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胡耀邦从1977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并在党校工作期间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影响巨大。沈宝祥主编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以1977年3月3日至1982年4月24日这一时段为限，从照片资料、文献资料 、中央党校工作人员的回忆性文章等几个方面，回顾了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卓越工作，记录了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的历史过程，表达了中央党校人对胡耀邦同志的缅怀之情。

沈宝祥主编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的思想和实践，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的日日夜夜”，记述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的光辉实践；第二部分为“中央党校人对耀邦同志的深情回忆”，收编了中央党校教职工和毕业学员的19篇文章。生动具体，可读性较强。

前言 十年开拓党校起步

第一部分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日日夜夜

 接受新任命只身来党校

 召开整风会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

 提出最早的拨乱反正口号

 创办《理论动态》

 支持揭露康生

 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声号角

 组建党校机构，配备干部

 “一个阵地，一个模范”

 “首先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

 隆重的开学典礼，大规模轮训干部

 “两个为主”与“四不主义”

 “把教学队伍搞好”

 提出用实践标准总结“三次路线斗争”

 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生产目的讨论、清“左”讨论

 耀邦同志牵挂党校

第二部分 中央党校人对胡耀邦的深情回忆

 怀念耀邦同志二三事

 胡耀邦同志确定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程

 为复校、兴党、富国而操劳

 忆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

 永志不忘的人生导师

 历史新时期党校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奏曲

 深切缅怀敬爱的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为叶帅撰写开学典礼讲话稿

 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情况的回忆一

 回忆胡耀邦在中央党校

 耀邦同志指导文史教研室编教材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回顾

 胡耀邦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

 我在理论动态组工作的三年

 胡耀邦是怎样领导中央党校撕去康生的画皮还原康生的真实面目的

 回忆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的几件事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办了五件大事

 耀邦同志是我的良师

 附录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纪事（1977—1982年）

后记

支持揭露康生

康生从延安的“抢救运动”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捏造罪名，不择手段，迫害许多好人，是有名的“迫害狂”。

康生长期代表党中央主管中央党校。在康生和他老婆曹轶欧的操控下，在中央党校迫害了许多人，制造了大量冤案。1957年夏，康生责令党校不放暑假，把学员留下来搞运动，反右派，结果是，从学员、工作人员中划了近百名“右派分子”。1964年，康生在中央党校搞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整了校长杨献珍以下的许多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康生就给中央党校扣了“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的大帽子，一手扶持造反派，指使他们将校委领导斗垮，将许多人打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康生将中央党校的一个300多人的群众组织“红色战斗团”（简称“红战团”），打成反动组织。

中央党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遭到全面大破坏，康生和他老婆曹轶欧是罪魁。

康生于1975年12月病死，当时他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悼词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在揭批“四人帮”时，康生的牌子还很硬，不能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在十一大还进了中央委员会。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党校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仍由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主持。整风会议上，造反派检查交代的基调是：自己基本正确（因为康生是正确的），只是没有很好地听“康老”的招呼，犯了一些错误。一些与会者也在发言中不断提到“康老”，认为党校造反派的问题在于不听“康老”的招呼。很明显，不揭露康生的真面目，中央党校的问题就不能真正揭开。随着会议的逐步深入，不少人感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9月3日，整风会议第三轮会议开始，继续大会发言。在这天的会议上，尚未分配工作的老干部组成的临时支部代表王富长首先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揭露康曹在党校干的坏事》。他从10个方面揭露了康生的问题：

（1）党校的性质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就说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是完全错误的。

（2）康生对党校的群众组织支持一派，压制一派。

（3）康生指使纵容造反派在中央党校大骂老帅。

（4）康生、曹轶欧在清队整党中的定性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

（5）康生、曹轶欧在党校乱点名，把好人说成是叛徒、特务、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6）康生在对待李广文问题上出尔反尔。他让李广文带人到中央宣传组，后来又说李广文背着他去中央。

（7）中央党校的“五七”干校的方向问题。将干部和老婆孩子一扫光，都上干校，不让回来。

（8）“五七”干校的方针问题。曹轶欧说今后党校的于校以医药为主，兼及其他。

（9）康生、曹轶欧在抓“五一六”问题时，包庇造反派头头。

（10）康生在1973年、1974年后指使党校造反派写文章，以“唐晓文”的名义发表，“梁效”、“唐晓文”的文章篡改历史。

王富长发言时，会场上很肃静，大家都专注地听着。人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敏锐。

王富长说，会前，他写了发言稿，给一些人看，想听取大家的意见，但没有人表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王富长发言后，胡耀邦当即表态，他不紧不慢，严肃慎重地说：

刚才王富长同志提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就是他在发言中间提到了，对过去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康生同志和曹轶欧同志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

