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小说更传奇的家族回忆录！

希拉里·克林顿推荐书目（“我总想起《琥珀眼睛的兔子》”）！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总榜第1名！

埃德蒙·德瓦尔编著的《琥珀眼睛的兔子：一个犹太豪门的百年兴衰》是一本奇特的回忆录，聚焦一批罕见收藏：日本传统小佩件根付。

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家族史，而是从犹太人的角度，以及一批没有生命力的日本工艺品的角度，梳理了欧洲的最近两百年，让读者以全新的思维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根付，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一种微雕工艺品。传统和服没有口袋，便以根付穿线固定小袋子，挂在腰带上，类似于今天的手机坠饰；其造型多变，能侧面折射出世人的生活面貌。埃德蒙·德瓦尔在舅公伊吉的东京住所里首次看见264只根付时便深受吸引。日后当他继承这批收藏时，便为之展开了一场超乎想象、漫长而戏剧性的追溯之旅。

埃弗吕西家族是19世纪显赫的犹太家族，家族成员遍布欧洲各大首都，与世界首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有联姻，富可敌国。家族成员之一查尔斯是位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资助过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德加、莫奈、马奈等人，曾出现在法国作家龚古尔的文章里，也曾直接启发普鲁斯特的创作，成为他笔下《追忆似水年华》中斯万的两个原型之一。作者的祖母伊丽莎白，是20世纪初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曾与诗人里尔克频繁通信，毕业后成为律师和作家。后来因为纳粹势力扩张，家族的财富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只有264只根付逃过搜查留了下来。

从传承的收藏品的历史到跨越两个世纪的家族历史，从乌克兰到法国、奥匈帝国以及后来的奥地利，再到日本、英国，从追寻和想象两个时空维度，埃德蒙·德瓦尔讲述了犹太人所经历的发迹辉煌、漂泊逃亡和毁灭性的创痛，细致地描述了对失落的家族与失落的时代的追寻。《琥珀眼睛的兔子：一个犹太豪门的百年兴衰》并不仅仅是一部收藏史、家族史，还从犹太人的角度以及一批没有生命的日本工艺品的角度，梳理了欧洲近两百年的历史。

前言

第一部 巴黎（1871—1899）

 一、西区

 二、一张花床

 三、“引导她的驭象人”

 四、“触感如此柔滑，如此轻盈”

 五、一盒儿童糖果

 六、一只镶了眼睛的狐狸，木制

 七、黄色扶手椅

 八、埃尔斯迪尔先生的芦笋

 九、连埃弗吕西也上当了

 一〇、我的小礼物

 一一、一场“盛大的五点钟派对”

第二部 维也纳（1899—1938）

 一二、波将金市

 一三、锡安大街

 一四、正在发生的历史

 一五、儿童画里的巨大方盒

 一六、“自由厅”

 一七、年轻可爱的小东西

 一八、很久以前

 一九、旧城的样式

 二〇、维也纳万岁！柏林万岁！

 二一、字面上为零

 二二、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二四、黄金国度5-0050

第三部 维也纳，克韦切什，唐桥井，维也纳（1938—1947）

 二四、“大规模游行的理想地点”

 二五、“一个不可能有第二次的机会”

 二六、“单程有效”

 二七、催人泪下的事

 二八、安娜的口袋

 二九、“一切都相当公开、透明和合法”

第四部 东京（1947—2001）

 三〇、春笋

 三一、柯达胶片

 三二、你从哪里得到它们的？

 三三、真正的日本

 三四、关于抛光

尾声 东京，敖德萨，伦敦（ 2001—2009）

 三五、志良

 三六、一台天体观测仪，一台测绘仪，一台地球仪

 三七、黄色，金色，红色

致谢

一、西区

一个晴朗的四月天，我出发寻访查尔斯的故事。巴黎长长的蒙梭街被通往佩雷尔大道的马勒泽布大街一分为二。那是一座遍布着金色石屋的小山丘，其中点缀着一连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住宅，每栋建筑都像一个有着粗石地板和若干柱头、女像柱和旋涡花饰的小佛罗伦萨宫。蒙梭街81号，我的根付就是从这里开始旅程的。那里靠近山顶。走过时装设计师克里斯汀·拉克鲁瓦的公司总部，隔壁就是81号。但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现在它成了一家医疗保险公司的办公室。

