯石井四郎等人也被美国人释放并被派往朝鲜战场参加了对朝鲜的细菌战争。
当时日本的吉田茂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只承认我国“台湾”的错误对外政策。但中日两国人民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主张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建立新型的双边关系，恢复中日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直接关系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大事。
面对中日关系出现官方不易沟通、僵局一时难以打破的局面，周恩来总理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从开展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从增加人民交往开始，从增进民间团体协商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从而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这一方针的确立充分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从战略高度处理困难状态下中日关系的政治远见。
中国和日本文化上同属东亚儒教圈，而大乘佛教又是许多人的共同信仰。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由中国经朝鲜半岛的百济传人日本，由于日本飞鸟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圣德太子(574～622)的大力推崇，定佛教为BlOt。此后日本佛教的发展迅速，欣欣向荣。日本佛教各宗派多为中国各宗派的延续，所以各宗派的祖庭亦多为中国的著名丛林，而祖师也多为中国历代高僧。二者所不同的是，日本佛教更趋平民化和家庭化，正因如此，信众亦广。如今日本佛教徒J~96007Y，几近国民总人数的80％，寺庙75000座，佛像307；尊以上。
周总理针对中日两国佛教这种亲缘关系，曾对赵朴初说：“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有重要意义，应特别注意。我们佛教协会可以通过两国佛教界的交流，为增进两国民间的友谊、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多做工作。”负责具体工作的廖承志和赵朴初谈及中日民间交往问题时说：“中日和平友好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保证。开展民间外交是一重要途径。在这方面中国佛教协会有很多有利条件，自然占了重要地位。”
根据中央的对日外交方针，作为新中国佛教的主要领导人，赵朴初开始考虑开展中日佛教交流，从而打破僵局使两国关系得以沟通。1952年“亚太和会”的召开为实现赵朴初的这一构想提供了理想的历史契机。
1952年，朝鲜战争结束，但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世界潜伏着严重的战争危机。为保卫和平、反对战争，10月2日至1313，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在中国首都北京隆重召开，37个国家的367位正式代表应邀参加。其中，有17个国家的佛教界代表出席了本届和平会议。
中国派出了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彭真为副团长的40人代表团，其中有佛教界代表圆瑛法师、赵朴初居士和明旸法师3人。P1-3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对中日关系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激励下，在中国佛教协会有关领导和一些高僧大德的热情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赵朴初与中日佛教交流》一书终于如愿以偿，顺利面世。我们内心既无比喜悦又十分感激。
喜悦的是本书在赵朴老诞辰110周年之际出版，表达了我们对以赵朴老为首的中国佛教界与日本各界大德先贤，为中日两国友好所倾注毕生心血的崇高敬仰与深切怀念；感激的是我们在收集史料、撰写、出版过程中，得到王景山、陈双成、暴洪颖、赵海鸿等教内外各界人士，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与孙兴民主任、李琳娜编辑，以及亲朋挚友、家属子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书付梓之际，谨对各位领导、高僧大德、亲朋挚友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写作时间紧迫，能力所限，错误遗漏在所难免，尤望方家和热心读者不吝赐正。
作者
2017年6月
赵朴初同志生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
为弘扬朴老精神，从其逝世至今，安徽、上海、广东等省市先后成立了“赵朴初研究会”，有的寺庙还成立了“赵朴初研究小组”，每逢他的诞辰或圆寂日都自发举办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纪念活动，且搞得有声有色。有次研讨赵朴老为加强中日友好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时，有人满怀深情地说：“赵朴老为增进中日友好，奋斗了近半个世纪，其精神太感人了！”又说：“现在日本右翼势力活动猖獗，他们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极度担忧。他们否定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从而使中日关系降低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这绝不是赵朴老所愿看到的。”
在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在参加纪念朴老活动中，不少人对笔者说：“朴老以佛教为平台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花费了老人家大半生的心血。你跟随朴老近二十年，应该把这方面的情况写出来，使中日两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并作为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当头棒喝。”
于是，我和老同学黄成林两人，不揣愚钝，分工合作，欣然命笔，撰写了《赵朴初与中日佛教交流》一书。
此书主要写了赵朴老自1952年至2000年离世，近五十年中和日本佛教界、文化界及其他各界友好人士的互动。记述了他19次访日、90多次接待来访日本朋友中主要的时间、谈话内容及其产生的重要影响；记述了他同日本佛教诸宗诸派的主要领导人，如椎尾弁匡、大谷莹润、菅原惠庆、高阶陇仙、大河内隆弘、冢本善隆、大西良庆、西川景文、山田惠谛等大德长老的交往和建立起的深厚法谊及对增进中日友好所起的重大作用；记述了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和日本右翼势力相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正确认知与对中国人民的愧疚、谢罪态度；记述了日本各界对赵朴老为促进日中友好所作巨大贡献的崇高评价与奖赏，日本人称他为“赵佛爷”“圣人”“当代鉴真”“伟大的和平使者”，并授予他8次嘉奖。
朴老在和日本各界的交往中一直严格遵循“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世代友好”的原则。朴老夫人陈邦织女士曾对笔者说：“就在其临终的前几天，朴老还在医院接待了最后一批日本客人。他一点精神也没有了，说话声音很弱，躺在病床上无力地对客人比比划划，意思是中日两国人民一定要世代友好下去。”他那悲心深愿是难以言喻的。 2017年11月5日，是朴老诞辰110周年，我们把这本小册子奉献给读者，既是让诸君了解赵朴老为加强中日友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与怀念。
希望此书能警醒世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再犯！
希望此书能唤起善良的人们：牢记历史，汲取教训，反对战争，珍爱和平。
作者谨识
2017年6月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挥下，赵朴初同志以佛教为平台，从事民间外交，成绩卓著。特别是中日两国之间，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进而达到“官民并举”，终于开启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为推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打下了深厚的民间基础。这一成果凝聚着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中日两国老一代佛教界及民间友好人士坚持不懈的奋进和心血！
倪强、黄成林著的《赵朴初与中日佛教交流》以赵朴初19次出访日本、90多次接待日方来访的谈话、讲话、访谈等亲身经历的宝贵资料为素材，以实录的方式真实地记述了日本高僧大德、文化界、艺术界及其他各界人士，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认知，以及对未能制止那场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所抱的“惭愧”、“忏悔”、“谢罪”态度，从另一个角度对日本一小撮右翼分子篡改、美化侵略历史进行了鞭挞和批判，对于惊醒后人、铭记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关于中日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近来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谈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篡改历史就意味着再犯。”
受此启发，倪强、黄成林著的《赵朴初与中日佛教交流》把赵朴初多次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那些高僧大德、文化界、艺术界及其他各界人士对历史问题的交往和谈话认知，以及他们对未能制止那场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所抱的“惭愧”、“忏悔”、“谢罪”态度如实地记述出来，目的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日本一小撮右翼分子篡改、美化侵略历史进行鞭挞和批判。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挥下，赵朴初同志（作者称之为朴老）以佛教为平台，从事民间外交，成绩卓著。特别是中、日两国之间，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达到“官民并举”，终于顺利成章建立外交关系、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其中凝聚着以朴老为代表的中日老一代民间友好人士坚持不懈的奋进和心血！
作者根据朴老访日期间的相关谈话、日记、访谈等材料写成了这部纪实性作品，也权当献给赵朴初他老人家的心香一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