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武能先生研究歌德、译介歌德成就显赫,获得国际歌德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成为荣膺这一世界歌德学研究最高奖的第1个中国人。学界泰斗季羡林专门为本书作序,对本书做了高度评价。本书在1991年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的篇幅,添加了不少珍贵插图,是新版插图本。
杨武能、莫光华著的《歌德与中国(新版插图增订本)(精)》具体而准确地回答中国人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情况下开始认识歌德的?歌德的作品和思想在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得到了怎样的评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歌德那里,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它的作家们获得了怎样的启迪?
大文豪歌德,大凡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然而很多人不清楚歌德与中国的渊源,不知道中国文化对歌德的影响,更不明白把歌德引介给国人的过程及其意义。杨武能、莫光华著的《歌德与中国(新版插图增订本)(精)》分为“歌德与中国”和“歌德在中国”上下两篇,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化对歌德的影响以及歌德对近100年来现当代中国留下的烙印。
季羡林先生序
自序
上编 歌德与中国
第一章 德国和欧洲启蒙运动前后的“中国热”——歌德认识中国并受其影响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一节 “中国热”的表现
一、兴起追求中国时髦的Chinoise
二、热衷于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著述和中国经籍
三、积极研究中国的思想精神、文化学术和社会现实
四、假中国人之名杜撰讽喻现实的“中国文学”
第二节 产生“中国热”的原因
一、历史、政治和社会原因
二、哲学、精神和思想原因
三、物质层面的原因
第二章 歌德——“魏玛的孔夫子”
第一节 “中国热”影响下的魏玛
第二节 歌德与魏玛
一、歌德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了解
二、歌德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三、中国文化对歌德的影响
第三章 歌德和他的著名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一、《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诞生始末
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的思想情感内涵
三、《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的中国因素
第四章 歌德论“世界文学”
一、歌德不同时期有关“世界文学”的论述
二、歌德何以能第一个提出“世界文学”的伟大构想
三、歌德“世界文学”构想的丰富内涵
下编 歌德在中国
第五章 百年回眸:歌德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接受
一、洋务运动和中国人对歌德的最初了解
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歌德作品的早期中译
三、五四运动和我国介绍与研究歌德的第一次高潮
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歌德热”的余波
五、新中国成立后歌德地位和影响的升降沉浮、大落大起
六、1999年歌德诞辰二百五十周年在中国
第六章 歌德与中国现代文学
一、《维特》与中国书信体小说
二、《子夜》妙用《维特》
三、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歌德
第七章 郭沫若与歌德
一、“歌德翻译家”郭沫若
二、郭沫若所认识的歌德
三、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
四、郭沫若——“中国的歌德”?
第八章 为大师造像——中国诗人笔下的歌德
第九章 歌德与我们
一、今日中国:“歌德已经死了”?——歌德与当代中国青年
二、“去受苦,去哭泣,去享受,去欢乐!”——记当代中国的歌德译介者
第十章 歌德在中国接受的新纪元
重订感言:道路寂寞、漫长而无止境
不能不做的补记
附录1 四川与歌德 歌德与四川杨武能
附录2 汉学家克拉普洛特及其他——答×先生
附录3 歌德生平和创作年表
参考书目
三、歌德“世界文学”构想的丰富内涵
歌德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解说远不止上面引的几点;但仅从这几点,我们可看出以下三层意思:
首先,歌德认为世界文学形成的最起码和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实现各民族之间普遍的容忍。为此,各民族应通过包括文学交流在内的精神交流,而学会相互了解,相互关心,相互尊重。歌德这种以容忍为基本内容的世界文学思想,是一种热爱人类、热爱和平的真诚情感在文学观中的反映。它发展了歌德与席勒过去提出的以美育改造人性的理想,将启蒙思想家倡导的不同宗教和教派之间的宽容,扩展为各民族之间的宽容或者说容忍。歌德生活在分裂落后的德国和战乱频繁的欧洲,一生历经沧桑,在晚年对世事的认识更深刻,才能提出这样的思想。通过世界文学,通过文学交流使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容忍,这一思想应该说在今天还没有过时,或者说永远也不会过时。
其次,歌德坚信,“只有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也就是说,文学——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应该为人类服务,被人类所理解和接受。文学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真理。正是由于各民族都贡献出了数量不等的这样的作品,世界文学在今天早已成为现实。歌德之所以能写出《浮士德》这样的不朽杰作,之所以能成为各国人民共同景仰的世界大文豪,正由于他有着为全人类而写的明确意识。因此,歌德心目中的世界文学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它不仅仅属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而属于全人类和全世界。他深信,“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但是,与此同时,歌德又讲要“让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点”,讲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要求各民族思想变得一致”。作为一位德国作家,他不止一次强调“在未来的世界文学中,将为我们德国人保留一个十分光荣的地位”;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形成的过程中,“德国人能够和应该做出最多的贡献”,“发挥卓越的作用”。他同时又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学的特点和长处,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对它们津津乐道。在创作实践中,他努力吸收其他民族文学的优点,奉行拿来主义,但却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他创作的《西东合集》也罢,《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也罢,其基调仍然是西方的,德国的,歌德的;他的浮士德,这位人类杰出的代表,仍然是一个德国男子。对于中国文学,歌德是十分推崇的,坦然地承认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原始森林的时代”,中国已有了像样的文学作品。但是,他又认为不应拘守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某一特定的外国文学,奉它为楷模,如果一定要有楷模,那“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也就是回到自身的传统中去找”。