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是符合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的，也是和这一次华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十一大一再提倡的要发扬我们党的民主，健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相符合的。我要着重说明的是，希望我们整风会议上，对现在的领导，也就是说，对我来了以后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意见。

我们下一步要总结近半年的工作。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也可以说，可以提，如果确实是有缺点错误的话。但为什么说，对过去的领导提意见是事关重大呢？因为康生同志是我们党的副主席，现在去世了。曹大姐又被选为十一大的中央委员，现在又离开了党校。所以，第一是可以提的，但是，提意见必须遵守下面几条，请大家考虑。第一，必须实事求是。为什么要提意见？主要是为了分清是非，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不实之辞，诬蔑更不允许，是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这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怎么办？每个党员如有意见，可找组织谈，或者写材料交给组织。这一条我提议作为这个会议的纪律，不外传，不搞小广播，搞小广播，性质就变了，是自由主义了。第三，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第四，意见提了后怎么落实，怎么办？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中央去决定。比如，刚才王富长同志讲的，会议简报组可以作为这一轮会议的第一个简报增刊，不下发，送华主席。简报发出前可以由发言同志再三审查。我们对会议负责，对同志们的发言负责。这四条行不行？这是我的意见。（原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郑宏璋：除了这个会，支部可不可以谈？）我的意见可以笼统地讲，对现在的领导和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以提。

耀邦同志的讲话旗帜鲜明，他首先肯定，批评揭露康生，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接着，他坚定地表态，对康生这样的领导人“有意见是可以提的”。他进一步从党章的高度指出：“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耀邦同志的讲话有理有据，铿锵有力，显示了他的政治勇气和原则性，是对与会者的有力支持和鼓舞。从此，康生不能碰的禁区被突破。

王富长所揭露的10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就指出，康生说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中央党校的大是大非问题。整风会议以来，与会者揭露了中央党校造反派跟随江青干坏事的大量材料，但还没有触及这个问题。这对党校的揭批运动的深入发展，是有意义的。

王富长所揭露的康生的lO个问题，大都比较琐细，还没有抓到康生的要害。但重要的是，在中央党校整风会议这样庄重的会议上，点了康生的名，并得到会议主持者的支持，这犹如打开了闸门，立即引起连锁反应。

这年9月3日是星期六，下午继续开整风会议。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者继续揭露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提出了康生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在9月7日的整风会议上，又有两位同志揭露康生的问题。除了中央党校的问题外，还涉及康生的历史、理论观点和其他问题，特别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整风会议揭露康生的事，很快传遍了全校工作人员。

P36-39

十年开拓党校起步

201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中央党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耀邦同志复出的第一个岗位。耀邦同志生于1915年，1977年，他62岁。

耀邦同志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工作，1987年初辞去总书记职务，整整十年。这十年，是他开拓进取、创造辉煌的十年。有诗赞日：“十年开拓振雄风。”这泽及神州大地的雄风，就起于北京西郊万寿山旁的中央党校。中央党校，是耀邦同志十年开拓的起步之地。

中央党校是我们党的最高学府。但在长期“左”的思想和路线指导影响下，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大批判”一波又一波，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康生操控下，中央党校是“重灾区”，成了烂摊子，处于散伙状态。

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后，紧紧依靠党校广大教职工，从深入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入手，迅速理出工作头绪，打开了局面。他在召开整风会议，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抓紧复校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短短半年时间，就招收了八百学员。1977年9月26日，中央党校开学上课了。

耀邦同志抓中央党校的复校开学，不是简单地恢复过去的一套，而是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开拓创新。他提出了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办校目标，重新组建了一支教师队伍，制定了全新的教学计划，选编百万字的教材，提出“两个为主”的学习方法，倡导“四不主义”，等等。

在中央党校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引导党的领导干部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这是耀邦同志的一个创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

以上这一切，使中央党校以全新的姿态，全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中央党校的复校，贯穿了改革的精神；中央党校的复校，也是中央党校的新生。

耀邦同志是历史新时期党校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耀邦同志立足党校，面向全局。他把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全党全国的揭批斗争相结合；他把中央党校的复校开学，同治党治国“中兴伟业”紧密联系起来。

正是在中央党校，他响亮地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是最早的拨乱反正口号，也是解放思想的先声。为此，他在紧张的复校工作同时，创办了《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成为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排头兵”。耀邦同志通过《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发动和推进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后又发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

在中央党校，耀邦同志大力平反冤假错案。针对有人认为毛泽东领导下搞的案件不能平反的观点，他响亮提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以后，耀邦同志在中组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他明确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就是著名的平反冤假错案中的“两个不管”。很明显，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中提出的主张，就是“两个不管”的雏形。他主持撰写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吹响了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声号角。