那是一栋完美的建筑。小时候我经常对着这样的建筑写生，花上几个下午的时间用墨笔添画，表现那些窗和柱子间的明暗过渡。这类建筑的正面素描里存在着某种音乐感。看着那些古典元素，似乎能体会到一种韵律：四根科林斯式壁柱耸立在建筑正面，护墙上有四个巨大的石头圆顶。这栋房子有五层高，八扇窗宽。街道的地面是用大石块铺成的，表面处理得仿佛经过了风化似的。我来回走了几次，在第三次经过的时候，发现在这栋房子临街的金属窗窗格里，融合着两个背靠背的“E’，构成的埃弗吕西家族族徽，字母的笔画一直伸进圆顶的空间里，很难为人觉察。我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也想知道它们背后的秘密。我弯着腰穿过人行道，走进一个院子，然后又穿过另一道拱门，来到一个由红砖砌成的马厩区，上面是佣人住的房间。沿途的建筑用料和材质的颜色渐趋暗淡，令人愉悦。

一个送货员捧着几盒披萨走进那家医疗保险公司。通往大堂的门开了。我走进大堂，内部的楼梯井像旋转的烟雾一样穿过整个屋子，嵌金的黑铸铁栏杆一直探上房顶的灯笼状天窗。一个棋盘格子一样的神龛里摆着一只大理石瓮。公司主管们正从楼梯上走下来，鞋跟重重地敲在大理石地板上。我窘迫地退出去。怎么开口解释这个愚蠢的请求呢？我站在街头注视着这座宅邸，拍了几张照片，过路的巴黎市民都带着歉意弯腰从我面前走过。欣赏建筑是一门艺术。你要培养出一种眼光，用来看清一栋建筑如何融人它周围的风景。你得弄清楚它在这个世界上占用了多少空间，又置换了多少空间。比如说，81号是一栋刻意消失于它的邻居之中的房子：有许多房子比它更宏伟，也有许多房子比它更朴素，但比它更不起眼的则几乎没有。

我仰头看着三楼的窗户，那里曾经是查尔斯的套房。一些窗子开向街对面更具古典风格的房屋，另一些则可以越过天井看到由密密麻麻的圆顶、山墙和烟囱帽构成的屋顶景色。查尔斯的房子有一个前厅、两间客厅（其中一间改成了书房）、一间餐室、两间卧室和一间很小的“雅舍”。我努力想象着，他和二哥伊格纳斯肯定是住在这一层相邻的套间；他们的大哥朱尔斯和寡居的母亲米娜住二楼，那里的天花板更高，窗户更大，窗外还有阳台。在这个四月的早晨，阳台上的塑料花盆里几茎天竺葵正开着红花。根据城市档案的记录，这栋屋子的天井上曾经装着玻璃，但现在玻璃早不见了。曾经拥有五匹马和三辆马车的马厩，现在成了间精美的小房子。我很好奇这寥寥几匹马配得上一个成员众多且居住在一起的大家族吗，何况他们还希望给人以良好的印象？

这是一栋巨宅，不过三兄弟一定每天都会在那些黑色与金色交错的旋梯上见面，或者当楼下马厩里备车的嘈杂声回响在玻璃天棚里时、当朋友经过他们门前去楼上的公寓时听见彼此的声音。他们一定找出了避免碰面，也避免听见彼此声音的办法：从我和我自己的兄弟相处的经验来看，我认为和家人住得这样近是很麻烦的。他们一定相处得很好。也许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毕竟，定居巴黎是为了工作。

埃弗吕西公馆是家庭住宅，但它也是家族事业蒸蒸日上时位于巴黎的总部，在维也纳环城路上也有一座埃弗吕西家族的巨宅与之对应。巴黎和维也纳的这两座建筑有着同样的戏剧感，同属家族对外的公共面孔。它们都是1871年建于新兴的时尚地区：蒙梭街和维也纳环城路当时初现雏形，都未曾完工，周围环境就像凌乱不堪、热火朝天、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它们都还处于开发中，正想以更狭窄的街道和无孔不入的暴发户与老城区相抗衡。

如果说置于这片特别街景上的独特房屋看起来有些刻意，那是因为它是剧本的一幕。巴黎和维也纳的这些房子是家族计划的一部分：埃弗吕西家族正在“效仿”罗斯柴尔德。正如在19世纪初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把他们的子女从法兰克福迁往欧洲各国首都居住一样，我们家族的亚伯拉罕，查尔斯·约阿希姆·埃弗吕西，也在20世纪50年代的敖德萨策划了这次扩张。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族长，他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了两个儿子：伊格纳斯和莱昂。后来他50岁再婚，又生养了几个子女：两个儿子米歇尔和莫里斯，两个女儿泰蕾兹和玛丽。他的六个子女被培养成投资家，或者嫁人相配的犹太世家。

19-21

1991年，我得到一个日本基金会提供的两年奖学金。这个计划的目的是给七名专业兴趣不同（工程、新闻业、工业、制陶）的英国年轻人在一所英国大学学习日语，然后到东京生活一年的机会。我们将有助于开创一个和日本接触的新时代。我们是这个计划接纳的第一批人，背负着很高的期望。