总而言之,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思想以及实践,都绝无抹杀民族特点和否定历史传统的意思。恰恰相反,越是具有民族特色和悠久传统的如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和阿拉伯文学,就越得到歌德的重视。一部《浮士德》使我们确信,歌德是一位很懂得辩证法的哲人和思想家;研究他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加深了我们的这一信念。
应该说明一下,歌德并没有写一篇专文来郑重其事地论述世界文学,他的有关思想都散见于书信、谈话和文章中。他并未对世界文学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世界文学之于他只是一种理想,一种憧憬。这个世界文学的概念可以认为还相当模糊。而唯其模糊,它的内涵就更加丰富,不同的研究者尽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和生发;唯其模糊,它又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可以让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都接受、继承和发扬。在当今这个仍然战火纷飞,仍然存在民族歧视和民族仇恨的世界上,还需要通过文学交流来增进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增进人类的共同认识,增进相互宽容的精神。
1827年是歌德与中国文学发生关系最多的一年,也是他最早和最经常谈论世界文学的一年。这中间并不仅仅存在一个简单的巧合,而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通过接触中国文学——虽然只是肤浅的接触,歌德事实上完成了对当时存在的世界各主要文学的了解。阅读《好逑传》等中国作品,为他世界文学的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对此,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但是,如果以为,歌德唯独重视中国文学,特别重视中国文学,那就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误解,而本书的读者,又极易产生这样的误解。事实上,歌德重视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晚年的歌德也无异于一种精神隐士,他从狭隘鄙陋的德国逃向广大的世界,从猥琐丑恶的现实逃向美善的文学,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寄托着他对人类的未来的理想,成了他精神的归宿。
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既富于博大、积极、进步、乐观的人文精神,也充满深邃、超前的辩证精神。
P108-111
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西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两者走到了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和深远的影响。不只是中德或者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还有中德两国的文学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演变的历史,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了歌德与中国的相互关系中。
一百多年前,德国已有人开始研究歌德对中国的了解认识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问题。后来,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也就此题目发表了难以尽数的论文和专著。拿联邦德国著名汉学家、海德堡大学教授德博(Gtinther Debon)的话来说,“这方面要研究的问题几乎都研究过了,要讲的话几乎都讲完了”。因此,笔者只准备将前人重要的成果加以归纳总结,系统地介绍给我国读者,并在必要时做一点分析和评论,这样便产生了本书的上篇。
反之,对于歌德与中国的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有关歌德及其作品、思想在我国的介绍、研究和影响问题,却迄今未见有深入、系统的考察和论述。不独国内如此,国外亦然。也就难怪,在1982年纪念歌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前后,笔者发表几篇不成熟的文字,竟在国内外引起注意,应邀参加了在海德堡举行的“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讨论会。随后,我又获得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到联邦德国深入进行同一课题的研究。
歌德与中国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研究的大题目。读者不难看出。本书着重的是比较文学的所谓影响研究,因此使用的主要是实证的方法,对文学和文学家谈得也比较多。有关的材料和事实是异常丰富的,只不过过去被淡忘了;现在发掘、整理出来,不仅可能使人感到新鲜,感到惊讶,还可能引起我们思考,给我们启迪。试问,有谁想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竟有不止一位十分重视歌德?在我们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中,竟有那么多人受过歌德影响,与歌德发生过关系?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小说,竟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喜爱,有不止一种中文仿作?歌德作品中的人物竟然改头换面,参加我们抗日宣传的行列?……材料的丰富和富有启发性使笔者禁不住产生一个希望,那就是这本浅薄的小书或许能得到学术界同人的理解——这当然包括批评和指正,能为较多的读者所接受,从而引起大家对于类似的研究的兴趣,以便不久的将来有更深刻的著作问世。
在几年来的研究工作中,我得到了前辈学者钱锺书、冯至以及联邦德国德博教授、鲍吾刚教授(Wolfgang Bauer)的指点,同辈学友杨义、张隆溪、赵毅衡等的帮助,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武能
1987年3月
于重庆四川外语学院
我个人认为,这样一本书,无论是对中国读者,还是对德国读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它都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季羡林