在耀邦同志的支持领导下，中央党校率先揭露了阴谋家康生，不但彻底揭开了中央党校的盖子，挖出了中央党校各种问题的总根子，有效地推进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对全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也是有力的推动。

耀邦同志主持的中央党校整风会议，实际上成了他思考和研究如何消除“文化大革命”恶果、如何克服危机、如何兴党兴国等大事的一个阵地。在这里，他思考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主张，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经验。

中央党校从创办到现在，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在中央党校的历史上，既有辉煌，也有低谷。中央党校的发展历程是曲折发展的历程。在中央党校80多年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度辉煌。一是延安时期，以中央党校为依托，进行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大批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进行整风学习。通过整风运动。克服了教条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实际上也成为党的思想路线。

中央党校的再度辉煌发生在历史新时期。复校开学以后，中央党校轮训大批领导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带动全国地方党校的恢复和发展，形成全党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热潮。特别是，耀邦同志以《理论动态》为依托，发动和推进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央党校成为这场大讨论的主阵地。通过这场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了思想准备；通过这场大讨论，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中央党校的这一度辉煌，是同胡耀邦的名字相联系的。

耀邦同志忧党忧国，心系人民。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是至高无上的。粉碎“四人帮”后，他向党中央提出了三条治国建议，每一条都与人心相联系，贯彻其间的基本思想，就是“人心为上”。人心所向，人民的利益，这是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在去中组部上班前，同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我们的精神状态很重要。我想的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的利益，想的是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旗帜下，做好工作，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民心上、党心上，把我们的荣誉，耻辱，命运，寄托在人民的裁决上。寄托于个人，我看不必要。寄托别的都不可靠。人总要依附。是依附自己的领导者、熟人、老朋友、首长、老同志？我不这样。不要把自己轻易地依附于什么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绑在一个什么车上。要依附于人民。归根到底还是个人民，还是个人心。领袖要代表群众。一离开人民，人民就要抛弃他。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深刻最普通的道理。”他强调：“这是我移地闹革命要讲的最重要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对我们的教育和勉励，也是耀邦同志的心声。

在中央党校期间，耀邦同志没有时间深入基层，但他时时想着基层，关注老百姓的疾苦。《理论动态》创办后，他给理论动态组出了《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第一线》《干部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等题目撰写文章，号召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战士直接见面，向他们学习，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他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和痛痒“无暇”过问，却在许多事情上“先天下之乐而乐”的不良现象。他经常向学员询问各地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

对广大的农民群众，耀邦同志具有更深厚的感情，给予更多的关注。他通过《理论动态》的文章，提出同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比如社员家庭副业问题、农村集市贸易问题等，批评在这些方面“左”的政策和做法。

耀邦同志任职中央党校，前后达五年之久。他到中组部上班后，来党校的机会少了，但他对党校的事，仍然倾注不少心力。在他的精心领导和培育下，中央党校形成了一套好的作风，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敢于抓重大问题的研究、平等探讨、苦干实干，等等。这些好的作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耀邦同志的思想和作风，在中央党校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6年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作风、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那样鲜活，时时浮现在党校人的眼前。

值此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编写了《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书，以表达对耀邦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

沈宝祥

2015年3月16日初稿

2015年11月4日修改完稿

在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央党校出版社决定编写《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这本书。

这本书从策划、定方案，到成书，都得到中央党校校委领导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本书的编辑工作班子，有沈宝祥、范林林、刘能杰、李焕婷四人。沈宝祥担任主编。

本书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的日日夜夜”，记述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的光辉实践；第二部分为“中央党校人对耀邦同志的深情回忆”，收编了中央党校教职工和毕业学员的19篇文章。

本书的编写得到中央党校教职工的广泛支持。原党建教研室主任、95岁的周逸同志主动提供文稿。中央党校原教育长、93岁的江流同志在他的文稿上特别写了一句：“党校出一本纪念耀邦同志的书，很有必要。”几位高龄的同志克服困难，认真为本书撰写文稿。因此，在回忆文章的编排上，我们也将周逸、江流、陈维仁三位90岁以上高龄的老同志撰写的文章排在最前面。书中各篇文章中关于作者职务的注释仅介绍了各位作者在中央党校复校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特此作一说明。

中央党校的有关部门和许多同志也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中央党校办公厅机要档案处和校史编辑室提供了许多文字资料和照片资料。中央党校研究室的同志认真审阅书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有关同志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也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的思想和实践。编入本书的19篇回忆文章讲的都是各位作者亲身经历的事，生动具体，可读性较强。因年代久远，各人经历不同，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核实作者所记述的具体材料，还请读者予以谅解。

最后，对所有支持和帮助本书编写出版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沈宝祥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