第二年，每天上午我们都要穿过街头林立的快餐店和电子商品折扣店上山，去涉谷的一家语言学校。东京正从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中复苏。上班族常常为了看一眼屏幕上爬升得越来越高的日经指数，在全世界最繁忙的人行横道上驻足观望。我为了避开地铁高峰，会提前一个小时出门，去与一位年纪稍长的奖学金获得者碰面，他是个考古学家；我们会在上课途中以肉桂面包和咖啡作早餐。我有家庭作业，正经的家庭作业，从我小学毕业后，这还是第一次。我每周要学会150个日文汉字和日本字母，分析一篇小报上的文章，还要每天背诵几十条日常对话。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害怕过家庭作业。另一个年轻些的奖学金得主会用日语和教师们打趣，谈他们看过的电视节目或政治丑闻。语言学校在两扇绿色的铁门后面，我记得，为了体会一个28岁的人踢学校大门的感觉，有一天早晨我踢过这两扇门。

下午的时间我们自己支配。每星期有两个下午，我会在一间陶艺工作室度过，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人，从做茶碗的退休商人到用粗红陶土和网格制作先锋派艺术品的学生，大家共处一室。付过预付款后，拉过一条无人占用的长凳或带脚轮的椅子就可以坐下来开工。那里并不嘈杂，但有兴奋的嗡嗡交谈声。我开始第一次用瓷土做我的作品，把罐子和茶壶的陶坯从转轮上取下来，然后轻轻用手抚平它们的边缘。

自从儿时缠着父亲带我上夜间学习班（制陶）开始，我就一直在制作各种盆盆罐罐。我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只上了奶白色釉、带一抹钴蓝的碗。我学童时期的大多数下午是在一间陶器厂度过的。我17岁就早早离开了学校，向一位严师学习，这位老师是英国陶艺家伯纳德·里奇的信徒。他教会我各种材料之间的关联和适用性：我用灰色黏土制坏过数百个汤碗和糖罐，也因此清洗过数百遍的地板；我还会帮忙制作釉料，将其精心调配成东方色彩。他从未去过日本，却有很多关于日本陶器的书：我们会一起讨论某个茶碗与我们手里的咖啡杯相比，有什么优点。他会没头没脑地说：“当心，物以稀为贵。”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沉默，有时候听听古典音乐。

在我十多岁时的学徒生涯中期，曾在日本过了一个长长的暑假，拜访日本各地的陶器村，包括益子町、备前市、丹波市，向一些同样严厉的制陶师傅学习。每一次推拉纸门的声响，或茶馆花园里的流水漱石声，都能使我顿悟，就像每间唐恩都乐甜甜圈店前的霓虹灯都能让我心神不安一样。回国后，我为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自己有多么投入其中，文章的题目是《日本和陶艺家伦理：培养对材料和时代印记的敬畏》。

学徒期结束后，我在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我花了七年时间默默无闻地独立工作，在威尔士边境布置工作室，后来又来到糟糕的内城区。我非常专注，我的瓶瓶罐罐也一样。现在我又一次来到日本，在一间乱糟糟的工作室里，坐在我旁边的男人在大聊棒球，我则在制作一只束口瓷瓶。我自得其乐：事情进展得不错。

每周有两个下午，我会在日本民艺馆（即日本民间艺术博物馆）的档案室撰写一本关于里奇的书。博物馆位于郊区，由一座农庄改建而成，藏有柳宗悦收集的日本和朝鲜的民间艺术品。柳宗悦是一位哲学家、艺术史学家和诗人。他发展了一套理论，解释为什么由一些不知名手艺人制作的工艺品，如陶器、篮子、布艺等，看起来会那样美丽。在他看来，这些物品表现出无意识的美，是因为它们经过大量手工制作后，已经让手艺人完全超脱了自我。20世纪早期，年轻的他和里奇在东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常常写信，互相交流阅读布莱克、惠特曼和罗斯金的心得体会。他们甚至在东京郊外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创办了一个艺术家根据地。在那里，里奇在当地男孩的帮助下制陶，柳宗悦则向他那群放荡不羁的朋友讲述罗丹与美。

穿过一扇门，石头地板变成办公室的油毯，沿一条走廊走到底就是柳宗悦的档案室：房间不大，长3.6米，宽2.4米。房间里有几个顶着天花板的书架，上面全是他的书和一摞摞装着他笔记和信件的马尼拉纸盒。房间里有一张书桌和一盏灯。我喜欢档案室，这个档案室非常安静，而且极为昏暗。我在这里阅读，做笔记，计划写一本关于里奇的修正主义历史的书。那将是一本隐秘地探讨日本风的书，西方由此热情而富有创造性地误解了日本上百年。我希望知道日本为什么能让艺术家群体产生如此的热情和专注，以及让学术界固执地提出一个又一个误解。我希望通过撰写这本书，能帮助自己从对这个国家无法自拔的深深迷恋中解脱出来。

另外，每周有一个下午，我会和我的舅公伊吉在一起。

……

我也懂得某个事物是否乐于接受整个手掌或仅仅是手指的接触，或是否抗拒你的接触。干涉一个物体并非总是好过不干涉它，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生来就是宜远观不宜把玩的。而且，作为制陶者，当人们谈论我的作品，仿佛把它们当成有生命的事物时，我的感觉总是有些奇怪：我不知道能否接受自己的作品拥有来生。但一些物品确实在制作过程里保持了那种跳动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让我着迷。这是在触摸或不去触摸之前犹疑的那一瞬间，一个奇怪的时刻。如果我选择拿起这只把手附近有个缺口的白色小杯子，它会在我的生活里占有某种地位吗？作为一个小东西，这只杯子更偏乳白色一些，做咖啡杯用似乎太小，外表看上去不那么均衡，但它可以成为我摆弄各种物品的那种生活的一部分。一件被人喜爱，甚至是最喜爱的物品，可能退隐到个人讲述故事的领域里，以感悟而迂回的方式与记忆交织在一起。我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也可以把它交给某个人。

物品的承袭就像讲故事。我把它交给你，是因为我爱你，或因为它是别人送给我的，因为它是我在某个特别的地方买下来的，因为你会关心它，因为它将进入你的生活，因为它会令别人心生嫉妒。涉及遗产的故事总是一言难尽。该讲述什么，该遗漏什么，其中可能有着一连串的遗忘，对于前一个所有者的记忆的消逝，正如新的故事的缓慢延续。那么这些日本小工艺品传递给我的，又将是一个什么故事？

我意识到自己在这些根付里沉溺太久。面对这些来自我深爱的长辈的遗产，我或者在余生里将其束之高阁，或者去找寻它们的意义。一天晚上，我一边在宴会上向几位学者讲述我所知道的故事，一边对它的平庸感到厌倦。听得出他们喜欢这个故事，我的声音在他们的回应声里回响，不仅仅变得平庸，而且变得越来越浅薄。我必须马上把这个故事梳理出来，不然它会消失掉。

忙不是借口。我刚在一家博物馆完成了一次瓷器作品展，如果安排得当，还可以把一个收藏家的订单往后拖一拖。我已经和妻子商量过，处理好了日常事务。三四个月时间应该不成问题，那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返回东京访问志良，并去巴黎和维也纳探访。

因为祖母和舅公伊吉都已过世，我不得不求助于我的父亲。他80岁了，对这件事很上心。他说，会帮我找一些能够提供背景资料的家族物品。四个儿子中的一个对家族旧事感兴趣，他似乎很开心。但他提醒我说，资料不多。他带着四十几张照片来到我的工作室，还带来了两份薄薄的蓝色信件，他用黄色的记事贴在上面做了标注，大部分文字清晰可辨；一份我祖母在20世纪70年代做过标注的族谱；一本维也纳俱乐部1935年的会员册；还有一摞带题字的托马斯·曼的小说。我们上楼来到我烧制瓷器的办公室，把这些东西摆在长桌上。“现在，你是家族档案的保管人了。”他对我说。我看着它们，怀疑能从里面找出多少有用的东西。

我多少有点绝望地问是否还有更多的资料。那天晚上，他在他居住的退休神职人员大院的小公寓里又翻找了一遍，然后打电话告诉我，他找到了另一册托马斯·曼的小说。这趟旅途似乎比我想象中复杂得多。

可是，我没有任何怨言。我对查尔斯——根付的第一个收藏者——的生平所知甚少，但我找到了他在巴黎的住所。我把一只根付放进口袋，踏上了旅途。

这本书细致地描述了对失落的家族与失落的时代的追寻。从打开这本书的那一刻起，你便走进了重建起来的古老欧洲。

——科尔姆·托宾

出乎意料地结合了微观的物品形式与宏观的历史，而且极其成功。

——朱利安·巴恩斯

睿智、奇异与吸引人。

——A.S.拜厄特

这本书不仅可以当成年度选书，还可以当成十年一度的选书……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内容横跨好几个世代，值得数代的人珍藏与反复阅读。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你所能想象的最吸引人的历史教训。

——《纽约客》

一部非凡的作品……德瓦尔灵巧地将一个迷人家族的各种生活主线编织起来……他也横跨了城市、大陆与世代，时刻感受着地域与物品的力量——从国家的纪念性建筑到根付——进而铺陈出人类的历史。

——《星期日电讯报》

这本书一次要买两本，一本留着，一本送给你最亲密的爱书之友。

——《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